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哲學系教授程樂松,
是道教研究學者,
也是哲學宗教學系的系主任。
去年,他在北大哲學系的兩場典禮致辭意外出圈,
精準戳中了很多年輕人的痛點:
“精明算計出來的遠大前程和鏡花水月一樣,毫無價值,
無論從現實利益出發,還是從心靈平靜來看都是如此”,
“太多的選項與沒有選項在本質上是一樣的,”
“陷入焦慮和懊惱且無法自拔,
是我能夠想象的、唯一浪費生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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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樂松
程樂松的日常生活很簡單:
工作、讀書、帶孩子。
他坦言,“這輩子就是腳踩西瓜皮”,
這位來自江西德興的村落青年,
直到文理分班后,才從學渣逆襲,
最終調劑進了北大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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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干哲學就不牛馬嗎?”
4月底,一條在北大拜訪了程樂松,
他自稱“哲學牛馬”,
日常在書里與歷史上偉大的心靈對話,
但也被抬頭率、KPI追著跑。
他捍衛穩定且節制的日常生活,
警惕轟轟烈烈、盲目求變的人生模式:
“絕大部分以為自己生命要用燃燒的方式展開的人,
實際上都是以燜燒的方式完成這一生的。
燜燒鍋的‘燜燒’,
其實你并沒有火苗,
你只是在內心火苗造成的內耗中度過了一生。”
編輯:韓嘉琪
責編:陳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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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辦公室,程樂松就踢掉鞋子,踩上拖鞋
程樂松最怕給年輕人當人生導師。他經常跟學生打趣說:“你要跟我談生命的意義,我也不知道。”在他看來,哲學的目標是培養思考方式,天然地拒斥統一、標準的生活答案。
他在2025年北大哲學系畢業典禮和開學典禮上的致辭,至今仍被網友反復提起。大家討論最多的,是他對當下年輕人精神狀態的觀察:“校園生活的渣男狀態”,三心二意地生活,在最優解的選項里反復橫跳,在真正投入之前就想好退路。
金句刷屏,有網友夸贊封神,也有網友質疑雞湯。無論褒貶,持續的熱度都讓他倍感壓力:不少媒體向他發出邀約,想找他談談“如何過好這一生?”,他再三推脫:“我自己都過不好這一生”。
比起當網紅學者,平靜才是他向往的生活狀態。他不愛拍照,不喜歡在人多的地方露臉,也抗拒被迫營業,雖然生活里總免不了出于各種人情委托的營業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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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記》中的太上老君
作為研究道教的學者,外界難免對他產生隱逸出世的想象。年輕的時候,他喜提“高壓鍋學者”的美名,因為哲學院的同事們覺得他應該在辦公室支個高壓鍋,每天煉丹修仙。他搖頭否認這些猜想,“如果能進道門,我還在這兒混嗎”。因為多年不做田野研究,他老實交代:“我跟北京的道士一點都不熟,進道觀還得買票。”
在這個人人擁抱有趣靈魂的年代里,程樂松聲稱自己“無趣、呆板且乏味”。
他常年穿著雷同的格子襯衫,身處有“鳥類天堂”之稱的北大校園,他沒興趣追逐觀鳥的熱潮,第一次談戀愛就結婚,他承認自己的情感經驗十分有限。為了節省時間,他通常只去食堂里排隊最少的窗口打飯,他的兒子,正在讀初中的茸寶警告過他:“窗口人越少越不好吃”,他不為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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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形容自己身上有種很重的“死人感”。每天的生活極其規律,近乎單調:起床,做早餐,送孩子上學,去辦公室,下午4點接孩子放學,回辦公室再繼續干活,傍晚會沿著北大的后湖慢跑10圈。日常的半徑不超過3公里。
“你問我第二春,我連第一春都沒有”,他說。如果一個人大聲宣稱中老年才是最有創造力的階段,他回答,“可能表演性質多于實質”。
身為北大哲學系的系主任,他不避諱自稱“哲學牛馬”:“難道干哲學就不牛馬?你被KPI趕在屁股后面跑,還要考慮抬頭率,學生還要給你打分。”
但這種無趣,在程樂松的理解里是一種自知,虛假的自我表演是他生活里最大的天敵。當然,這種無趣還可以加上一個限定詞,“在可觀察的視角下”。辦公室是他在校園里的舒適區,一進門,他就踢掉鞋子,踩上拖鞋。這間十多平米的辦公室被書架占據了大半,從歷史、哲學、宗教研究到社會學,數千冊的圖書,也僅僅是他藏書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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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樂松的辦公室被書架緊緊環繞
“你讓我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誰替我接孩子?誰替我開會?但是我在書架里從書架轉到書架,那就是說走就走對吧?從《史記》轉到《后漢書》,那是另外一個天地,我從《后漢書》再轉到康德,那又是另外一個天地,這么多天地可以在一個書齋里來回轉換,算無趣嗎?”
他相信,相比起淺表的視覺信息,“世界真正大的地方是在書里”。“你看到的風景是物理性的,但是任何一本書都是一個渡船,能讓你進入一條生命之河。”
他手頭攢著幾個“雄心勃勃的學術計劃”,需要大塊的、長時間的閱讀寫作來支撐。“我其實很焦慮,”他說,“我覺得沒有時間去認真讀我自己想讀的東西。”他跟兒子有個約定,回到家,他不看手機,兒子不能看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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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兒子放學,是程樂松一天中最快樂的時刻
每天下午四五點鐘,程樂松會準時出現在兒子學校的門口。他會習慣性幫兒子背上書包,父子兩人穿過一片小花園,兒子上車,脫鞋,他調侃被兒子的腳丫熏暈,樂此不疲。這也是他一天里笑得最多的時光。
這樣平穩的家庭生活,也許為今天的許多年輕人所不屑,但他絲毫不遮掩分享的欲望。“無趣意味著你的生活節奏很穩定,無趣也可能是人生最好的狀態,至少在我這個年齡段,是的。”
以下是程樂松的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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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媒體時代,我們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被全面景觀化了。景觀就是生活的片段,或者年輕人所說的出片感。比如覺得夏天去河邊上露營,看到螢火蟲你就看到浪漫了,但事實就是有蚊子,有知了,很熱很吵,晚上你睡也睡不著,蚊子叮到你身上的時候,癢是真實的,你無處可逃。
對于極少數人生活的反復景觀化,也會使得我們忽略絕大部分人日常生活的復雜和根本價值。我們每天看到的都是伊隆·馬斯克、薩姆·奧特曼、雷軍……但絕大部分人的生活是什么樣子?是食堂、會議室、接孩子、回家做家務。
在生活里我愿意說我就是一地雞毛,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來,既沒有大家想象的那種從容,也沒有像大家想象的不食人間煙火。哲學牛馬只是事實描述,我也沒有覺得哲學牛馬有什么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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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年會不能停》中的打工人
你可能會說,每天老婆孩子熱炕頭,做一些單調的工作,這樣的人生怎么值得過?但在我看來,絕大部分以為自己的生命要用燃燒的方式展開的人,實際上都是以燜燒的方式完成一這一生的,我說的是燜燒鍋的“燜燒”。
燜燒就是你并沒有火苗,你只是在內心的火苗造成的內耗中度過這一生。有多少人能夠用自己的生命點燃起鮮亮的火焰,讓別人看到?你知道雷軍背后有多少創業失敗者嗎?他們背負著債務,背負著一生的自我譴責,甚至一輩子都翻不了身的困境。
所以我從來覺得,一個人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情感生活還算穩定,每天不會因為吃了上頓沒有下頓,那么你已經在創造生命的奇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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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年輕人也許覺得情感關系不再重要,是因為很大程度上我們有一種本能的、所謂的責任恐懼:我們不愿意被什么東西綁住。但其實不想被一種東西綁住,可能是因為你被另一種更虛幻的東西攫取了。比如說,我不結婚,我是為了自由,為了不被牽絆,為了自我實現。
但自由的代價其實有時候比穩定且節制的日常的代價大得多,因為自由會給你放縱和怠惰的借口。“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時候,人的自制力會降到最低,在生命的意義上來說,我認為可能是一種自我戕害。
如果一個人的日常生活沒有穩定的節奏,很難想象你能夠成為一個有競爭力、能夠實現價值的個體,因為你轉換得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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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
我曾經說,躺平對于一個人精神能力的要求遠遠高于內卷,如果沒有準確的自知和對自我穩定的預期,你哪來的躺平的勇氣?
我并不是要譴責誰,也不是要提倡大家如何生活。我反復講哲學家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嘗試把問題問對,比如我說“回到日常”,我要定義什么叫日常生活,才能討論。
我只是想提示大家重新審視一下日常,不要總看不上日常,因為在我看來“追求平常”對人的要求是很高的——要有責任感,要能夠過節制的生活,要知道自己的根本價值在哪里。自知、節制和責任,這三種東西其實在人格意義上的要求并不是很簡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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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的本科4年是另一場比高中壓力還大的、憋著氣的沖刺。大家對于未來的焦慮,產生了同時要做很多事情的疲勞。同學們進了大學以后,想著我得妥妥地保研,還要能夠同時進大廠實習,畢業的時候還能去美國名校。所以上課的時候不愿意抬頭,不愿意聽講。
很多小朋友在日常生活里最大的困難就是總想把事情按照自己的劇本推演下去。但是人生哪有劇本可言呢?如果一個人在二十歲的時候就能規劃好人生的劇本,除了我做道教研究的對象神仙以外,不太可能。
邏輯意義上人生不能設計,所謂的高考規劃也做不到。一個人從高中畢業到能到職業生涯的巔峰,大概是20~25年的時間。誰能預測25年以后哪個專業是高峰?所以我認為所謂的高考規劃,實際上只做一件事:就是從你高中畢業的那一下,去確定你大學畢業的那一下,你所選的專業在就業市場的容量是比較大的,但這也并不代表你一定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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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哲學(宗教學)系
我是做道教研究的,這個專業在一般人看來絕對是夠冷門的,但它現在是一個非常缺人的專業,全球只有一兩個培養中心。
所以如果真的按最優解去設計人生,是有一個悖論的。而且你只要設定一個劇本,實際上就是給自己挖了個坑,跳進去可能就出不來了。
我們為什么要做這么精細的規劃?這背后有一種非常深切的階層滑落的焦慮。這種焦慮是有個東西在做背書的,就是何為中產。其實我們的物質條件已經讓我們的生存不是什么問題了,也許是我的生活經驗很有限,我覺得在今天的中國,要真把自己餓死是不容易的。
我們實際上混淆了三件事:第一是作為底線的生存需求,第二是作為與自己的能力配得的社會價值回報,第三是來自于自己內心預期的自我實現。絕大部分的焦慮都來自于我們將自我實現的需求錯置為生存需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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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部分的焦慮都來自于我們將自我實現的需求錯置為生存需求”
自我實現成為了一個底線需求,這個就麻煩大了。因為自我實現本來就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綜合工程,需要你的能力的匹配,長期的節制和努力,也需要時代的配合,甚至需要小環境對你的配合,這個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我不同意最優解,但是同意底線思維。如果我的家庭條件很困難,我就要奔著某個職業吃飯養家,我是完全支持的。但我們也要意識到,一個人的生存需求可能沒有他想象的那么高。
我們現在對確定性、對事物的可控性要求過高了。包括你說年輕人開始流行算卦,為什么要遇事不決算一卦呢?因為這是一種非常低成本的增加確定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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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涌入道觀
但我們實際上是活在人群之中的,你沒有辦法控制別人的行為方式,你也沒有辦法迅速有效地改造你和他人之間的關系和權力結構。比方說,我要不要跳槽?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精確計算性——要,還是不要?但所有將人作為變量的事情,都不可能達到合理的確定性。
所以許倬云先生總說你要向內求,就是說你得反身而誠,得把自己的人格培養好,得有穩定的心靈秩序,才能用平和的心態去理解世界。用我庸俗的理解就是,你要清晰地知道你自己能力的邊界,隨時準備跟自己和解,不要去嘗試控制你控制不了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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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時期的程樂松
我昨天還說我這輩子就是腳踩西瓜皮,讀書也好,找工作也好,都沒有經過精心的設計。
在沒有文理分科之前,我算是班上的學渣,到了高三才有些變化。報志愿的時候,是既憑實力也憑膽色,敢不敢報北大?我的高中班主任說你這個分數可以報,我說那就試試。
我報了三個志愿,分別是北大的法律、經濟學和國際關系,然后填的是專業不服從調劑。我當時想好了,北大掉檔我就去江西財經學院。江西財經學院你知不知道?反正最后都是找個工作。
但后來應該是我的高中班主任給我改成專業服從調劑了,所以我就被調劑到哲學系。我負責任說,我拿到哲學系通知書的時候,我第一反應是想復讀,所以真的不是我選了哲學,也不是我從小愛好哲學,沒有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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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到了北大,我就感覺賺到了。大學里我學會的最重要的一課就是太多比你優秀的人了,輪不到你折騰。我同學里面有自己導演戲劇的,寫詩寫得很好還出詩集的,有自己去炒股甚至獲得財富自由的。
我在北大的感受就像煤灰掉進煤堆里,毫不起眼。我就是混著說打牌、踢球、喝酒,圖書館那是去了以后隨便找兩本書翻兩下,都沒往心里去。這個學校給我最好的印象是食堂和澡堂。我就是一個極度平常的人。
你問我為什么學了宗教?我想是因為無知。因為我的本科班主任是做道家哲學的,他說你要是找不到碩士導師,就考慮一下做道教研究。我想道教和道家應該差不了太多,但真正開始學以后才知道兩者壓根不是一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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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研二的時候,我才開始意識到做學術可能對我是個舒適區。研三那年,我有了更自由的閱讀,我會把它描述成“最開始有一種屠龍之術的錯覺”,逐步地有些開竅了。
其實我當時沒有嚴肅考慮過職業前景,因為那個時候你做道教的博士,大概率是找不到工作的,只是這個問題沒有出現在我腦子里。后來我導師帶的師弟們,每個人都找到工作了,今天看冒這個風險是后知后覺的。
所以我覺得我在人生中賺翻了。說回腳踩西瓜皮的核心邏輯是什么?我不是下了一步棋以后,后面三步我都想明白了。沒有,走一步看一步,我對確定性的要求沒有那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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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機器人在練習刷馬桶
AI的時代,我們也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么。現在一些大的科技公司,開始找一堆人戴著攝像頭去疊衣服、折毛巾,為具身機器人提供基礎數據。等到數據積累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機器人就知道了怎么做了,人類的技能就取代了。
所以你會發現,人類正在給自己挖一個巨大的坑,越努力越淘汰。
是不是有一天,我們就完全不需要身體勞作了,但有趣的是什么?如果AI把你整個身體性的、勞作性的經驗都剝奪掉了,比如說你沒有疲勞感,沒有痛感,沒有他人在你身邊那樣的一種迫促感,尷尬欣喜都沒有了,那么我們精神生活的基礎在哪里?我們的心靈、意識仍然被限制在身體里,身體真的成牢籠了。
上次我跟(以色列歷史學家)赫拉利談的時候,我就說,在啟蒙運動之后的三四百年間,我們基本認可了人的核心能力是理性能力。但是你會發覺,AI正在一點點地把我們這種理性能力剝掉。所以要與AI發生區隔,我們可能要回到基于感性和身體的人的獨特性,而不是聚焦人的工具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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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樂松對談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
如何回到身體?很簡單,其實你只要能夠完成對手機和電腦界面的物理性隔絕,身體就在主導你,身體會自動告訴你它的感受。
過去幾十年,用來維持我們基礎生存的身體勞作正在變得越來越少。小時候我們包餃子是要揉面的,要搟皮。現在揉面有揉面機,掃地有掃地機,各種各樣的機把所有的身體性勞作都系統性地外包出去。
我們現在只要回到家里,我們其實都是嚴格意義上的Couch potato(沙發土豆)。你總在“看”生活,而不是自己去“過”生活,比如說你是看著洗衣機洗衣服,你不自己洗衣服。
不信你試一試,你每天自己洗衣服,把自己的三頓飯做完,這個時候你大概率已經不考慮人生的意義是什么了,你大概率考慮,趕緊睡。對于生活的投身所帶來的身體的疲勞感,會極大減少我們由于過度反思而帶來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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