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東京審判開庭整整80年。80年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用白紙黑字和鐵證把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罪行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80年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帶著一套完全相反的動作,把同一個國家推向另一條路。
5月9日,中國國防部罕見地用中英雙語同步發聲,直接點出:日本右翼勢力正一步步撕下偽裝,從暗地擴軍轉向公開備戰,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對地區和平的現實威脅日益顯現。
同一天,國防部還回應了日菲防長聯合聲明。聲明里,日菲對中國在周邊水域的“危險脅迫”表達了“嚴重關切”。中國國防部的回懟有點不客氣——日本派兵參加聯合演習并首次在境外發射進攻型導彈,蓄意突破“專守防衛”原則。
高市早苗到底想干什么?她搞的這套,跟過去安倍、岸田那些人有本質區別嗎?為什么偏偏在東京審判80周年這個節點上,中國軍方要用中英雙語把話說得那么重?
一是軍費。日本2025財年防衛開支沖到11萬億日元,GDP占比干到了2%。這不是數字游戲。過去幾十年,日本嘴上說“專守防衛”,行為上至少還遵守“防衛費不超過GDP 1%”這個潛規則。現在這個規矩破了。
二是修憲。高市早苗在自民黨內部已經明確說“修憲時機已到”。什么叫時機已到?就是民意障礙掃清了、美國默許了、國內反對派壓住了。過去安倍也喊修憲,但喊得多做得少。高市不同,她上來就推動議會啟動修憲程序,重點修改第九條——也就是那個著名的“放棄戰爭”條款。修憲在日本法律里門檻極高,需要參眾兩院三分之二以上贊成再加全民公投。高市敢在這個節點強推,說明她手里已經握住了足夠的票數。
三是集體自衛權。2025年11月,她在國會公然把“臺灣有事”定性為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這套話術不新鮮,2015年安倍強行通過安保法案時就玩過。但安倍當時用的是模糊表述,高市直接點名臺灣。差在哪?差在安倍還在給美國留余地、給中國留面子,高市連面子都不要了。一旦“臺灣有事”被認定為存亡危機,日本就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派兵到臺海打仗。法律上的那層窗戶紙,她親手捅破了。
四是武器出口。2026年4月,日本再次放寬武器出口限制,并通過OSA機制向菲律賓、蒙古國、印尼等12個國家提供軍事援助。OSA的資金從2023年的20億日元暴漲到2026年的181億日元。漲了9倍。過去日本賣武器還要遮遮掩掩,說“防衛裝備轉移”。現在直接叫“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錢給出去,導彈運過去,人派過去。這不是軍火商,這是準軍事同盟。
很明顯,高市早苗這是在搞急轉彎式重新武裝。區別在于,安倍和岸田會把“正常化”包裝成一個技術問題,高市直接把它變成了政治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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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那份日菲防長聯合聲明,措辭很標準——“對中國危險脅迫嚴重關切”。但如果只看聲明本身,容易被騙。什么叫危險脅迫?誰定義的?標準是什么?
中國國防部的回應很有意思,沒有跟對方在“危險脅迫”這個定義上糾纏,而是直接甩出一個事實:日本派兵參加聯合演習并首次在境外發射進攻型導彈。
這件事值得深挖。日菲《互惠準入協定》(RAA)是2025年9月生效的。有了這個法律依據,日本自衛隊就可以成建制部署到菲律賓領土上。2026年4月,日本首次正式參演美菲“肩并肩”軍演,陸上自衛隊去了420人。緊接著5月6日——也就是高市在澳大利亞下跪獻花的兩天后——日本自衛隊在呂宋島北部用88式地對艦導彈搞了實彈發射訓練。
這是日本戰敗以來,首次在境外發射進攻型導彈。什么叫進攻型導彈?88式的射程超過150公里,打擊目標是海上艦艇。在呂宋島北部發射,覆蓋范圍包括巴士海峽——也就是進出臺海的咽喉要道。
一個在憲法上規定“放棄戰爭”的國家,跑到別人領土上打導彈,目標指向還是國際航道。這跟“專守防衛”有什么關系?誰家的“防衛”要防到離本土2000公里外的地方?
日本方面的解釋是:這是為了加強日菲協同作戰能力,應對地區威脅。但問題來了——菲律賓和中國在南海有島礁爭議,日本跟中國在東海也有釣魚島爭議。兩個“爭議方”綁在一起搞聯合演習,打的還是進攻型導彈,這是在備戰。
那日本這么做,美國是什么態度?兩個字:默許。甚至不僅是默許,可能是推動。美國一直想打造“第一島鏈”的軍事封鎖網,日本和菲律賓是這條鏈上最關鍵的環。過去日菲之間軍事合作松散,美國需要花很大力氣撮合。現在高市主動送上門,菲律賓的小馬科斯政府也正好需要外部軍事支持,三方一拍即合。但問題是,這種合作的性質已經變了——從防御性協作變成了進攻性軍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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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個尖銳的矛盾擺在那里:她向白人國家下跪獻花,卻從來沒有向亞洲受害國做出過任何類似的姿態。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她去過嗎?沒有。慰安婦受害者她道過歉嗎?沒有。甲級戰犯合祀的靖國神社她拜過嗎?拜過,而且不止一次。
日本網友自己的評論很扎心:“她向白人下跪,對亞洲人卻傲慢無禮。多么可恥的日本首相!”這句話說得精準。高市想的是:對西方下跪是戰略需要,對亞洲強硬是政治正確。她把歷史態度完全工具化了——需要拉攏誰就對誰鞠躬,不需要的就直接無視。
日本右翼政治人物真的在乎“道歉”這件事嗎?答案是否定的。他們在乎的是如何用最小成本換取最大外交利益。向澳大利亞下跪成本為零,換來的是軍事合作協議。向中國或韓國道歉成本太高,因為一旦真誠道歉,就意味著承認侵略歷史、承認東京審判的合法性、承認靖國神社里供奉的是戰犯。而這些恰恰是他們想推翻的。
所以高市的“下跪外交”不僅不是懺悔的信號,反而是對歷史修正主義的又一次公開表態。她告訴世界:我可以跪,但我只跪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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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國防部記者會上,發言人蔣斌大校在回答日本問題之前,特意提了一句:“今年5月3日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紀念日。”
解放軍選擇在回應日本擴軍、日菲聯合聲明、下跪外交這些新聞的同一場記者會上,用中英雙語同步發布,并特意標注東京審判的時間節點——這是一種非常明確的法律和政治定性。
東京審判的核心成果是什么?是確立了一條國際法原則:策劃、發動和進行侵略戰爭是國際犯罪行為,個人要為此承擔刑事責任。這條原則后來寫入《紐倫堡原則》,成為國際刑法的基石。
為什么現在重提這個?因為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動作——修憲、解禁集體自衛權、境外部署導彈——如果放在東京審判的法理框架下審視,性質非常清楚:一個曾經發動侵略戰爭并被判處有罪的國家,正在系統性地突破戰后和平憲法和國際條約對其軍事力量的限制。高市政府不承認這一點,他們用“正常國家化”“積極和平主義”這些詞來包裝,但包裝不等于改變實質。
國防部用中英雙語重提東京審判,傳遞的信號是兩個層面:一是給日本國內聽的——你們現在做的事,80年前被判定為犯罪;二是給國際社會聽的——中國沒有忘記歷史,也不會允許任何人推翻歷史定論。
有人可能要問:光提審判有什么用?日本右翼根本不認。這個問題問到點子上了。重提東京審判的目的不是說服日本右翼,主要是為了固定法理底線。在國際法和外交交鋒中,誰掌握歷史敘事的合法性,誰就占據道義制高點。
中國在聯合國、東盟地區論壇、東亞峰會這些多邊場合,反復引用東京審判的判決依據,就是在為未來的博弈儲備彈藥。一旦日本在釣魚島或臺海問題上踩過紅線,中方可以立即援引東京審判的法理,把日本的行為定性為“軍國主義復活”和“對戰后國際秩序的挑戰”,這是法律戰和輿論戰的預埋件。
中國國防部在這個節點上用中英雙語重提東京審判,意思是明確的:80年前那場審判畫下的紅線,今天還在。誰要擦掉這條線,誰就要準備好承擔后果。這是陳述一個基于國際法和歷史事實的判斷。日本右翼勢力可以繼續搞“下跪外交”、可以繼續在菲律賓打導彈、可以繼續拜靖國神社,但有一件事他們改變不了——東京審判的判決書還在,受害國人民的記憶還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維護地區和平的能力和決心也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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