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 年一段讓人動容的往事，王炳南走到生命最后時刻，意識迷離之時專門跟妻子交代遺言。

淡然感慨自己一輩子活得坦蕩，沒有什么可遺憾的。

歷經半生風雨滄桑，他究竟有著怎樣的人生閱歷才敢這般感慨？

1908年1月1日，陜西乾縣，一戶農家。王炳南就出生在這里。父親王寶珊是辛亥革命的老人，曾與西北軍首領楊虎城歃血為盟，結為兄弟。這層關系，王炳南后來用了一輩子。

少年時代，他沒有安分過。五四運動的風刮到陜西，他第一個往前沖。1925年，在三原中學讀書時，他加入了共青團，第二年又跨進了中國共產黨的大門，年僅17歲，就當上了乾縣第一任黨支部書記。不是掛名，是真干——組織農民抗糧抗稅，發動群眾，跟地方反動勢力正面對著干。

干得太猛，家鄉待不下去了。

1929年，靠著父親與楊虎城的私交，王炳南拿到了一筆出國留學的資助，先去日本，再輾轉到德國柏林大學，讀政治學。表面上，他是個留學生。背地里，他在歐洲華僑中秘密組建抗日小組，把旅歐的中國青年一個個攏到旗下。

在柏林，他還認識了一個德國女孩——安娜·利澤，柏林大學的哲學博士。兩人墜入愛河。1935年，他們在倫敦完婚，安娜隨夫姓，改名王安娜。婚后沒多久，組織一紙調令下來，讓王炳南回國。王安娜二話沒說，跟著走了。

她不知道，這一走，就是二十年的中國歲月。

1936年春，王炳南回到了西安。他這次回來，是奉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之命，任務只有一個字——爭。爭取楊虎城將軍，爭取十七路軍，聯共抗日。

途經莫斯科時，代表團團長王明親自交代了暗號：如果楊虎城答應與紅軍停火，就向巴黎的吳玉章發一封密電，暗號是"把雜志寄來"；如果不答應，就發"雜志不必寄了"。就這么簡單，幾個字，關乎幾萬人的命運。

王炳南到了西安，開門見山，直接把使命攤給楊虎城。楊虎城早就和紅軍有了來往，王炳南回來，不過是把他心里那顆釘子，釘得更穩了一些。楊虎城甚至讓王炳南直接住進了自己的公館，兩人徹夜密談，越談越深。

那封暗號密電，很快發出去了——"把雜志寄來。"但真正的考驗還沒來。

1936年11月，蔣介石親赴洛陽，逼張學良、楊虎城繼續剿共。張學良苦勸，蔣置之不理。兩人被逼到了墻角。就在這時，王炳南在上海又搭上了張學良——經杜重遠介紹，他成了張學良與楊虎城之間的傳話人，來回奔走，傳遞情報，協調立場。

1936年12月12日，西安城里槍聲驟起。那一天早上，王炳南被敲門聲從睡夢中驚醒。

楊虎城的衛兵站在門口，說：將軍請你去開會。王炳南知道，出大事了。西安事變，就在這一刻爆發。

事變之后，局勢亂成一鍋粥。外有各方勢力施壓，內有主戰派嚷著殺蔣。此時王炳南的位置極其微妙——他是楊虎城信任的人，也是中共的人，更是張學良和楊虎城之間的紐帶。

周恩來趕到西安后，王炳南便成了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之間協調溝通的關鍵中間人，來回傳話、通報信息、處理突發狀況，幾乎沒有停過腳。

事變和平落幕后，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先后寄來親筆信，對王炳南的貢獻予以高度表彰。這是他第一次被最高層記住名字，但不是最后一次。

槍炮打不贏的，就用嘴打。1939年，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隨即設立對外宣傳小組，1940年擴編為外事組，王炳南任組長，直接由周恩來領導。

他面對的是什么局面？國民黨牢牢掌控外交渠道，共產黨幾乎沒有任何官方的對外窗口。駐渝的外國記者有四十多名，外國使館一個挨一個，但他們接觸的全是國民黨那一套。

王炳南的打法是：交朋友。

他把重慶經營成一張關系網。美國駐華使館的史迪威將軍、卡爾遜上校、美國總領事，一個個被他搭上線，逐漸變成了可以說話的朋友。

外國記者們來了又走，走了又來，王炳南是唯一一個讓他們覺得"共產黨人是可以信任的"的聯絡點。更實際的是——通過這些關系，他為抗戰前線爭取到了大批援助物資，包括當時極為稀缺的盤尼西林。

周恩來對他的評價是：炳南不但是我的左右手，他還是我的耳朵和嘴巴。

這不是客套話。彼時周恩來公務繁忙，王炳南等于是他的另一張嘴，對外傳遞立場，對內收集情報。誰對共產黨有好感，誰對國民黨心存疑慮，誰可以爭取，誰需要警惕——這些判斷，很多都經王炳南的眼睛過濾后，才送到周恩來案頭。

皖南事變爆發后，國民黨輿論封鎖極為嚴厲。王炳南直接把外事組的住所變成接待場所，召來各國使館人員和記者，擺事實，講道理，把中共的立場說清楚。

1945年8月28日，重慶白市驛機場。陽光難得地刺穿了山城的陰云。毛澤東乘坐的飛機在跑道上停穩，王炳南第一個登上機艙，向主席報告迎接人員名單，然后引著他走下舷梯。這是王炳南第一次見到毛澤東，也是他第一次以秘書身份貼身工作的開始。

重慶談判期間，王炳南跟在毛澤東身邊，穿梭于國民黨上層、民主黨派和外國使節之間，既是秘書，也是翻譯，既是聯絡人，也是信息收集者。他是那段歷史最近的目擊者之一，但他從不多說，只做事。

1949年，新中國成立。王炳南成了外交部辦公廳的第一任主任，協助周恩來從零開始搭建這個國家的外交機器。那批從軍隊調過來的外交官，幾乎沒有一個懂外交禮儀，王炳南主持制定培訓計劃，請來國內最頂尖的國際法專家，幾個月時間，把一群軍人變成了站得上臺面的外交官。

1954年4月，瑞士日內瓦。新中國第一次走上國際多邊外交舞臺，周恩來擔任代表團首席代表，王炳南擔任代表團秘書長。在這之前，他率先遣隊提前抵達，選住所，排日程，布置安全，一件件落實。

在日內瓦，有一個細節流傳至今。王炳南為代表團成員定制了一批黑色中山裝，莊重，嚴肅。結果代表團成員走上日內瓦街頭，路人紛紛脫帽鞠躬——因為瑞士的牧師，正是穿黑色衣服的。一批中國外交官，就這樣被誤認成了傳教士。這個誤會，后來成了王炳南最常講的笑話之一。

但更大的事情在日內瓦悄然啟動了。

會議期間，美國代表團副團長史密斯主動接觸中方翻譯，王炳南敏銳地捕捉到這個信號，立刻向周恩來匯報。這扇門，一旦打開，就不能讓它再關上——周恩來拍板，授權王炳南以中方代表身份，與美國代表約翰遜展開直接接觸。

1954年6月5日至21日，國聯大廈，中美雙方先后進行了4次正式會談。這是新中國與美國之間，第一次坐在桌子兩側，開口說話。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級會談正式開幕。王炳南是中方第一任首席代表，對面是美國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約翰遜。

這場談判，從一開始就注定不好打——臺灣問題像一塊石頭壓在桌上，誰也搬不走，誰也繞不開。美國方面的目標是切割，分化，讓北京承認"兩個中國"的既成事實；王炳南的底線只有一條：臺灣是中國的領土，這一點不談判，不妥協，不讓步。

談判持續了九年。九年里，美方首席代表換了三任——約翰遜、比姆、卡伯特，一任比一任硬，但王炳南一直在原位，像一根釘子扎在談判桌旁。

這九年不是沒有成果。最具歷史意義的，是1955年9月10日雙方達成的平民回國協議——中美雙方互相承認對方平民的返回權利，分別委托印度和英國政府協助遣返。這一協議打開的缺口，讓滯留美國的科學家們看到了回家的可能。錢學森，就是在這個框架下，在10 月 8 日踏上了歸途。

國民黨高級將領陳誠后來評價王炳南：不受奸詐，不圖近利，是泱泱大國風度。這句話，出自對手之口，更顯分量。

1964年，王炳南奉調回國，出任外交部副部長，結束了九年的會談生涯。他離開談判桌的時候，桌子另一邊的美國人，大概沒想到——再過七年，尼克松就會踏上中國的土地，那條路，王炳南早就蹚出來了。

1975年，王炳南重新出山，擔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他已經67歲，但腳步沒有停。此后十余年，他親自帶團走遍五大洲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接待的代表團多達上百個。盧森堡大公國、波蘭政府、奧地利維也納市，先后授予他勛章，以表彰他在國際友好往來上的貢獻。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這一年，王炳南飛越太平洋，第一次踏上了他談了九年、卻始終未能正式來往的那片土地。

1988年12月22日，北京，大雪。王炳南在病榻上，用最后的氣力說出了那句遺言。"我一生沒有什么可遺憾的。"

他沒有遺憾，這件事本身，就已經足夠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