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劉可欣 （圖據紹興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公元前222年，秦軍“降越君”，將原越國領土正式納入秦帝國版圖。以錢塘江（浙江）為界，南北分治，北設“江胡郡”，南設“會稽郡”。后，又將江胡、會稽兩郡合并成為新的“會稽郡”，郡治設在吳中（今蘇州市）。如此格局一直持續到東漢，為更好地管理會稽郡，才又以錢塘江為界，以北為吳郡，以南為（新）會稽郡，且郡治南移至山陰縣（今紹興古城）。近年在紹興古城發現的越國都城和漢六朝會稽郡遺址，以考古證據印證了史書上的記載。

在“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終評會現場，四川大學教授霍巍點評道：“遺址見證了從越國到漢六朝時期，城市功能的不斷延續。其行政和城市發展為研究中國多民族統一構成當中，地方治理的體系提供了重要支撐。”除了越國都城相關發現外，漢六朝會稽郡相關遺址點位，更揭示了從越國都城再到會稽郡城的空間變遷與文化延續。

官署、加工兵器、鑄幣、銅鏡作坊

會稽郡里的“官方制造”有哪些？

越國都城和漢六朝會稽郡遺址，共分為兩個發掘地點。一處是稽山中學，包括了越國宮臺建筑，以及疊壓在其上的會稽郡官署建筑基址。從越國到會稽郡，“官方政府”的辦公地點始終沒有變過。

稽中地點漢六朝時期甲胄和相關冶鑄遺物

而在另一個地點，即塔山和暢坊，則出土了更多與生產生活緊密相關的遺跡和遺物，為我們打開了會稽郡更多的歷史細節。

“我們在遺址中發現了三處作坊遺跡，加工兵器的作坊、五銖錢作坊和會稽鏡制作的作坊。”紹興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李龍彬介紹，“在漢代，兵器、五銖錢、會稽鏡這類‘奢侈品’的加工，都只能由官方來制造。”因而，這些作坊遺跡的出現，更加證實了遺址是會稽郡官署的事實。

“在漢代的歷史上，只有地位比較高的郡國，才有鑄造五銖錢的資格。”李龍彬說。漢武帝時期，五銖錢的鑄造權曾短暫下放給郡國，僅從公元前118年到公元前113年，前后僅維持約五年，很快便被漢武帝收歸中央了。

塔山和暢坊地點漢六朝官營作坊出土遺物

而另一個在漢代“天下銅鏡出會稽”的會稽銅鏡，在塔山和暢坊地點出土了不一樣的鏡范。“國內出土的漢代鏡范比較少，”李龍彬講到，“最近過世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白云翔先生看過之后非常高興，他認為這些鏡范跟之前發現的都不一樣。”白云翔先生是中國著名考古學家，生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等，主要從事秦漢時期的考古學研究，尤其是手工業考古方面。

紹興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塔山和暢坊遺址項目負責人羅鵬介紹，目前，該遺址共出土了4件鏡范。與此前出土鏡范不同的是，有的鏡范邊緣上有凹槽，“就像是兩個卡扣一樣，在合范的時候更加嚴密、不易脫落”。而有的鏡范邊緣上還模印銘文，“……吾作明竟 宜侯王……”，這是銅鏡上常見的吉祥語銘文，意思是“我所做的銅鏡，宜為達官貴人所用”，堪稱銅鏡的“廣告語”。實際上，會稽鏡的制作至今仍存在，也是一項浙江省省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屬地正是紹興市越城區。

浙江省內首次大規模出土簡牘

2000多年前的“兒童讀物”和“名片”

而在稽山中學官署建筑附近的水井、灰坑、灰溝等遺跡附近，已清理出1200余枚簡牘，更是開啟了浙江省大規模出土簡牘的先河，也是浙江省首次科學發掘出土的郡縣級官方文書。“大量的簡牘都是官方的文書檔案。按照以往的經驗，這些簡牘大都是出現在高等級建筑中或是衙署內。”李龍彬介紹道。簡牘以西漢到三國時期為主，最為重要的，是用于幼童識字教學或官員練習書寫的《倉頡篇》的出土。“簡牘上的墨書‘漢兼天下，海內并廁’，是《倉頡篇》里的主要內容，與居延漢簡和北大漢簡中的內容相互印證。”李龍彬說，這是漢代弘揚大一統思想的見證：“《倉頡篇》是對兒童層面的普及，相當于漢代兒童啟蒙教育的讀物。”

稽中地點H85出土漢代簡牘場景

《倉頡篇》簡牘

在這些簡牘中，尤其有趣的是還發現了一個名為“張龍”的人的名片。這個長條形的木刺長約20厘米，寬約4厘米，上用漢隸寫著“弟子會稽張龍 詣門下 山陰伯龍”。“這里面包含兩個地名，一個是‘會稽’，一個是‘山陰’，這對我們確認會稽郡和山陰縣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會稽”和“山陰”的同時出現，是郡縣同城的實物證據。

木刺、木牘、封檢、封泥等遺存

“弟子”，是謙稱，這句話的意思可理解為“學生/后學 會稽郡山陰縣的張龍，字伯龍，登門拜見”。考古工作者們推測，是 “張龍” 前來拜訪，留下了這枚木刺，后被這位“大人”留在了此處。

除此之外，稽中遺址點還出土了刑事記錄、法律文書等簡牘，其記載的內容與漢文帝霸陵外藏坑出土的刑徒俑所對應，也引起了不少的關注。

說起這一處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李龍彬形容其千頭萬緒好像是“一團線”，但好在“我們已經摸到了線頭，找起來相對會容易一些”。目前，兩處遺址一共才發掘了7600平方米，“只是打開了冰山一角而已”。李龍彬希望，將來有機會能夠通過努力，哪怕是幾代人的接續，把越國都城的布局情況搞清楚。

即便前路漫漫，眼下的發掘和研究工作，仍舊是最為重要的。李龍彬透露，接下來要把這兩處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同時推進：“按照國家文物局的要求做到精細化發掘，把兩個時期的建筑基址的布局弄清楚。同時，做好發掘出土簡牘的清理、保護、釋讀、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