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會議召開前陳云以身體不適請假，鄧子恢后來點評時說：多虧了陳云同志的決定！

1953年春，北京醫院的走廊里彌漫著消毒水味。醫生給50歲的陳云下了明確診斷——心律不齊、勞累過度，必須立即減少伏案時間。

十年來，他主持財經工作，白天審報表，夜里改數字，“睡得比印鈔機還晚”成了常態。高強度運轉把身體推向極限，醫囑無形中成了第一張“安全證書”。

住院沒多久，他又拎著材料往會議室跑。到1957年南寧會議，反冒進的爭論將他置于風口，血壓猛增。檢討寫完，他借醫生之名離京，從北戴河到大連，一路都是處方箋。

1959年初，鋼鐵和糧食指標一再下調，中央決定夏季在廬山開務虛會，研究“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的十二字議程。通知發出，各路負責人緊急收拾行囊。

那時的陳云已在大連療養院，心電圖上的鋸齒讓他不敢大意。他寫信回京，說明醫生建議嚴禁長途跋涉。毛澤東聽后吩咐劉少奇：“告訴陳云，好好養身體，別有顧慮。”

劉少奇攜醫護報告再問一次，陳云放下茶杯，只回應“還是不去”。回信送到中南海，他獲準特殊缺席，成為少數未列入廬山參會名單的中央領導。

七月前夕，鄧子恢帶著參會電報抵達大連。紅色批示醒目，他猶豫不決。兩人沿海散步，海風咸濕。陳云語氣平淡卻句句沉實：“形勢緊，觀點分歧大，你若不必發言，就別去湊熱鬧。”鄧子恢點頭接受建議。

7月2日，廬山云霧繚繞，會議開場。幾天后，彭德懷致信主席，對“浮夸冒進”提出看法。信被印發，滿山油印紙隨風翻動，同步飄散的還有緊張氣息。討論從數據跳到立場，聲音一次比一次高。

當批評與自我批評進入高頻階段，鄧子恢正留在大連測血壓，他對身邊人感慨，多虧陳云把他“勸”在這兒。廬山會場少了兩張熟悉面孔，也少了幾段可能鋒利的對白。

之后半年，陳云日程表上寫滿復查與步行。等到1961年國民經濟調整啟動，他重新拿起算盤。醫生仍提醒心臟舊疾，但這位慣于算賬的人清楚，那年夏天他算過一筆更大的風險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