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世紀，蒙古鐵騎用復合弓+回回炮的組和，硬碾出史上最大陸地帝國。奈何不到百年就分崩離析，只剩下殘部退守草原，淪為偏安一隅的北元政權。曾經的草原勇士為全家老小，不得不回到崗位上重新打拼。

與此同時，朱元璋在《明太祖實錄》留下口號：昔胡漢一家，胡君主宰，今朕主宰天下，以四海為家！

對外撒狗糧

朱元璋一直對關外蒙古人釋放善意

事實上，明朝的對外宣傳非空洞吹牛，而是一套經過精致偽裝、靠撒幣運作的戰略欺詐。其邏輯清晰且冷酷--你給大明干活，大明給你超規格待遇。

正因如此，明朝自洪武時代起就慷慨招降各類蒙古人。比如在洪武四年12月，制定月錢米有差規格。洪武二十一年，更是直接賜東昌府新附韃靼官軍鈔，指揮十錠、千戶八錠、軍士五錠。

朱棣大撒幣讓蒙古人懷疑他是元順帝的遺腹子

等到大孝子朱棣上臺，不僅沿用上述措施，還進一步加高推廣。永樂三年7月，明朝對甘肅、寧夏等沿邊的蒙古人開出的賞賜清單：都督，牛二十，羊一百五十；都指揮使，牛十四，羊七十；指揮，牛十，羊六十；千百戶、衛所鎮撫，牛十，羊五十。其隨來軍民，每戶牛六、羊二十。

宣德年間，招募蒙古人的待遇上限又被打破：侯四百畝、伯300畝、都督250畝、都指揮200畝，連百戶所一級的鎮撫都能領到100畝。

撒幣是明朝收買番邦的慣用手段

從土地、房子、糧米、錢鈔到職務晉升，這就是一套全方位覆蓋的馴化信號。

如果蒙古人選擇歸附明朝，只要正常活著，收入和生活水平就自動碾壓草原上的昔日同胞。

蒙古人歸附無一例外是最求利益

特務滲透+降虜種草

由于利益輸送到位能堅持的蒙古人數量有限

那么，這套“躺平+狗糧”的效果怎么樣呢？答案是--好到超出預期！

早在明朝北伐時，已經有大量蒙古降虜投靠，比如日后在靖難之役發揮重要作用的朵顏三衛。以至于《蒙古源流》都說：40萬蒙古中，得脫者惟6萬，其34萬皆被圍而陷矣。

朵顏三衛源于明朝的收買策略

此外，明朝還通過特務、往來商旅、投附者、邊鎮軍兵，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傳播“躺平”病毒。公元1435年，錦衣衛指揮僉事康能奉命出使瓦剌，同行還有曾與蒙古有姻親關系的“達官”千戶阿老丁。盡管無功而返，卻反映出潛在的秘密交涉渴望。

到正統-景泰年間，出使瓦剌的任務幾乎全由錦衣衛承擔。千戶梁泰因此破格晉升指揮僉事，而指揮同知岳謙擢升都指揮僉事，屬于貨真價實的加分路線。他們依靠外交掩護聯絡酋長、刺探虛實，將躺平思想精準投放到草原的各個角落。

明朝中期對蒙古外交幾乎全交給錦衣衛承擔

當然，口齒伶俐的特務說教，遠不如蒙古歸附大佬的“種草帶貨”。公元1405年，把都帖木兒率部眾5000人、馬駝1600匹歸附明廷。朱棣大悅、賜其漢名“吳允誠”，還授右軍都督僉事，命其居涼州耕牧。

于是，這位吳允誠成活廣告，招降舊部把禿等人。成祖則再下賭注，賜把禿漢名“趙忠美”、伯克帖木兒“宋一誠”，還分別授予職務。

已經投靠的大佬可以成為招募活廣告

而且歸附蒙古人自己也會產生“皈依者狂熱”。例如名將滿桂不認可自己是胡人，在對陣女真時忠勇絕倫、不好聲色，最后為大明血染沙場。這番忠烈表現，比日后積極剃頭的漢人官兵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現實來講，與其在草原上刀口舔血、不如潤到明朝當欽定人上人。無論光復蒙元的口號如何偉岸，終究只是無法變現的宏大敘事。

利益誘惑讓宏大敘事成為反義詞

極度雙標

明朝對內依然是反躺平敘事

正如所有的帝國主義雙標派，明朝對外部瘋狂輸出躺平，對內卻有另一套嚴苛設定。

比如朱元璋為維護統治和經濟安全，對內建立一套嚴密到窒息的人口管控體系。他在《御制大誥》、《明太祖實錄》、《大明會典》等記載里多次強調天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逃離本土在外地被發現，嚴重者甚至被處以絞刑。如果外出經商或務工的拿不到路引，重則殺身、輕則黥竄化外。

明朝普通人的境遇幾乎與歸化蒙古人呈反面

簡而言之，底層民眾被終生軟禁在戶籍地，只能老老實實充當牛馬和炮灰。于是，《武宗實錄》、《明史紀事本末》都有記載，晉、陜、冀等邊地百姓頻繁翻越長城，奔赴草原兌現另一種生活方式。哪怕困難重重、后果不好估量，依舊是在用腳進行投票。

這套令人脊背發涼的統治邏輯就此成型：大明子民的苦累是天經地義，而曾經被驅逐的韃虜，卻可以靠著歸附二字瞬間過上躺平生活。

明朝普通的人的存在意義就是貢獻剩余價值

棋子和炮灰

大部分歸化蒙古人生活境遇也不容樂觀

值得一提的是，歸化蒙古人的頂級待遇，只會在特定時期或特定級別才會全面兌現。許多賞賜草場雖有120-300畝面積，但普遍位于南方地區，氣候與北方故地截然不同。對于習慣寒冷氣候的游牧民而言，無異于一場嚴酷的生存挑戰。

在戰爭中，底層蒙古軍戶必然被當作廉價炮灰，派往最要命的戰場實施以夷制夷。公元1454年正月，朝廷就調撥河間、東昌等處的蒙古降虜從征，又遣其妻子前往定居。從北部大草原到嶺南的熱帶山林，幾乎都有蒙古降虜的身影。

蒙古皈依者常被明朝用于鎮壓漢夷起義

這是因為明朝不可能真正信任蒙古降虜。早在洪武年間，群臣就認為他們不得已來歸，一旦反側邊鎮不能制也。《續文獻通考》也記載，朱元璋下令禁止蒙古人族內嫁娶，必須跨民族通婚，否則就要抄家為奴。事后又擔心這些異族污染正統血脈，遂叫停這一舉措。

土木堡之變后，京城內的蒙古降虜又成為被懷疑對象。翰林院侍講劉定之用直白語言揭示恐懼，要求朝廷嚴加管控：遷徙其眾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姻。變其衣服，不許仍遵舊俗。或以為兵，使與中國之兵伍相錯，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中國之民里甲相離，以染化之。

土木堡之變讓歸化蒙古人成為重點懷疑對象

直至萬歷時期，作為三大征開端的寧夏之役，也與明朝的蒙古政策脫不開關系。哱拜原于嘉靖年間歸附，受封寧夏副總兵后充當某種“種草樣板”。僅僅二十年時間，因巡撫黨馨克扣糧餉、當眾羞辱，只能率領蒼頭軍嘩變。朝廷被迫動用七鎮精銳、耗時八個月，最后靠掘開黃河堤壩才勉強平定。

更為諷刺的是，平叛主帥李如松麾下有大片胡人兵丁，外省援軍包括先前被蒙古降虜征討的苗人土兵。這場以夷制夷鬧劇，讓明朝的信譽徹底坍塌。蒙古殘兵寧愿投靠后金，也不想再被朱家騙進修羅場。

寧夏之役后蒙古人對明朝徹底失去信心

平心而論，明朝制定的大量短期策略，確實在特定時間內有過超常發揮。但根子上的投機取巧注定無法持久，或是在長周期內兌現承諾。一旦出現裂痕，又要為粉飾太平而欲蓋彌彰，弄的幾乎所有人都不太好過。

可惜，這就是歷史的幽暗之處。因為普遍的“害怕失去心里”，讓任何階層都傾向于靜默忍受。既受短期利益誘惑，也會被長期熏陶的概念所裹挾。最后在一潭死水中掙扎力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