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夏，江西軍區機關里的一間小屋燈光亮到很晚。匯報完贛西南剿匪情況后，已經身居軍區政委位置的陳正人，提起遂川這個名字時，停頓了幾秒。他抬頭說：“那里，還有個欠了太多命債的人，還沒算賬。”屋里的人都明白，他說的是誰。

要弄清這句話背后的分量，視線得往前移二十多年，移到江西鄉村那個民團橫行、白色恐怖籠罩的年代。

一、亂世土豪與“清黨委員”的來歷

大革命失敗后，國共合作破裂，北伐大軍余波未散，江西農村卻陷入另一種混亂。縣里兵權、錢糧都搖搖欲墜，各種“自衛隊”“民團”“保衛團”像雨后春筍一樣冒出來，名義上是保鄉衛民，說得不好聽一點，就是一支支私人武裝。

遂川縣也不例外。就在這樣的土壤里，肖家璧慢慢浮出水面。

北伐軍打到江西后，舊軍閥勢力暫時退潮，但農村里的地主土豪并沒有消失，只是換了一套說法。肖家璧抓住機會，以“鄉村自衛”的名義，把一批地痞流氓、失業兵痞收攏起來，湊起了幾百人的民團，還弄到了洋槍土炮。受過一點新式教育的他懂得“關系”的重要，經常往省城、縣城跑，和當地國民黨軍政人物套近乎。

1927年“清黨”風起后，國民黨方面在江西不少縣里都設立了所謂“清黨委員會”，專門打擊共產黨人和左翼力量。需要的正是這樣一類人：熟悉地方、手里有槍、敢下狠手。于是，一度因為在南昌活動而被捕的肖家璧，不但被釋放，還搖身一變，被任命為遂川縣“清黨委員會主席”，手中的民團搖身成為“合法武裝”。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此之前，遂川已經悄悄冒出了另一股完全不同的力量。

二、一個十八歲青年與一個縣的暗戰

陳正人，遂川本地人，原名陳林。18歲那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那是在大革命高潮剛剛過去不久的時候，風向正在悄悄變化，但在偏遠縣城里，許多人還沒意識到風雨將至。陳正人不一樣，他很早就與進步青年接觸，接受了新的觀念。

次年冬天，他受組織委派回到遂川，開始在家鄉秘密發展黨組織、發動農民運動。夜里，土墻院子里小油燈一亮，幾個人圍在一起，討論的不是家長里短，而是“減租”“分地”這些敏感得很的話題。對縣城里的土豪而言，這種動向就是在“掘根”。

陳正人和那些地主打交道，不止停留在紙面上。一次，在南昌參加工作時，他參與了對一名潛伏的地方土豪的抓捕和抄家——這人喬裝成商人，打算摸清城里的風向再回鄉組織勢力。此人，就是肖家璧。抄家時登記的銀兩、田契，讓人直觀看到了這個家族在遂川的分量。

那次事件，成了兩人之間恩怨的起點。對肖家璧來說，他牢牢記住了這個年輕的共產黨員；對陳正人來說，他未必想到，這個“案子”會影響到自己家人的生死。

隨著大革命失敗，白色恐怖迅速擴大。1927年6月，被關押一段時間的肖家璧獲釋，旋即回到遂川，頂著“清黨委員會主席”的名義上位。他原本就有的民團武裝，立刻成為清剿共產黨人和農會骨干的主力。他非常清楚，誰是“眼中釘”。

當時的遂川，有兩股力量在暗中角力。一邊，是剛剛萌芽的地下黨組織和農民運動，人數不多，卻有理想、有組織；另一邊，是有槍、有錢、有官方“合法身份”的縣里豪強武裝。表面還看不出太大動靜，但很快，一場更大的風暴就要席卷這里。

三、秋收起義路上的冷槍

1927年秋，湖南、江西一帶的農民運動遭到嚴重打壓后，中共中央決定發動秋收起義。9月，毛澤東率領起義部隊在湘贛邊界展開行動，隨后決定向井岡山進發，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

起義部隊行軍路線上，本來也不打算在遂川多停留。但在那樣的環境下，一支打著“民團”牌子的地方武裝，有時比正規軍更難纏。尤其當這支民團的頭目，對共產黨有著刻骨仇恨時。

1927年10月22日，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隊伍路經遂川，一支由肖家璧操控的警衛團悄悄埋伏在路旁。當地山路狹窄，溝壑縱橫，一旦遭襲，很難展開隊形。就在部隊通過要道時，對方突然開火，打得極為突然、狠辣。

戰斗非常激烈。起義軍被打亂隊形，隊伍被迫分割，一部分與主力失去聯系。為了避免遭到進一步圍殲，毛澤東只好率領身邊僅有的四五十名指戰員，繞小路急行，走了十多里山路，避開險要路段。這才轉到另一條線路，繼續向井岡山方向推進。

在軍史記載中，井岡山之路并不平坦。各地民團、保衛團的冷槍冷炮不時襲擾，遂川一戰只是其中一次，卻很典型——地方土豪武裝對革命隊伍的威脅，在這一刻暴露得清清楚楚。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此后對遂川一帶的敵情一直心中有數。第二年初，他再次率部進軍遂川，與肖家璧一手組織的靖衛團發生激戰。經過多次交鋒，地方武裝吃了不少虧，退到山嶺間死守。

按理說，這種地方民團在正規軍連續打擊下，很難堅持太久。但國民黨江西省政府的軍隊卻伸出了援手。朱培德部隊趕來增援，使得肖家璧一度熬過了最困難的時刻，也使他有了在此后幾年里繼續作惡的“資本”。

四、母親的沉默與“清黨”的真相

井岡山根據地建立后，紅軍與地方反動武裝之間的拉鋸并沒有停止。在國民黨控制區內，白色恐怖愈演愈烈，真正受到沖擊的，往往是那些沒有槍、沒有職務、卻與共產黨人有血緣關系的普通家屬。

陳正人的母親張龍秀，就是這樣一個普通又不普通的農村婦女。在兒子投身革命后，她留在家鄉，過著日子依舊要過、但時時提防的生活。有人上門打聽陳正人的情況，她多半只答一句：“在外頭做事。”再多就不說了。

到了1930年初，局勢對共產黨不利。根據地內外多條戰線承受巨大壓力，井岡山根據地轉移后，原有的一些聯系一度中斷。肖家璧認為“機會來了”，開始集中力量清算他眼中的“老賬”。

1930年2月，他的人馬在遂川一帶展開搜捕，對象之一，就是陳正人的家人。張龍秀終被抓到。面對審訊，她始終咬緊嘴巴，不肯交代兒子的行蹤，也不肯“認罪”。在當時，這樣的沉默幾乎可以預見后果。

關于她在獄中的遭遇，不同回憶材料里有一些細節描寫，有的提到毒打，有的提到刑具。這類細節因來源多屬口述記憶，難免存在出入，但有一點比較明確：張龍秀是在嚴酷的刑訊之后被殺害的，死時沒有留下對兒子的任何“供詞”。

有人后來回憶起這件事時說：“那時候，誰家有個參加紅軍的孩子，家里就像背著一塊磨盤。”這話并不夸張。在白色恐怖之下，許多早期黨員的父母、妻子、兄弟都遭到株連。陳正人一家的遭遇，只是眾多案例中的一個。

從政治角度看，這類殺戮是“清黨政策”的直接后果。國民黨地方當局把與共產黨有關的人視為“罪犯家屬”，鼓勵或默許地方武裝嚴厲打擊。在遂川，這項“任務”幾乎完全落在了肖家璧和他手下民團身上。個人恩怨、階級報復與政治清洗混雜在一起，使這一時期的暴力帶上了極強的私人色彩。

這件事對陳正人造成的打擊可想而知，但在長達十多年的戰爭歲月里，他沒有機會也沒有條件把個人仇恨單獨拿出來。他只能把這筆血賬，壓在心底，卷進更大的斗爭中。

五、戰火中的錯身與1949年的重逢

抗日戰爭爆發后，形勢發生復雜變化。華中、華南戰場上，日軍、偽軍、各路地方武裝交織在一起。有的民團選擇暫時“忍讓”，有的則趁機擴張地盤。肖家璧在這期間也有所“變通”，一度打著反日旗號活動，卻始終沒有放棄對共產黨人的敵視。

1945年5月，江西在抗戰大局變化中逐步解放，一些地區的舊勢力被掃蕩，但山高林密的遂川一帶，情況要復雜得多。抗戰結束后，內戰又起，國共雙方在全國范圍內展開較量。贛西南山區成了戰略上的一塊“夾心地帶”，國民黨軍隊撤退時留下的散兵、地方頑固武裝、土匪股匪交織在一起。

正是在這個階段，陳正人逐步走上了更重要的崗位。他在多條戰線上擔任政治工作，后來出任江西軍區政委，主要負責全區政治建設和部隊思想工作。看似離遂川那塊土地遠了，實際上，他對于那里的山川地形、村落分布、地方勢力狀況，比許多軍官還熟悉。

1949年，解放戰爭進入尾聲，江西全境的解放已經提上日程。軍事斗爭的重點，從正面戰場逐漸延伸到“清剿殘余”。在許多內陸省份，剿匪任務其重要性并不亞于正面作戰，因為地方舊勢力一旦得不到及時清除，很容易借地形、民情之便死灰復燃。

在一次向中央領導的工作匯報中，談到江西剿匪部署，陳正人提及遂川。他平靜地說：“那個地方的地方武裝，和我們黨的斗爭歷史很長，殺害過不少干部群眾，其中有我的至親。”這句話把個人遭遇與全省局勢聯系在一起，并沒有強調自己的仇恨，而是把肖家璧這個人，放在了“嚴重危害地方安定”的位置上。

毛澤東聽得很仔細。他對遂川那段斗爭并不陌生，也清楚當地民團對秋收起義上井岡山所造成的阻礙。此時的考慮，已經不是幾十年前某一場戰斗的損失，而是如何徹底瓦解殘余反動武裝，給新政權掃清障礙。

據當時在場的人回憶，毛澤東對陳正人說話的語氣很干脆：“你對那里情況熟，就帶上一個團回去。這個人，不要打死，要活捉。”隨即明確提到，由陳正人率江西軍區425團，深入遂川配合主力開展剿匪。

這次派遣，可以看作是對陳正人多年斗爭經歷的一種信任：熟悉敵情、熟悉地形，又有足夠的政治操守，能夠把個人恩怨納入組織方針之內處理。也是把一筆沉積多年的“舊賬”，交給人民軍隊以新的方式來結算。

六、425團進山：熟路與生死路

接到任務后，425團很快完成集結。對普通戰士來說，這是一次普通的剿匪行動；對陳正人而言，卻是走向故鄉的一次軍事回歸。

進駐遂川之前，陳正人把參謀、團以上干部叫到一起，詳細講解了當地的山形水系、道路要點以及可能的敵情。他畫出幾條曲曲折折的線，指著說：“這幾個寨子，都是他多年的老窩。別看只是幾個土屋，通往山頂都有暗道。”

一名年輕參謀忍不住問：“政委，這次是不是……可以把老賬一起算了？”陳正人看了他一眼，只回了一句：“按軍紀辦事，按政策辦事。”

425團進入遂川時，當地老百姓的反應不盡相同。有的村莊早就盼著解放軍來，主動提供情報；也有被嚇怕的鄉民躲在屋里，遲遲不敢露面。畢竟，在過去二十多年里，他們看多了各路“隊伍”來來去去，真正敢斷言形勢已變的人，并不多。

據當時參與剿匪的老兵回憶，這一仗打了二十多天。肖家璧久居當地，極懂得利用山嶺、密林、溪谷做掩護，把殘部分散投放到不同的山頭，企圖拖垮部隊。他還放出風聲，說自己“有路子”，隨時可以逃到外縣，甚至出省。

425團采取的方法，是“熟人對熟山”。利用當地群眾提供的線索，加上陳正人先前積累的經驗，部隊劃分成幾個小分隊，對重點山頭實施分段包圍，從生活補給入手，切斷對方與村莊之間的聯系。夜里則布下警戒圈，多次調整包圍圈的收縮方向，防止敵人從偏僻山縫溜走。

有一次，偵察排發現幾名攜槍人員夜里悄悄穿行山坡，似乎在引路。排長帶人追了幾個小時，發現前方地勢復雜，稍不注意可能中了埋伏。他當即讓戰士停下，沿側坡繞過去，竟然在另一條山溝口，截住了一隊試圖轉移的殘匪。

戰斗間隙，有戰士小聲問：“政委，真要活捉？”引路的老鄉也忍不住插嘴：“這種人，死了干凈。”陳正人沒有多說，只交代：“活捉有用。”他心里明白，這個“有用”，不僅僅是為了給母親、給犧牲的同志一個交代，更關系到后面的審訊、取證和對整個反動勢力鏈條的梳理。

1949年8月2日，遂川全縣宣告解放。縣城插上了新的旗幟，鄉村里的“保安團”“靖衛團”招牌一塊塊被撤下。形勢已經完全逆轉，對肖家璧來說，能夠藏身的地方越來越少。

八月下旬的一個凌晨，425團在多路群眾配合下，在一處山坳里把一小股殘匪圍了個底朝天。被押出來的人中，有一個已經不再年輕的中年男子，胡須拉碴，眼神驚惶卻仍想撐出幾分氣勢。有老鄉認出他來，低聲說了一句：“就是他。”

1949年8月28日，肖家璧落網，被押解回遂川縣城。這一次，他沒有機會再扮演什么“自衛團長”，也沒有等來任何來自上級的“增援”。

七、縣城法庭：從槍口到審判席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剿匪就是“抓住就地槍決”。但在1949年的江西，尤其是在這一類積案較多的縣份，新政權更強調的是“公開審判”。原因很簡單：這么多年過去，死在肖家璧手里的人太多，受害家庭太多，一槍了結，表面看痛快，實際上許多事實說不清、賬算不明，群眾心里的疑團也不易消除。

遂川縣很快成立了人民法庭，專門負責對戰犯、土匪頭子和惡霸地主進行審理。審判前，工作組進村入戶，收集材料，聽取控訴。這一過程本身，就是一次對過去那段歷史的集中梳理。

許多上年紀的鄉親第一次走進縣城公堂，不再是跪在堂下，而是坐在旁聽席上，手里拿著寫著自己或親人遭遇的紙條。有人不會寫字，就讓識字的晚輩代寫。紙條上密密麻麻的，是一個個名字和具體的時間、地點。

1949年11月11日，遂川縣城舉行公開審判大會，對肖家璧等人進行審理。根據當時的報道和回憶錄，前來旁聽的群眾人山人海，數字有說四萬的，也有略低的說法，無論如何，規模之大在當地絕無僅有。

庭審過程中，主持審判的工作人員宣讀了肖家璧多年來的主要罪行：組織非法武裝，屠殺革命干部、破壞農民協會，參與清黨屠殺，濫殺無辜群眾，抗戰后以保甲、自衛之名繼續搜捕、迫害進步人士，解放戰爭期間勾結國民黨武裝破壞地方治安，殺人累累。每一條罪狀后，都有人站出來補充細節。

有中年人當場指著被告席說：“那年抓走我父親的人，就是你手下的人。”又有婦女哽咽著講出家中男性被殺后，全家如何流落街頭的遭遇。有人說著說著，忍不住上前一步，被警衛輕輕攔住，只好退回旁聽席，眼睛死死盯著庭前那個人。

在眾多控訴中，也包括關于張龍秀被害的情況。陳正人沒有出現在發言席上，他的身份更不適宜與普通群眾一同控訴。但張家親屬提供的材料，讓這段往事第一次在縣城的公堂上被正式記錄。

面對這些控訴，肖家璧一度試圖辯解，把責任推給上級或部下，稱自己“執行命令”“并不知情”。但證人一撥撥站起來，再加上書面材料的相互印證，這些辯解很快被擊得七零八落。他也不得不承認，在所謂“清黨”階段，他確實親自下令了不少抓捕、處決。

從人民法庭的角度看，這不是一次簡單的“宣判會”。它要做的，是讓幾十年間被壓在陰影里的事情，有一個公開的說法，讓那些早已埋葬在土里的冤魂，至少在紙面和口頭上被承認曾經存在。

最終，人民法庭根據查明的事實和當時的法律規定，判處肖家璧死刑，立即執行。縣城廣場上許多旁聽群眾并沒有鼓掌，只是長出一口氣。有位老人回去以后對家人說：“這件事，總算有個明白說法了。”

對陳正人來說，這一刻意味著什么，很難用簡單詞語概括。母親的仇算是報了，但報仇的方式，并不是他個人拔槍扣動扳機，而是通過部隊行動、通過法律審判，把一個地方反動勢力連根拔起。這種處理方式，既符合黨的政策，也符合一個軍區政委的角色。

有意思的是，在此后的許多年里，陳正人談及這些往事時，很少強調個人家庭遭遇，更常說的是遂川那一帶斗爭的艱難、地方群眾承受的壓力。這或許也折射出早期很多共產黨人的一個共性：個人的傷痕，最后都沉入了集體記憶之中。

遂川那天的審判結束后，縣城秩序漸漸恢復，民團槍聲不再在夜里響起。山林還在，溪水照舊從村前流過，但掌控這片山水命運的人，已經換了。對許多目睹過20年代、30年代血腥場面的老人來說，那些被“清黨委員”支配的日子，總算畫上了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