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特朗普

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中美關系迎來新的校準。兩國元首贊同將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作為中美關系新定位。“建設性”實際上說明中美之間存在很大分歧，這是客觀事實，不可否認；但“戰略穩定”則說明中美在爭取排除干擾和破壞，相向而行，保持中美關系始終能夠處于穩定，而不是更加惡化。

眾所周知，中美關系在上世紀80年代有過一段蜜月期，但在冷戰結束之后就越來越冷淡了。主要原因是美國對中國的發展產生了越來越大的抵觸和焦慮情緒。美國不希望世界上有一個大而強的國家出現，因為在西方國家的政治思維中，很信奉“國強必霸”，這樣就會掉入修昔底德陷阱。

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跟古希臘的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有很大關系。修昔底德在記錄伯羅奔尼撒戰爭時寫道：“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也就是一個新興大國的興起，必然構成對守成大國的挑戰。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埃利森將這種現象定名為“修昔底德陷阱”。簡單說就是，如果一個大國崛起去挑戰守成大國的地位時，最終會走向對抗甚至戰爭。

埃利森還統計了1500年以來的類似案例，發現16組里有12組最終都打了起來，只有4組實現了和平過渡。其中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霸主，屬于比較少見的和平過渡，在英美也被稱為“光榮善讓”。但是美國認為英國和它在起源上同文同種，美國了解英國，英國也了解美國，所以它們之間能夠做到權力交接的和平過渡。

而中國與美國在各方面都差異巨大，是與美國完全不同的文明，所以美國對中國的崛起感到焦慮和恐懼，認為中美兩國會掉入修昔底德陷阱。

無論中國如何苦口婆心對美國解釋，中國崛起不會去挑戰美國的霸權，中國也無心去挑戰美國的霸權，但美國的焦慮和恐懼之心就是消除不了，因為美國始終改變不了西方的思維。

而中美關系急轉直下，轉為戰略競爭，是從奧巴馬時代開始的。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經濟受到重創，美國產業空心化、金融泡沫的缺陷暴露無遺，這使得美國抵御危機的能力大大削弱。而中國則因為一直堅持發展制造業，經濟增長勢頭十分強勁。

圖為奧巴馬

到2010年時，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首次超過日本，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走向相對衰弱，而中國則在快速崛起，這就使得奧巴馬政府感到了巨大的危機，認為中國的快速崛起已經對美國構成了很大挑戰，尤其是在亞太地區，中美之間的實際對比差距正在快速縮小。

面對這樣的情況，奧巴馬政府在2011年提出了“重返亞太”的重大戰略調整，旨在通過政治、軍事、經濟、外交和價值觀等多種手段，來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而這個戰略的實際操盤手是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

不過這個戰略出臺之后，有人馬上就指出：美國一直就在亞太，從來沒有離開，如果喊“重返亞太”，那豈不是顯得美國在戰略上之前就存在重大失誤？聽到這種聲音，奧巴馬政府趕緊又對自己的新戰略改了個名字，叫“亞太再平衡”。意思就是美國一直就在亞太地區，但是打盹了一段時間，讓中國迅速崛起了，打破了亞太地區的力量平衡，因此美國要在亞太加大投入，讓亞太地區的力量對比再次達到平衡。其實說白了，就是美國要遏制中國的發展勢頭，打斷中國的崛起之路。

奧巴馬政府的重返亞太戰略，是對中國進行全方位遏制。既然美國定下了這個政策基調，中美關系就一下子進一步惡化了。美國在經濟上開始和中國脫鉤，并且開始鼓吹制造業回流美國，同時強力推動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也就是TPP，以此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經濟秩序的支柱，將中國完全排除在外。

圖為特朗普和高市早苗

在政治和外交上，美國越發重視日本的地位，大幅強化美日同盟關系，同時也強化與韓國的同盟關系。但是美日、美韓同盟只是有利于美國從東北亞地區對中國進行圍堵，在南邊對中國圍堵的力度還是很弱，因此美國就開始下大力氣拉攏東南亞國家。在軍事上，美國決定在2020年之前將60%的海空兵力部署到亞太地區，改變之前軍力重點在歐洲和中東地區的部署。在價值觀方面，美國力推美式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在亞太地區進行所謂的價值觀外交。

而在奧巴馬政府的重返亞太戰略實施之后，除了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方面針對中國的動作緊鑼密鼓之外，美國還開始大肆炒作中國威脅論。所有這一切就使得中美關系越來越差，兩國的所謂戰略競爭則不斷升級。

特朗普在2017年1月正式入主白宮之后，逐步放棄了奧巴馬時期的“重返亞太”戰略，標志性的舉措就是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但是，從奧巴馬時期開始的對華遏制政策不僅沒有取消，反而得到了進一步強化。直到去年12月5日，第二次執政的特朗普政府發布了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文件，正式確認放棄“重返亞太”戰略，這標志著“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最終政策終結。而且美國由此也將放棄其長達70多年的全球角色，轉而加強其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