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9日，美國國防部部長赫格塞斯在眾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上放出狠話：五角大樓將持續“要求北約盟國承擔歐洲常規防務的主要責任”，不主動加大投入的盟國“將承擔相應后果”。他還專門批評歐洲盟友在美國對伊朗軍事行動期間袖手旁觀，稱此舉“不可原諒”“我們會記住這一切”。

這番話是特朗普政府過去一年多持續施壓的縮影。歐洲確實在轉變。2025年6月海牙峰會，所有北約成員國正式承諾到2035年將防務支出提升至GDP的5%。北約數據顯示，歐洲成員國2025年防務支出較2024年增長近20%，連續第二年如此。

每年新增數千億歐元的軍費將從哪里來，又把歐洲經濟帶往何處？答案并不確定。這筆錢可以是一張拖垮財政的賬單，也可以是一份激活產業升級的投資說明書。

兩種結局之間，隔著兩個關鍵變量：歐洲從哪里找錢，以及怎么來花這筆錢。

財政的三重懸崖

在討論機遇之前，必須正視歐洲整體的財務壓力。

從債務端看，歐洲當前的財政起點并不寬裕。Eurostat數據顯示，2025年歐元區整體政府債務率升至87.8%，赤字率為2.9%，已貼近歐盟財政規則的約束邊界，且主要大國的處境更為復雜。其中，意大利公共債務率約137.1%，法國約115.6%，西班牙約100.7%——這三個國家恰好也是距北約防務目標缺口最大的成員。

若以完全赤字融資的方式達到3.5%目標，并考慮到實際利率高于增長率時債務自動擴大的“雪球效應”，十年內意大利債務率可能額外上升超過20個百分點，法國情況相近。德國看似財政狀況較好，但其穩定委員會已預測德國債務率將從2024年的62.5%升至2029年的約80%，背后正是國防與基礎設施支出雙重擴張的推力。

一旦德國持續高債務，它在歐元區多年充當的“財政錨”角色將受到實質侵蝕，這種系統性影響遠超單一國家的預算問題。

擠出效應同樣具體而嚴峻。歐盟委員會估計，為實現2030年減排55%的目標，歐盟每年還需額外增加約4770億歐元的綠色投資。與此同時，歐盟NATO成員國達到3.5%防務目標每年新增約3600億歐元，若向5%目標靠攏則高達6130億歐元。防務與綠色轉型，兩個都被歐洲政策圈定義為“本世紀生存性挑戰”的領域，正在爭搶同一張有限的財政蛋糕。

OECD數據顯示，2024年OECD國家政府研發預算中，能源與環境類支出同比下降了8%，而歐盟27國的防務研發預算上升了11.5%，此消彼長的邏輯已經在數據中有所體現。

效率問題是第三個懸崖，也是最容易被忽視的一個。歐盟防務支出中資本形成（裝備投資）僅占約19.5%，美國這一比例高達40.7%；歐盟防務研發支出僅為GDP的0.02%，美國為0.3%，差距約15倍。更關鍵的是進口依賴：2022年至2023年間，歐盟公開宣布的新增防務訂單中，約75%流向歐盟以外的供應商，美國一國就占歐盟軍事進口總量的約64%。

也就是說，歐洲納稅人出錢買安全，相當大一部分賬款落入了美國軍工企業的營收報表。這種結構下，財政乘數大幅縮水，所謂“防務支出拉動經濟”的敘事很大程度上是本國財政給他國產業輸血。

這三重懸崖疊加在一起，構成了歐洲軍費擴張最危險的底層邏輯——大量舉債、大量進口、低效的支出結構，最終可能導致財政空間持續收窄，而歐洲本土的產業能力和技術積累并未獲得實質提升。

國防支出的財富效應？

然而歷史提供了一個不同的可能性參照。

冷戰高峰期，美國國防開支一度占GDP的10%以上。但這場軍備競賽留給美國經濟的，遠不止是一堆武器和國債。DARPA（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的研發資助，直接催生了互聯網的前身ARPANET；GPS最初是軍事定位系統，后來成為全球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之一；微波爐、噴氣發動機、夜視技術、語音識別，幾乎每一項改變民用生活的顛覆性技術，都能在某個節點追溯到國防研發的源頭。

半導體產業的早期市場，正是由軍方采購支撐起來的——當時沒有國防部的大規模訂單，德州儀器和仙童半導體根本熬不過早期高昂的生產成本，今天的硅谷可能要推遲二十年才會出現。

這套機制的運轉邏輯值得細看。冷戰時期美國國防研發的有效性，不在于軍隊自己造出了多少好技術，而在于它構建了一個獨特的創新生態：國防部承擔最前期、最高風險、最無法預期商業回報的基礎研究，用軍方訂單托住了技術從實驗室走向量產的死亡谷，釋放出規模化效應之后，開放的市場體系和風險資本跟進，把技術推向民用市場完成最后的商業化。

這個閉環中，國防支出扮演的角色是“第一推動力”和“風險兜底者”，它把私人資本不敢碰的高不確定性技術培育到臨界點，然后讓市場接棒。

MIT Press發表的研究對這一機制做出了量化支撐：政府資助研發每增加10%，可帶動私人研發增加約4.3%至5%，且這一“擠入效應”在國防研發上體現得尤為顯著；防務研發占增加值比重每提升1個百分點，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可提高約0.08個百分點。這意味著，國防研發對民用創新的帶動，在歷史數據中留下了可測量的痕跡，并非只是政策話語中的美好愿景。

歐洲在那個時代選擇了另一條路。戰后依托美國的安全保護傘，歐洲各國把財政資源集中于福利建設和產業重組，國防研發相對封閉，軍工產業碎片化于各國市場，軍民技術轉化的制度通道從未系統性建立。歐洲當然也有局部亮點——空客的崛起本身就是歐洲多國聯合軍民兩用航空工業的產物，阿麗亞娜火箭則部分受益于歐洲航天防務的投入。但這些案例的共同特點是政府主導的聯合項目，而非系統性的創新擴散機制。歐洲缺少的，恰恰是那套能把國防研發成果持續溢出到整個創新生態的制度基礎設施。

這個選擇在和平時期換來了“和平紅利”，卻也意味著歐洲錯過了冷戰那一波由軍工研發驅動的技術溢出紅利。今天歐洲在半導體先進制程、AI芯片、高端軟件平臺等關鍵領域的結構性短板，以及在全球科技競爭中愈發明顯的被動態勢，與當年的戰略取舍有著深刻的歷史關聯。半個世紀前埋下的欠賬，正以另一種方式在賬單上顯現。

以色列的鏡鑒

如果歷史提供了可能性，那以色列提供了現實的佐證，而且是一個在極端條件下完成的壓力測試。

以色列長期將GDP的5%以上用于國防，近年軍費占比約為5.3%，是全球防務負擔最重的國家之一。與此同時，以色列人均風險投資額長期居全球首位，納斯達克上市公司數量僅次于美國和中國，網絡安全、農業科技、醫療影像、無人系統等領域均孕育了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企業群落。這兩組數字并置，直接打破了一個根深蒂固的思維定式——軍費占比高必然壓縮創新空間。以色列的實踐表明，這個命題的成立與否，取決于軍費以什么方式、通過什么機制進入經濟系統。

以色列走通的路徑，有幾個相互咬合的關鍵環節。第一是人才的系統性鍛造。每個適齡公民都要服兵役，但精英中的精英會被選入8200情報部隊、塔皮奧特精英科技項目等單位。這些單位的訓練強度和任務復雜度遠超普通學術或商業環境——處理真實的國家安全威脅、操作頂尖的技術設備、在高壓下做出快速判斷。退役后，這批人帶著在軍隊里形成的技術能力、風險承受力和高密度人脈網絡進入創業市場，成為以色列科技產業最重要的人力資本來源。全球網絡安全行業中，有相當比例的知名企業創始人或核心技術骨干來自8200部隊，這已是公開的行業常識。

第二個環節是需求的真實性與緊迫性。以色列的安全威脅是高度具體、持續存在的，這迫使其軍事技術必須在真實對抗中接受檢驗，沒有藏在實驗室里養著的奢侈。這種“必須管用”的壓力，反而制造了一種極高效的技術篩選機制——在戰場需求中存活下來的技術，天然具備極強的市場競爭力。無人機技術、網絡入侵檢測、精準制導、醫療戰地救治技術，幾乎每一個以色列主導的民用科技品類背后，都有清晰可溯的軍事應用場景作為原始需求來源。

第三個環節是政府的制度化支持。以色列政府通過首席科學家辦公室等機構，系統性地扮演早期高風險技術的“錨定投資者”角色——政府資金先行進入，在技術尚未形成商業價值時提供存活空間，等到技術成熟度上升后，政府資金有序退出且積極為市場讓利，同時私人風險資本跟進，完成規模化。這個機制有意識地模仿了DARPA的邏輯，但在體量更小、鏈條更短的市場里運轉，反而效率更高、轉化速度更快。

當然，以色列的經驗不能直接復制。其國家體量小、全民動員文化深、外部威脅的聚焦程度極高，這些條件在歐洲任何單一國家都不具備，遑論27個成員國構成的復合體。以色列全國1000萬人口相當于中國的一個中型城市，政策傳導的摩擦成本極低，這是歐洲官僚體系根本無法比擬的效率優勢。但它至少確立了一個重要的命題：高強度的國防投入，在制度條件具備時，完全可以同時生產安全能力與經濟活力，軍費與創新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此消彼長。

問題因此回到歐洲自身——這里的制度條件是否具備，或者能否被創造出來。

賬單還是投資

回到歐洲，關鍵在于這筆巨額軍費能否走上不同的軌道。這個問題的答案，由幾個相互關聯的結構性變量共同決定。

融資方式是第一個變量。若延續各國分散舉債的路徑，高債務國家的財政脆弱性將進一步暴露。法國債務率超過115%、意大利超過137%，在這兩個國家持續堆高的債務臺基上，新增的防務赤字將加速利率－增長率差異帶來的“雪球效應”，主權信用評級面臨下行壓力，融資成本隨之攀升。

歐盟層面推動“防務共同債券”的呼聲正在上升，其邏輯類似2020年“新一代歐盟”復蘇基金——將個別成員國的財政壓力轉化為歐盟集體的戰略性負債，以歐盟整體信用背書融資，不僅能壓低成本，還能在政治層面為防務支出提供更高的合法性。難點在于德國和荷蘭等“節儉國家”對共同債務的歷史性抵制。但當前安全環境持續惡化，這道政治障礙正在被現實壓力侵蝕，松動的空間客觀上在擴大。

支出結構是第二個變量，也是最能決定長期經濟效益的一個。歐盟當前防務研發支出僅占GDP的0.02%，與美國0.3%的差距高達15倍。這意味著歐洲過去幾十年的軍費，主要消耗在人員薪酬和日常運維上，在科技積累和產業能力建設上嚴重欠賬。若新增軍費能向人工智能、量子計算、低軌衛星、網絡安全等軍民兩用領域傾斜，并同步建立技術轉化的制度通道，軍工研發便有機會從封閉的黑箱轉變為開放創新生態的源頭。

歐洲防務基金（EDF）規模目前約80億歐元，相較于每年數千億歐元的防務總支出，這一比例仍然微薄。真正的考驗是各國能否形成政治共識，將新增軍費的增量部分系統性撥付給高研發含量的聯合項目，而不是各自采購現成裝備。

產業整合是第三個變量。歐洲目前同時維持三種主戰機型、27套采購標準、數十個重疊的防務研發項目，規模經濟無從形成，議價能力持續分散。萊茵金屬正在歐洲多國推進產能擴張，MBDA在導彈領域的整合取得一定進展，但這些仍屬于企業層面的商業驅動，缺乏歐盟政策層面的頂層推力。要形成能與洛克希德·馬丁或雷神比肩的歐洲防務科技平臺，所需的政治意志和制度重構，至今仍停留在討論多于行動的階段。

軍民轉化通道是第四個變量，也是以色列經驗中最值得借鑒、同時在歐洲最為薄弱的一環。歐洲軍工體系長期封閉，保密壁壘高，技術成果難以外溢至民用創新生態。建立制度化的軍民技術轉化平臺，推動軍工專利共享和初創企業孵化，是將防務研發轉化為社會生產力的關鍵一步。歐盟現有的Horizon研究框架和歐洲創新委員會都可以成為制度接口，關鍵在于能否打破軍工體系與民用創新生態之間那道習慣性的防火墻。

四個變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將決定歐洲這輪軍費擴張最終通向哪里。任一環節失靈，巨額軍費只能沿著最省力的路徑流向短期消耗；四個環節協同推進，這場被迫的財政擴張才有機會成為歐洲經濟模式數十年來難得一遇的深層重構契機。歷史不會給出保證，但它至少提供了先例——制度條件具備下的大規模的國家安全投資，可以同時制造安全和財富。

兩種未來

往前看十年，歐洲軍費擴張的走向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結局。

一種是“失落的十年”——各國在政治壓力下匆忙擴軍，大量資金以赤字融資流入進口裝備和人員薪酬，債務率在高債務國加速攀升，綠色轉型資金持續告急，社會支出被動收縮，歐洲產生了軍費賬單，卻沒有產生軍事能力，更沒有產生技術積累——安全沒買到，經濟先垮了。

另一種是“復興的序曲”——歐盟抓住這次強制性的大規模資源動員，通過共同融資降低個別國家債務風險，通過結構性改革把軍費推向研發和裝備投資，通過軍民融合機制打通技術轉化通道，逐步孵化出若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歐洲防務科技平臺，并以此帶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網絡安全等民用高科技產業的突破性發展。這條路極難走，但并非沒有先例。

赫格塞斯在國會聽證室里擲地有聲的那句“我們會記住這一切”，在歐洲被普遍解讀為威脅和施壓。但換一個角度看，美國的持續逼迫至少做到了一件單靠歐洲內部政治很難做到的事——讓防務支出成為無法再拖延的政治優先項。這張來自華盛頓的賬單，客觀上打開了一個嬗變的歷史窗口。

歐洲財政和防務的問題不在于北約峰會上承諾了多少百分比，而在于布魯塞爾和各成員國首都能否展現出足夠的政治智慧與執行能力，把一場被迫的財政擴張，轉變為一次主動的戰略投資。這不只是防務政策的選擇，更是一場關于歐洲經濟未來形態的深刻布局。

No.6886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朱兆一

作者簡介：北大匯豐商學院智庫世界經濟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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