青少年既是“開盒”主力，也越來越多是“受害者”

編者按

【解放日報“上觀時評”4月28日發布《上海一女子被虐貓者“開盒”，必須讓違法者付出沉重代價》一文談到：“因舉報虐貓者，上海反虐貓志愿者‘芝麻’（化名）和家人均遭遇‘開盒’，身份證信息、手機號、住址、單位被曝光，被惡意造謠、騷擾。近期最新消息顯示，上海市公安局徐匯分局認為符合刑事立案條件，已決定立案。”“據報道，虐貓群里有人公布了‘芝麻’的微信號和qq號，很多陌生人添加‘芝麻’的微信和qq進行騷擾，造謠她‘賣淫’‘整容’‘精神分裂’。她的家人還發現有陌生人到家門口踩點，對著門窗拍攝。面對巨大的精神壓力，‘芝麻’必須每天晚上吃安眠藥才能睡覺，被醫院診斷為復發性抑郁障礙，沒法正常上班，全家也被迫搬離原來的房子。”解放日報理論團隊約請三位專家三論“開盒”，下為第三篇。】

“開盒”，顧名思義就是為了破除對方偽裝，像撕開包裝盒一樣。

網絡“開盒”，指的是利用網絡技術，非法獲取并公開他人隱私和敏感個人信息，如姓名、住址、電話、照片、身份證號碼、財產、醫療、消費情況等，然后進行威脅恐嚇、騷擾報復、網暴攻擊等行為，有誹謗性、誣蔑性、侵犯名譽、損害權益和煽動性特點，給受害者造成巨大的精神壓力和傷害，產生嚴重的不良社會影響。

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入庫參考案例《吳某慧、陳某強等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人民法院明確指出，對于通過網絡“開盒”等方式公開曝光他人個人信息，符合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規定的，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定罪處罰；并對“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的認定給出考量方向，為判斷網絡“開盒”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如何定罪提供了直接指引。

至此，通過網絡“開盒”售賣個人信息、侵犯個人隱私行為，終于被定性。

最高人民法院明確網絡“開盒”在何種情況下屬于違法犯罪行為，以及對應的法律責任。

一、網絡“開盒”行為

泛化趨勢對青少年帶來沖擊

用戶數據的保護與“開盒”頑疾難除，是備受關注的社會議題。

從網絡用戶角度來看，由于缺少可感的組織邊界、無需負責不良后果的心理設定，買賣信息、造謠傷害等亂象叢生，從原來的個體行為趨向商業化、產業化，引發“人肉搜索”和網絡暴力，還有些網絡用戶傳播“開盒掛人”教程。

更有甚者，有商家提供有償“代罵”服務，帶給人們諸多困擾。

從社會治理角度來看，“開盒”黑灰產涉及產業鏈環節過多，需要持有數據的機構進行重投入和強維護，治理范圍和難度較大，以當前的技術手段，很難從源頭阻止“開盒”，需要以法律手段進行懲戒，在事發后讓“開盒者”付出沉重代價，從而肅清亂象。

近年來，網絡暴力給青少年帶來很大沖擊，其中，暴力視頻容易對青少年造成心理問題。

當前，有不少青少年由于被“開盒”而備受打擊。

有相關部門發現，部分網絡平臺接受匿名投稿，曝光青少年隱私信息。

一旦成為被“開盒”對象，隨之而來的是：線上，社交媒體賬號私信和評論內無盡的圍攻、謾罵、羞辱；線下，隨時可能遭遇上門騷擾、恐嚇威脅。

“開盒”信息若被不法分子利用，青少年還會面臨現實人身安全問題。

泄露出去的個人信息無法被追回或封存，青少年及其家人會長期處于恐懼之中，有的甚至患上抑郁癥、自殺。

由于青少年社交需求強，喜歡在網上“曬”，個人隱私泄露的風險隨之增加。

同時，青少年參與“開盒”越來越多，“開盒”行為呈現低齡化發展態勢。

由于較早觸網、對事物的分辨水平不高、易沖動、理性思考不足，不少青少年法治意識淡薄，在網絡上無法規范約束自身行為，成為“開盒”主力。

隨著“飯圈”低齡化趨勢加劇，青少年“開盒”行為伴隨著非理性的追星情緒。部分粉絲因飯圈討論中言語意見不合，就采取“開盒”手段網暴他人，產生從網絡到現實的巨大波動。

多起典型案例直觀說明了這一現象。

二、青少年對于網絡“開盒”的認知誤區

有觀點認為，“開盒”是由“人肉搜索”演化而來。

有的青少年把“開盒”當成解決矛盾、樹立權威、宣泄情緒或獲取流量的工具。

這種漠視他人權益和社會規則的行為，對正在價值觀可塑期的青少年來說，存在很大危險。

當前，一部分易受他人影響的青少年誤認為，推波助瀾不是網暴而是義舉，同時還可以發泄個人情緒，導致心智不成熟期的青少年參與者眾多。

也有青少年將“開盒”理解為社交權利，認為在群里共享信息是正常交流，如果沒有別人感興趣的“頭條”或“奇聞”，就沒有存在感。

尤其在飯圈文化中，網上“開盒護主”行為，不單具有群體性、正義性設定，還具有一定的“價值感”。

一些青少年認為保護“偶像”或者得到他人認可，冒險也是值得的。

此外，法不責眾的錯誤觀念，也讓青少年跟隨從眾行為，沖動開盒，不計后果。

但實際這些行為，均站在道德制高點對他人進行“私刑審判”，罔顧法律的公平正義，也忽視可能受到法律制裁的風險。

三、杜絕“開盒”，

以法律保護青少年健康發展

最高人民法院從法律層面對“網絡開盒”頑疾加強治理已拉開序幕。青少年是參與“網絡開盒”的主力，被開盒的青少年受害者也越來越多。在青少年“網絡開盒”的治理上，僅從法律層面規制未成年人犯罪還不夠，必須加大對青少年的教育引導。

一是完善青少年保護機制。青少年采取網絡開盒方式進行報復的行為，只會導致“開盒暴力”的惡性循環。他們心理承受能力低，抵御能力弱，遭遇個人信息泄漏危機和網絡暴力時，會面臨更多的困境，可能引發校園排斥、自殘等嚴重后果。

無論是施暴者還是受害者，“開盒”行為都會影響青少年正常的心理建構。

在遭遇開盒事件時，青少年應第一時間告訴家長和老師，在正確引導下處理此類事件，不能以暴制暴。

老師和家長要給予更多關注，幫助他們渡過難關，尋找相關部門阻斷傳播渠道。

政府部門需要建立一站式維權平臺，給受害人提供技術和法律支持；加強家庭、學校、社區和社會四位一體的協同治理；細化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認定標準，強化對“開盒”網絡黑產的打擊力度。

二要教育青少年知法懂法。青少年正處于價值觀形成的重要時期，模仿和沖動特征容易使其社會和群體參與度增強，特別是在網絡中“看不見”的傷害增加了青少年行動的可能性。

因此必須考慮到青少年成長期的特殊性，根據青少年心理健康特點，對其進行教育。并加強相關法律及現實事例的普及教育，讓他們認識到違法犯罪行為及其引發的不良后果，加強邊界意識，守住法律和道德底線。

三要提升青少年文化素養。在加強“網絡開盒”法律治理的系統工程中，事前預防、事中干預、事后懲治相結合，是關鍵。

其中，事前預防，是阻斷青少年“開盒”的最有效方法。

要提升青少年文化教養。面對青少年喜愛和消費的網絡亞文化，要嘗試構建好網絡社交的正向價值結構。也可以通過諸如游戲植入等方式，形成反網絡暴力、保持個人隱私的新敘事，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

四要加強網絡平臺的管理和技術支持。完善的基礎設施為網絡平臺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但也為平臺管理帶來了巨大挑戰。

“開盒者”往往借助匿名賬號、境外平臺、加密通訊層層掩護，已經形成產業鏈條，從盜賣信息到技術破解再到擴散傳播分工明確又較為分散，司法打擊成本高。

政府需出臺管理辦法，不僅從法律層面對“開盒者”零容忍，還從技術層面加強管理，要求各平臺升級完善保護措施，比如使用ai防御系統，采用未成年人模式保護青少年，利用更先進的網絡技術，線上線下同時治理，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長。

作者：曾燕波（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上觀新聞

制作審核：院黨委宣傳部

（院科研成果傳播辦公室）

責任編輯：劉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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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觀號作者：上海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