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報多所高校學者論文涉嫌造假，博主回應：有人說這事干得好。圖/大皖新聞

這段時間最受關注的學術圈事件，恐怕來源于一位“圈外人”——視頻博主“耿同學”打假高校論文。

在過去幾個月里，這個自稱普通研究生的科普視頻博主，在網上發視頻指證一些論文存在造假等嫌疑，把幾所名校的頂刊論文推入了公共質疑場，讓多所“985”“211”高校坐立不安。

而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舉報同濟大學教授的論文數據存疑，后來被查實，所涉及的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被免去職務，一位研究員被解聘。而對他的其他舉報，南開大學、中山大學等名校都相繼發布情況說明，回應他提出的論文造假指控。

可以說，“耿同學”以一己之力震動了學術圈。而這起事件的意義，也遠不止圍觀，它至少暴露了三個深刻問題，值得人們對學術生態進行一次深層拷問。

“帽子”為何經不起審視？

“耿同學”的曝光之所以吸引眼球，和這些舉報對象的“咖位”有關——幾乎都任職國內知名院校，不乏院長、副院長級別的“大牛”。

某種程度上這是“耿同學”有意為之的結果，他在采訪中直言這是出于“影響力”，“普通老師的問題，舉報了可能也沒人關注。但如果是名校、名教授，事情就不一樣了。”

但是這并不天然意味著他選的這種方式更有“效率”。從一般認知來說，越是名校，越是知名學者，理論上越應當擁有更成熟的學術規范、更嚴格的同行評議與更完善的內部監督機制。

可如今恰恰是這些頭銜耀眼、資源集中的機構、學者頻頻被卷入爭議，反而說明這些理論上更加嚴格的機構、更該珍惜羽毛的頭銜，未見得就有嚴密防范的效果。

更關鍵的是，這背后也暴露了唯論文、唯帽子的傾向。比如在同濟大學的通報中提到，作為院長的通訊作者，對實驗數據和論文質量失察失管，未盡到通訊作者對論文數據真實性和可重復性等方面的應盡責任。

這一句就很值得玩味。似乎更大的咖位只是起到一個“門面”作用，帽子成了“論文分量”的等價物，哪怕本身并未發揮作用。

此外，“耿同學”舉報的一些學者不僅論文造假，有的論文還得到了項目資助，有的甚至涉嫌“浪費國家大量科研經費”。

雖說一些指控尚未被高校最終證實或證偽，但某種趨勢令人擔憂：這些學術大咖遭受質疑不是偶然，名校的光環，院長的頭銜，高級別的刊物，科研項目的傾斜，彼此相互勾連，似乎變成了一種資源“定向分配”的游戲。

比如學術大咖似乎可以突破重重審核，把有瑕疵的論文輕松發出來，由此獲得不菲的學術利益；而嚴謹的科研倫理、經得起考驗的科研成果，反倒被擠到了次要位置。這恐怕才是“耿同學”學術打架事件刺激輿論的地方。

學術豈能成了“圈地自萌”？

也有一種聲音認為，學術有著自身的門檻，學術問題不應被輿論爭議裹挾，外部監督當慎重。

這個說法未必站得住腳。學術是個公共事業，相當比例的學術經費也來自公共資金，從這個角度說，全民都有話語權，學術研究從來就不只是“圈內人的事”。

事實上在相關文件中也早有類似表述，比如教育部印發的《高等學校學術不端行為調查處理實施細則》，其中就明確規定“高等學校應當按年度發布學風建設工作報告，主動公開學術不端行為調查處理結果，接受社會監督”。這就說得很明確了，社會監督早已內嵌為學術生態的一環。

當然，學術有門檻不可否認，學術觀點有別也是常態。但是，觀點之爭還是事實錯誤，專業分歧還是數據造假，彼此之間區別明顯。如果說觀點討論人們尚允許保留意見的話，那么一些明顯的事實錯誤，就沒有什么辯護的余地。

就以同濟大學的事件為例，最后查明的問題是“未進行客觀計數”“記錄方式不規范”“圖片顯示重復”等，這些其實已經談不上觀點了，純粹屬于科研規范與學術誠信的問題。

而一個研究生能夠通過公開論文發現這些異常，也恰恰說明：某些問題并非高深到只有“圈內專家”才能判斷，其原本就是不應出現在嚴肅學術研究中的低級漏洞。某種程度上，這反而更值得學術圈警惕。

另外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是，近些年AI等技術工具發展迅猛，早就大幅度拉低了論文檢驗的門檻。比如此前也有媒體報道，現在有不少科研期刊都開始借助AI工具來鑒別可疑論文圖片。

而隨著AI技術的進一步普及，博主、網民等所有的普通人，都更有可能參與到學術監督之中。過去藏在專業壁壘和信息差里的問題，未來可能會越來越容易遭受比對與追問。

這也意味著，學術圈不能再指望靠封閉性來維持表面平靜。與其擔心外部監督“越界”，不如先把內部審核、同行評議和責任追究做得更扎實。否則，外部打假的出現就不是偶然，而是內部糾錯機制失靈后的必然補位，這是天然的權利，也是不可回避的趨勢。

國際頂級期刊是否還當得起盛名？

“耿同學”的曝光，如果只停留在“吃瓜”，那么就未免可惜了，更應該討論的是：問題怎么來的，又該怎么辦？

這起事件對不少人來說，可能也有信任崩塌的效果。比如一些國際頂級刊物《Nature（自然）》等，居然也沒看出來論文的問題，甚至一年內兩次發表問題論文。

這不禁讓人擔心，這些國際頂級期刊是否還當得起盛名？是否還足以為學術質量背書？

對此，“耿同學”甚至還有所解釋，這不能全怪期刊，“期刊編輯部的主要職責是評估論文的邏輯合理性和創新性，他們沒有資金，也沒有能力對每一篇論文進行實驗復現。責任主要在課題組內部。”

但即便如此，這些期刊的表現依然是令人焦慮的。西方的一些國際頂級期刊，在當前的學術評價體系中占據著極大權重。一篇論文能否登上這些頂刊，不僅關系到學者個人聲譽，也直接影響課題申請、職稱評定、人才計劃乃至高校排名。但現在看，一些頂刊的審核把關卻如此松松垮垮。那么，這個標準應該如何重塑？

4月24日，顏寧院士的一則微博將自己投稿國際頂刊、論文成果卻被審稿人偷偷搶發的學術創傷公之于眾，也說明了選擇無人審稿的浪淘沙預印本平臺的理由。

類似事件的發生是個提醒，人們需要破除對西方頂刊的過度迷信。頂級期刊當然仍有專業價值，但它終究只是學術評價體系中的一個環節，而不應被異化為絕對權威。

否則，一旦“發頂刊”本身壓倒了研究質量、實驗可復核性與科研倫理，那么學術研究就很容易淪為一場圍繞標簽和履歷展開的競賽。

當傳統意義上的西方頂刊開始暴露問題，其實也是我國構建自主知識體系與學術評價體系的一個機會，中國不在世界之外，但是，我們也要在努力汲取西方先進經驗、揚長避短的基礎上，培育自己的國際一流學術平臺。

當然，相比于盯著刊物的頭銜，學術生態更需要重建一種更加透明、可檢驗的評價體系。比如，進一步弱化“唯論文”“唯影響因子”的單一導向，減少對頂刊數量和人才“帽子”的路徑依賴；同時，更強調原始數據留存、實驗過程公開、研究結果可復現等基礎科研規范，把真正經得起驗證的成果放到更核心的位置。

當然，也有必要壓縮“一人包辦”式科研的操作空間。無論是實驗數據、圖片處理還是論文署名，都應建立更嚴格的交叉審核與責任追溯機制，讓課題組內部監督真正發揮作用，而不是停留在形式層面。從而讓學術真正成為一套能夠被同行驗證、被時間檢驗的知識生產過程。

“耿同學”在采訪中說，最真實的積極變化，不是哪位院長被解職，而是“有導師開始向學生索要原始數據了”。

這或許也是“耿同學”事件最大的意義之一：至少讓一些原本被忽視的科研規范，重新被擺到了臺前。對于今天的學術生態來說，比起繼續堆砌頭銜、追逐頂刊，更重要的，也許正是重新找回這種最樸素也最重要的嚴謹。

撰稿 / 江城（媒體人）

編輯 / 遲道華

校對 / 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