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綜合國力提升與國際影響力拓展，中國國際關系學科在傳承歷史積淀、借鑒西方經驗的基礎上，逐步突破西方關系理論話語的桎梏，在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方面取得豐碩創新成果，同時明確了面向未來的發展路徑，彰顯出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獨特價值與發展潛力。

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的早期發展

作為社會科學體系中的核心分支之一，國際關系學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才正式成型。1919年英國威爾士大學正式設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國際關系講席教授職位，其核心使命在于系統探究戰爭爆發的深層根源、梳理國家間沖突的內在邏輯，并探索維護國際和平、構建合理國際秩序的有效路徑，這一舉措也被學界普遍視為國際關系學科正式誕生的標志性事件。此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冷戰的興起與演變等一系列重大國際歷史事件的推動下，國際關系學科內部圍繞核心理論議題展開了多次深刻論爭，進而使得國際關系理論在20世紀的學科發展中長期占據主導地位。

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而言，雖然國際關系研究起步整體相對滯后，但與西方在學科起步時間上相差并不明顯。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便已初現端倪，從時間節點來看，僅比西方學界晚約十年。彼時，大批中國留學生遠赴歐美頂尖高校攻讀博士學位，他們聚焦中國外交實踐與國際格局議題展開深入研究，致力于探尋在列強環伺、日本侵略威脅下，中國維護國家獨立、謀求自身發展的可行路徑。這些學成歸國的學者，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國內知名高校開設國際關系相關課程，同時積極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研究成果，不僅有效推動了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的初步成型，更助力其快速實現與西方學界的對接交融。這一時期，西方知名學者如昆西·賴特曾專程來華講學、開展學術交流。在中國學者中，像王繩祖等人也在西方學界發表英文論文與專著，形成了一定的國際學術影響力。上述歷史實踐充分說明，即便非西方國家的國際關系學科發展在起步階段略晚于西方，但在后續的發展進程中，依然具備逐步縮小與西方學界差距的可能性與潛力。

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的創新成果

從深層根源來看，非西方國際關系學相較于西方的差距，核心集中在理論建構層面。國際關系理論是凝練國際現象的普遍規律，超越單一事件局限，具備宏觀解釋力，是學科建設的核心支柱。西方國際關系學自誕生伊始便保持強勁理論創新活力，衍生出諸多理論流派，而且伴隨國際格局變遷、學科發展與學術論爭，新舊范式持續迭代、多元并存，形成繁榮的學術生態。

反觀非西方國家，本土國際關系理論相對匱乏。中國學界雖不斷努力，但依然存在理論依附問題。例如，新中國成立前對西方現實主義的引介、此后對蘇聯理論的借鑒，以及改革開放初期大規模引進西方主流理論，都表明 20 世紀中國始終未能構建起中國國際關系學自主知識體系。但隨著改革開放后中國全面融入全球格局并實現大國崛起，尤其西方學界依托自身理論炮制“中國威脅論”等論調愈加強烈，缺乏原創理論話語權所引發的學術困境與現實挑戰日益凸顯。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學者自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反思理論創新不足的問題。在系統總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發展經驗與不足的基礎上，中國學者開始自覺通過推動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新來促進學科整體發展。此后二十余年中，在秦亞青、閻學通等學者持續努力下，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新逐漸取得階段性成果，并開始在國際學界產生影響。一方面，關系理論和道義現實主義等具有代表性的理論成果相繼提出；另一方面，中國學者在此基礎上與西方理論展開更加平等和深入的學術對話。例如，在2024年，英文期刊《中國國際政治季刊》（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連續兩期刊登中西方學者圍繞中國理論創新成果的學術對話，獲得了國際研究協會國際關系理論類2026年度最佳專刊獎。這一成果表明，中國國際關系學自主知識體系創新正在逐漸獲得國際學界的關注與認可。

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新與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

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創新不僅對學科發展具有意義，也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整體產生積極影響。

第一，作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關系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發展表明，只要遵循科學理論創新的一般路徑并立足中國傳統思想資源與現代化實踐經驗，就能夠形成既具有學術價值又體現中國視角的社會科學理論，為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提供重要經驗。

第二，中國理論豐富了國際關系學科的研究視角。中國學者圍繞國際關系學科核心關切的世界和平問題，提出了不同于西方主流理論的解釋框架，尤其系統論證了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大國實現和平崛起的可能性與路徑。同時，道義現實主義和關系理論等，也為理解當代國際政治中的不確定性提供了新的分析視角。

第三，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學科敘事結構。在此之前，學界往往將國際關系學科的發生和演進置于西方理論的發展過程中，非西方學術界作為西方理論的追隨者而變得無關緊要。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出現，使得這一學科敘事發生了重要變化。非西方國際關系學開始作為理論創新重要的參與者和推動者。特別是當西方理論陷入創新乏力的理論終結之時，這種學科發展的敘事轉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

中國國際關系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研究重點

展望未來，構建中國國際關系學自主知識體系可重點推進兩方面工作。其一，持續提升國際關系理論對現實的解釋能力。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多圍繞自身核心問題展開，關于戰爭與和平相關論述本質上是西方大國維持和平的經驗總結。隨著中國構建自主知識體系不斷推進，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已逐步縮小與西方學界的差距，具備理論突破的可能，但關鍵仍在于提升理論對國際現實的解釋力及和平方案的建設性。為此，需廣泛吸納西方及全球南方國家學者的學術意見，使理論既立足中國經驗，又面向廣泛國際關系實踐。其二，擴大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國際學術影響力。長期以來西方理論主導全球學界，導致許多非西方學者在解釋本國外交實踐時面臨理論與現實脫節的困境，只能在西方理論間取舍，缺乏本土理論支撐，而推動中國理論走向國際正是破解這一困境的關鍵路徑。可以預見，隨著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及中外學者的廣泛應用，國際關系學科的西方中心格局將逐步松動，多元開放的學科新格局將逐步形成，這既有助于深化對當代國際政治的理解，也將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構建注入新動力。

作者系華東政法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汪書丞

新媒體編輯：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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