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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以草鞋丈量山河，用信仰熔鑄鋼槍，創造了震撼寰宇的戰爭奇觀。其中紅6軍團創造的長征奇跡，除了隊伍中誕生了新中國唯一的開國女將軍李貞之外，還有隨紅6軍團長征的三位“特殊人物”——他們分別是：貴州省畢節市一位隨紅軍走到陜北的老先生周素園；一位被俘后自愿擔任紅軍戰術教員并參加長征的國民黨中將張振漢；一位英國籍瑞士傳教士勃沙特（中文名薄復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勃沙特，他出版了一本隨紅軍長征的親歷記。

紅6軍團創造的長征奇跡

回顧90年前，紅6軍團實現了長征中的三次大會師。這支部隊從江西省遂川縣出發西征，為紅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探路，拉開了長征序幕。他們的首次會師在黔東木黃鎮——即紅2（紅3軍）、6軍團會師，共同開辟了湘鄂川黔根據地。兩個軍團共同戰斗了一年多后，又從湘西桑植縣再次出發，長征途中在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改稱紅二方面軍。紅二方面軍不僅是策應紅一方面軍長征的重要力量，更挫敗了張國燾分裂中央的圖謀，確保了紅軍三大主力最終在陜甘大會師。紅2、6軍團長征途中減員極少，堪稱長征史上的奇跡，而伴隨紅6軍團長征的三位“特殊人物”及其經歷，同樣堪稱奇人奇事。

◆位于貴州省印江縣木黃鎮將軍山的木黃會師紀念碑。

紅6軍團是最先從江西出發、最后到達陜北的一支隊伍。1934年8月7日，作為中央紅軍的開路先鋒（稱“第二長征先遣隊”），他們從井岡山麓的遂川縣橫石、新江口出發，前往黔東與賀龍領導的紅3軍（不久恢復紅2軍團番號）會合。10月24日，在貴州省印江縣木黃鎮實現了2個軍團的第一次會師。此時，紅6軍團從出發時的9700人銳減至3300人，紅2軍團則有4200人，兩支隊伍合稱“八千子弟兵”，協同作戰時以紅2軍團指揮部作為共同的指揮機關。他們共同創建了以湘西桑植、龍山、永順等縣及湘鄂川黔邊境山區的新蘇區，以期策應中央紅軍。

此時，紅一方面軍轉兵入黔繼續北上。紅2、6軍團留在湘西苦戰，于1935年4月至8月粉碎了十萬敵軍的“圍剿”。9月，國民黨再次集結130個團的兵力對湘鄂川黔蘇區發動新的“圍剿”，任弼時、賀龍率1.7萬將士于11月19日從桑植縣劉家坪出發，基本上沿紅一方面軍的長征路線行軍。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紅6軍團所屬紅18師是全國紅軍最后一支成建制出發的長征隊伍。本來紅18師是留守根據地、掩護紅2、6軍團主力突圍的，然而12月14日晚師長張正坤接到紅2、6軍團指揮部從貴州發來的電令，要求紅18師向主力靠攏。于是，3000名指戰員第二天上午在桑植縣陳家河召開長征出發誓師大會，完全放棄以龍山縣茨巖塘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據地。1936年1月9日，紅18師在貴州省江口縣磨灣歸建紅6軍團繼續長征。此次孤軍阻敵、千里歸建，被蕭克、王震稱為“一支拖不垮、打不爛的英雄部隊”。

1936年7月在西康省的甘孜地區（今屬四川省），由紅2、6軍團組建的紅二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從而實現了這支部隊在長征途中第二次會師。會合以后，他們有力抵制了張國燾的分裂行徑，迫使其同意北上與中共中央會合。他們再次從甘孜出發，經過雪山草地，一路艱苦轉戰，于1936年10月22日進入陜甘蘇區的會寧、靜寧地區，與前來接應的紅一方面軍戰友會合，實現了長征途中的第三次大會師，從而為把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安放在大西北舉行了奠基禮。自紅6軍團離開江西算起，他們足足步行了2年2個月又19天，共810天。他們耗時最長，走得最辛苦，用足跡甚至是用生命書寫了鐵軍傳奇。

萬里征途馳騁急，千鈞勁旅鑄軍魂。紅2、6軍團從桑植出發時1.7萬人，輾轉萬里到達陜北仍有1.5萬兵力，創造了長征史上的一個奇跡。1936年冬，毛澤東在陜北窯洞里對賀龍、任弼時說：“你們在烏蒙山打轉轉，不要說敵人，連我們也被你們轉昏了頭，硬是讓你們轉出來嘛！出貴州、過烏江，我們是付出了大代價的……（你們）卻討了巧，沒有吃虧。你們1萬人，走過來還是1萬人，沒有蝕本，是個了不起的奇跡，是一個大經驗，要總結，要大家學習。”

長征途中的三位特殊人物

紅6軍團包括第16、17、18師，出發時只有后面兩個師，留下紅16師在湘鄂贛蘇區堅持了3年游擊戰爭，參加長征的紅16師是在湘鄂川黔蘇區新組建的。他們除了創造長征中部隊總體上沒有減員的奇跡之外，更有一位女將軍和三位身份特殊的人物，共同譜寫了長征史詩上的精彩篇章。這三位人物——民國政要周素園、國民黨中將張振漢和英國傳教士勃沙特，來自不同陣營、不同國籍，以獨特方式參與了這場人類壯舉。

◆周素園

首先是一位不斷追求光明和進步的周素園老先生：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周素園（1879-1958），貴州省畢節縣人，清末貢生。他于1907年在貴陽市創辦《黔報》，宣傳民主思想。同年又與張百麟、鐘昌祚等發起成立貴州自治學社，從事反清革命活動。在辛亥革命時期，他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成為貴州革命黨人的文膽智囊，曾被列入清廷貴州巡撫秘密誅殺的黑名單。1911年11月3日，他參與領導了辛亥革命在貴州的起義，成立大漢貴州軍政府，并出任行政總理兼辦民政事務。在一次會上他力排眾議：“今日之事，非徹底改革不可。若首鼠兩端，必貽后患。”這種果敢作風貫穿其一生。后來他一度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任顧問、在奉系軍閥統帥部任參謀、在定黔軍司令部任秘書長、在貴州省政府任秘書長兼政務廳廳長，卻因不滿軍閥統治，同情下層民眾的生活，毅然回到老家畢節市的寓所閉門讀書。

1936年2月9日，紅2、6軍團長征到達畢節，發現這位隱居11年、年屆57歲的老先生在家研讀《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馬列經典著作。賀龍登門拜訪，兩人促膝長談至深夜。據警衛員回憶，周素園激動地說：“我研究了十年馬克思主義，今日得見真正的紅軍，死而無憾！”他欣然接受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愿意與紅軍共同組建貴州省抗日救國軍，毅然擔起抗日救國軍司令的重任，為創建黔（西）大（定）畢（節）根據地發揮了很大作用。3月，國民黨重兵壓境，他舍棄家庭跟隨紅軍一道撤離畢節。

◆在畢節的貴州抗日救國軍司令部舊址，也是周素園的故居。

長征途中，他利用舊交和社會影響，給滇軍和川軍的將領寫信，曉以大義，勸他們不要與紅軍交惡，為紅軍讓路。過草地時他把坐騎讓給傷員，自己拄竹杖步行。1937年10月，由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他帶著毛澤東致國民政府軍政要員的信離開延安，朱德總司令為之餞行。他以八路軍高級參議的身份走訪西南各省，呼吁團結抗日、共御外敵。1949年11月畢節解放，周素園擔任畢節地區支前委員會主任，抱病組織群眾支援解放大西南。為了提升自己的理論素養，從1950年起，他認真研讀30多種馬列主義和毛澤東的著作，并結合自身經歷撰文在報刊上發表。他近八旬高齡病逝，一生留下300多萬字的著述，部分代表性論著輯錄在《周素園文集》中。

國民黨中將張振漢的轉變更具戲劇性。張振漢（1898-1967），江蘇省徐州銅山人，出身貧寒，保定軍校炮科畢業。北伐戰爭開始后，他一路征戰，1928年任國民革命軍第48師的團長，1930年晉升該師的旅長，1931年4月23日改任第41師師長，1935年4月9日授中將軍銜。當年8月，蕭克指揮紅6軍團包圍了宣恩縣城。張振漢率2個旅作為先頭，經忠堡馳援宣恩，正好落入紅軍的伏擊圈內，被紅軍一舉殲滅4000人，他自己也成了紅軍的俘虜。在紅17師看管下，他害怕被戰士們殺掉，賀龍、蕭克對他多方開導，說他不是張輝瓚，不但給他醫治傷病，還配了勤務人員和騾子。

◆國民黨中將張振漢。

精誠所致，金石為開，于是他決定留下來擔任紅軍學校的戰術教員，并將正規軍的戰術理論與紅軍的游擊戰法相結合，編出一套獨特的教案。現存的一份授課提綱顯示，他強調“紅軍戰術之精髓，在于化整為零、聚零為整，此乃德國軍事教材所未載”。他的課程深入淺出，蕭克稱贊“張教員講課，連炊事員都跑來旁聽”。在一次戰斗中，張振漢用紅軍學校僅有的一發迫擊炮彈，打掉了敵人一個指揮所。1935年11月，國民黨130個團的重兵對湘鄂川黔蘇區“進剿”，紅2、6軍團從桑植縣劉家坪出發長征。張振漢隨紅軍學校師生一起長征，在云貴高原上雖歷盡千辛萬苦，他仍堅持在駐地給學校的學員們上課。翻越夾金山和跋涉松潘草地時，前面已過了多支部隊，吃光了沿途的食物。他們斷糧多日，警衛員寧可自己挨餓，也把得來不易的干糧省給張振漢吃。翻越雪山時，他不慎連人帶騾子掉下山崖，戰士們拉起“人鏈”救他上來，用擔架抬著他到陜北。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紅軍將士的舍己為人，讓我看清了中國未來的希望。”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他回到國民黨統治區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記載張振漢離開延安的一幕：他窯洞里掛著馬克思的畫像和紅軍軍校的證書，周恩來和幾個人（包括斯諾）進來，“請張振漢去吃飯，為他送行”。他回到國民黨統治區為抗戰出力，此后任過連云港市的市長和國民政府駐臺灣省特派員。1949年8月，他毅然參加湖南和平起義，先后任長沙市人民政府委員、副市長、湖南省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委員、政協全國委員，以自己的后半生為人民服務。他于1967年5月26日去世，終年69歲。

◆1936年4月12日，勃沙特在云南富民離開紅軍。

另外一位叫勃沙特的外國友人，則為紅軍長征留下了獨特的記錄：在斯諾的《西行漫記》發行一年之前，英國倫敦出版了一部書名《神靈之手：一個西方傳教士隨紅軍長征親歷記》的紀實著作。這本第一次記錄紅2、6軍團長征史實的書籍，西歐翻印了三個版本，而在我國卻鮮為人知。作者勃沙特（中文名薄復禮），1897年生于英國曼徹斯特，父母在瑞士傳教。他在中國生活20年，返回英國以后于1993年逝世，享年96歲。1922年秋，他受曼徹斯特基督教會派遣來到中國，在貴州境內的鎮遠、黃平、遵義一帶傳教。1934年10月1日，他在鎮遠縣與紅6軍團不期而遇，被扣留了18個月。蕭克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扣留了外國傳教士薄復禮和海曼。當時，正處于緊張的戰斗行軍時期，（戰士們）對這些不明身份的外國人，自然不能放過”，因為他們還能“幫我們翻譯地圖，成為我們轉戰貴州作戰行軍的好向導”。海曼也是傳教士，他是紅軍攻克黃平縣城時在教堂里抓的，不過他沒有寫下任何關于紅軍長征的文字。

◆1936年英文原版《神靈之手》封面。

勃沙特將路上所見所聞記錄下來，才有那本稱作“神靈之手”的書。中譯本（中國畫報出版社）12章約17萬字，記載的細節彌足珍貴——如紅軍醫生用竹片制作鑷子、用食鹽消毒，戰士們把《國際歌》歌詞刻在竹板上傳唱，宿營時用松明照明學習文化等。書中還寫道：紅軍在湘鄂川黔山區行軍，“領導人是堅信共產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徒，并在實踐著其原理，是另一種頻率和形式的蘇維埃”。他對蕭克的印象是：“只有25歲，是一個熱情奔放、生氣勃勃的領導者，一雙明亮的大眼睛閃閃發光，充滿了信心和力量。他是一個充滿追求精神的共產黨將軍，正希望在貴州東部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的政權。”

勃沙特在書中還記述：“我看到勤奮的紅軍戰士，除了忙著打草鞋、補衣服之外，還抓緊時間學習文化知識，聽關于共產主義原理的黨課。每個排經常召開會議，會前先選一個議題，要大家做準備，開會時踴躍發言，特別是新兵，在老兵的鼓勵下講自己受地主剝削的親身經歷。排長做總結，重申主要觀點。”他受其感染，真摯地寫道：這些人有信仰，以俄羅斯為范本，向往蘇維埃……到了某個駐地，哪怕是短暫休整，紅軍都會建立“列寧室”，自覺地學習。他隨軍行程近萬里，由于懂得醫藥知識，又能講漢語，這是將他們滯留18個月的主要原因。他們的生活待遇要高于紅軍指揮員，而且“大部分時間都能騎馬”，晚上睡覺有床單。1936年4月他們離開紅6軍團時，蕭克和王震為他們餞行，并請貴州畢節的周素園老先生和原國民黨軍中將師長張振漢作陪。1984年，蕭克通過外交渠道尋訪到年邁的勃沙特，兩位老人隔空對話，成就了中英友誼的一段佳話。勃沙特的回信寫道：“與紅軍同行的一年半，是我生命中最珍貴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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