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貝拉·塔爾

譯者：Issac

校對：易二三

來源：Little White Lies

（2019年2月26日）

貝拉·塔爾大步穿過柏林薩沃伊酒店的大廳，口中問著：「這次采訪時間是長還是短啊？」片刻的猶豫后，他給出了個簡短的回答。「短！」他揶揄道，六十三歲的眼睛里閃著一絲狡黠。他請大家見諒，他要抽支煙。

貝拉·塔爾

《撒旦探戈》聲名遠播。這部長達七個半小時的影片被廣泛認為是這位匈牙利退休電影人最有力的藝術宣言：一段悠揚而凄涼的抒情段落圍繞著觀眾，慢悠悠的節奏，仿佛在考驗觀眾的耐性。然而，對于那些能堅持到最后的人來說，它仍然是一次令人難以忘記的、灼人的關于人類絕望的電影沉思。

《撒旦探戈》

為了慶祝影片上映二十五周年，Arbelos Films公司對這部電影進行了4K修復。這位德高望重的導演本應該談談這件事，但在此之前，他坐到椅子上，審視著眼前的一切。「現在的電影大多看起來像漫畫。他們忽略了『時間』，」他疲倦地說。

當人們讓塔爾詳細說明時，他說起了自己標志性的長鏡頭。「一開始，我注意到當鏡頭轉動，整個場景都在移動時，每個人都開始以同樣的節奏呼吸：演員、工作人員、攝影師，所有人。你們都進入狀態了。這一點非常重要。它創造了一種特殊的張力。它會產生一種特殊的振動。不知怎么的，你也能在銀幕上感受到。你成為了它的一部分。」

《撒旦探戈》

從視覺上來說，《撒旦探戈》并沒有偏離塔爾在1994年之前建立的藍圖太遠——在1984年的《秋天年鑒》和1988年的《詛咒》中出現的風格特征只是在更大程度上被放大了。影片的敘事或許是其最宏大的部分，就像虛浮的探戈一樣，前后推來推去：在十二個章節中，前后各走六步。

這部電影講述了一個與世隔絕的農村農業社區面臨著退化的困境，之前被認為已經死亡的神秘同事（由米哈伊·維格飾演，他也為影片提供了狂歡式的配樂）的歸來，給絕望的村民們注入了恐懼和希望。

《撒旦探戈》

「我一個月前看了這部電影，說實話，我不會做出任何更改，」塔爾說。「二十五年的時間足以讓你知道一件事是好是壞。很多電影都消失了。它們就像一張紙巾：用過就扔掉。這就是市場運作的方式。時間是殘酷的，只有一部分電影存活下來。」

塔爾被一個服務生打斷了，對方在桌子上放了一杯飲料，并適時地讓他喘了口氣。當話題轉到他與《撒旦探戈》的編劇拉斯洛·卡撒茲納霍凱的職業關系時，他撫摸著玻璃杯，整理著自己的思緒。「我們在1985年就想制作《撒旦探戈》，」塔爾回憶說，「但當時布達佩斯的共產黨阻止了很多事情。這是不可能的。」

在壓抑的政治氣候的壓制下，兩人決定將他們的集體精力投入到這個后來成為《詛咒》的項目。這部電影上映之后，塔爾和他的剪輯師及妻子阿尼亞斯·赫拉尼茨基離開匈牙利前往西柏林。

《詛咒》

在德國期間，他們的家鄉發生了重大的社會變化。自1956年以來一直領導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共產黨領導人亞諾斯·卡達爾下臺，開創了一個更加自由的時代。

導演反思認為，這是他職業生涯的一個關鍵時刻。「在1990年的柏林電影節上，有個家伙走到我面前說，『匈牙利正在改變。你可以回來了。』我照做了，只有在那時我才能開始制作《撒旦探戈》。」

《撒旦探戈》

塔爾選擇了匈牙利大平原的霍爾托巴吉作為影片的背景。該地區潮濕的土路、田野和林地構成了一幅樸素而引人注目的畫卷，符合素材的黯淡基調，并最終成為影片的特點。「在匈牙利低地的一百二十天的拍攝，一直有麻煩纏身，這真的很可怕，」塔爾承認。「然而，在精神上，這是驚人的：時間；隔絕。」

我們接著討論《撒旦探戈》臭名昭著的貓的場景，這場戲中一個無人照管的小女孩艾斯提克（艾麗卡·博克 飾）在混凝土地板上玩弄一只貓，將其翻滾、扔它、逗它，然后用毒藥把它毒死。

《撒旦探戈》

直到今天，這幾場戲仍然是爭議的來源。當有關動物的福利的問題被提起時，塔爾在椅子上猛然挺起身子，明顯地直立起來，好像這是他第一次聽到這樣的問題。

「你瘋了嗎？」他猛然說。「我家里有兩只貓。你能相信我會殺貓嗎？從來沒有！首先，我們知道貓的戲份就要來了，我們知道貓需要和女孩一起排練。每天在酒店房間里，他們都會玩這種「翻滾」游戲。到最后，貓已經習慣了，也不在乎了。」

塔爾繼續說道：「我們知道這只貓肯定會死，所以我打電話給了在家里照顧我的貓的獸醫，他來到了拍攝地。我告訴他，『你得給她打一針安眠藥。當貓感到頭暈的時候，你給我們手勢，我們就會開機。』我們按他給的信號開機，貓睡著了。團隊全員都站在那里等了二十五分鐘，直到她開始醒來。完全沒問題。相信我，貓沒有遇到任何麻煩。你聽到的所有貓的聲音都是我們從互聯網上的聲音檔案中找到的樣本，因為那只貓完全沒有發出聲音。」

《撒旦探戈》

《撒旦探戈》在很多方面都是塔爾電影的原型，散發出導演的所有特征：長時、慵懶的鏡頭，漫游的跟拍鏡頭，粗糲、惡劣的天氣，以及在艱難維持簡樸生活時面對冷漠宇宙的角色。

在回應多年來對他作品的批評時，他說：「有些人會說一些愚蠢的話，比如『你的電影很傷感』。我說問題是這樣的：當你離開電影院的時候，你是什么感覺？如果你覺得更強大了，我就高興。如果你更虛弱了，那我很抱歉。」

盡管在記憶的道路上逗留，但塔爾討厭懷舊。「我正在尋找新的東西，」他說。「我是一個有創造力的人，我必須創造，否則我就會死。」自從2011年的《都靈之馬》為三十四年的電影生涯畫上了句號后，塔爾顯然沒有選擇獲得榮耀后就停步。

《都靈之馬》

他在薩拉熱窩的工廠電影學校擔任教授和策展主管，同時也在為阿姆斯特丹眼睛電影博物館策劃一場名為「直到世界盡頭」的展覽，這是一場融合了電影、戲劇和裝置的作品。他繼續在幾所電影學院擔任客座教授，最近完成了紀錄片《缺失的人》，預計今年晚些時候上映。

《缺失的人》

然而，他確認，他制作電影的日子已經結束了。「我們一起拍這些電影，我和米哈伊、拉斯洛，還有阿尼亞斯。拉斯洛是編劇，米哈伊是配樂師，阿尼亞斯是剪輯師。我只是列車長。我只是把他們聚在一起。」這位藝術家的謙遜姿態無疑拓寬了觀眾的視野，也拓展了電影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