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魯士是誰？是兩千五百年前的波斯帝國皇帝，也是《圣經》里猶太人最感激的外族救星。

以色列和伊朗之間，到底有多深的歷史淵源，又經歷了什么，才走到今天這步田地？

兩千年前，他們就認識了

要搞清楚這件事，得從一場三千年前的歷史說起——不然你會一直覺得以色列跟伊朗的仇，是宗教原因，是天生的。

公元前六世紀，猶太人遭了大難。巴比倫帝國的國王把耶路撒冷打下來，把猶太人里的貴族、祭司、工匠，統統打包帶走，關在巴比倫。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巴比倫之囚"。

猶太人在異鄉待了大約半個世紀，想家想到骨子里。然后來了一個人，把他們放了。這個人是波斯帝國的居魯士大帝。他攻下巴比倫之后，做了一件當時所有征服者都不會做的事：宣布所有被囚押的民族可以自由回家，重建自己的神廟。

大約四萬多名猶太人，在波斯人的幫助下，跋涉幾個月，回到了耶路撒冷，重建了圣殿。

這件事對猶太人的沖擊有多大？你去翻《以賽亞書》，居魯士是書里唯一一個被稱為"彌賽亞"的外族人——注意，彌賽亞這個詞，在猶太語境里通常是專門留給自己人的最高稱謂。一個波斯皇帝，能得到這個評價，說明這份恩情記了多深。

這種好感不是曇花一現。幾百年后，薩珊王朝時代，猶太人再一次因為受迫害無處可去，選擇跑到伊朗（當時叫波斯）避難，又一次被收留、被善待。兩個民族之間，有一種建立在真實歷史上的親近感。

然后說到"雅利安人"這件事。"伊朗"這個國名，本身就來自古波斯語里的"雅利安人的土地"。

這不是現代人附會的——早在薩珊王朝，這片土地就自稱"伊朗沙赫爾"，意思就是雅利安人的家園。

而"波斯"這個叫法，是古希臘人給的外號，源自伊朗西南部的一個省份，算是被外人叫出去的綽號。

1935年，巴列維王朝的禮薩汗正式要求全世界改口：不許再叫我們"波斯"，要叫"伊朗"。

他的理由有好幾層。第一，伊朗境內不只有波斯人，還有庫爾德人、阿塞拜疆人，"伊朗"這個大名更能把各族人心往一塊兒攏。

第二，在西方人眼里，"波斯"這個詞帶著幾百年積累下來的刻板印象——頹廢、神秘、落后——禮薩汗說，這個詞讓外國人一聽就覺得我們弱。

第三，1930年代歐洲正流行雅利安人種論，禮薩汗跟希特勒走得比較近，想借這股東風在國際上刷一刷存在感。

結果當然不太好。后來德國輸掉了二戰，英國和蘇聯聯手把伊朗占了，禮薩汗被迫傳位給兒子，自己流亡海外，死在了南非。

但他兒子，也就是后來的巴列維國王，接手這個國家之后，把外交方向轉了個大彎——開始全力擁抱美國，順手，也和以色列走到了一起。

三十年密友，親密到你不敢相信

1948年以色列建國，周邊阿拉伯國家立刻聯合起來打它。以色列在地圖上就像一塊孤零零的飛地，四面都是敵意。在這種處境下，它需要盟友，不管是什么盟友。

伊朗，剛好也需要朋友。

當時伊朗北邊有蘇聯的壓力，周邊有納賽爾領導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浪潮——這股浪潮對伊朗這個非阿拉伯的波斯國家同樣是威脅。1950年，伊朗成為了繼土耳其之后，第二個正式承認以色列的伊斯蘭國家。

兩國隨后開始了一段在公開場合從不承認、但實際上越來越深入的戰略合作。

以色列幫伊朗建立了秘密警察機構薩瓦克，兩國情報部門之間搭起了長達二十多年的合作關系。以色列還幫伊朗訓練軍隊——飛行員、傘兵、炮兵，各種兵種都有，一批一批地來。

能源層面更是命脈級別的捆綁。伊朗出產石油，以色列需要石油，兩者一拍即合。以色列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八九成的石油來源靠的都是伊朗。

兩國還修了一條從波斯灣直通地中海的輸油管道，讓這條能源生命線繞過了對以色列充滿敵意的阿拉伯世界。

1973年，埃及和敘利亞聯合偷襲以色列，打了那場著名的贖罪日戰爭。阿拉伯產油國集體宣布對西方石油禁運，全球油價爆炸。但伊朗沒有跟著斷供——一桶接一桶地繼續往以色列送。

但這段關系最讓人下巴掉地的細節，出現在1977年。

那一年，伊朗和以色列秘密啟動了一個核導彈合作項目。伊朗出錢，數字是將近三億美元，換取以色列提供的導彈技術。

計劃里包括共同研發一種射程覆蓋整個中東的彈道導彈，可以攜帶核彈頭。以色列方面派專家進駐伊朗，幫著建造組裝廠和試驗場。

伊朗官方已經提前給這枚導彈選好了名字，叫"居魯士大帝"。

想一想這個細節：一枚以色列技術、伊朗資金共同打造的核導彈，冠著兩千五百年前那位解放了猶太人的波斯皇帝的名字。兩個民族之間的歷史情感，和兩國之間的戰略利益，在這枚導彈上奇妙地匯聚在一起。

然后，一切在兩年后終結了。

五天，三十年的友誼結束了

1979年，伊朗發生了伊斯蘭革命。巴列維國王出走，霍梅尼回國。

革命勝利之后第五天，阿拉法特帶著一支巴勒斯坦代表團飛到德黑蘭。歡迎儀式結束的第二天，伊朗就宣布斷絕與以色列的一切外交關系。以色列駐德黑蘭的大使館，直接被移交給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掛上了新牌子。

從盟友到敵人，手續辦完，總共用了不到四十八小時。

霍梅尼給以色列安了一個標簽，叫"小撒旦"，美國是"大撒旦"。新政權把伊朗境內的猶太人視為以色列和美國的同謀，抄家、審判、判刑，大量財產被沒收。

革命后的頭十年，大約六萬名猶太人陸續離開伊朗——其中有一大批去了以色列，有一批去了美國。這些人和他們的后代，至今對伊朗政權抱著難以消解的仇恨。

但歷史最荒誕的部分，接下來才登場。

1980年，伊拉克的薩達姆趁亂入侵伊朗，兩伊戰爭爆發。新生的伊斯蘭共和國面臨滅頂之災。伊朗軍隊的很多武器裝備是巴列維時代買的美制裝備，零件和彈藥需要持續補給，但美國當然不會給。

怎么辦？

霍梅尼一邊在廣播里罵以色列是伊斯蘭世界的毒瘤，一邊悄悄從以色列那里進口武器。

根據西方媒體當時的報道，兩伊戰爭初期，伊朗進口武器里有將近八成來自以色列。以色列繼續賣，是因為伊拉克同樣是它的敵人——讓兩個敵人互耗，是再劃算不過的買賣。

這段關系一直維系到兩伊戰爭結束。然后共同的敵人消失了，現實利益的紐帶斷了，意識形態的敵意就徹底占了上風。

冷戰結束之后，格局徹底變了。以色列開始把伊朗的核計劃視為最大的存在性威脅，陸續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暗殺伊朗核科學家，釋放病毒攻擊伊朗的鈾濃縮設備，在敘利亞境內空襲伊朗目標。伊朗則扶持真主黨、哈馬斯、胡塞武裝，在以色列周邊的各個方向埋下釘子。

兩個國家，用對方的威脅來鞏固自己的執政合法性，又用自己的強硬來強化對方的危機感。 這個循環，一旦啟動，就很難踩剎車。

所以回到最開始那個問題：以色列為什么打伊朗？

不是因為他們天生是敵人。恰恰相反，他們曾經親密到一起給核導彈起名字，親密到石油管道直接從一個國家通到另一個國家。

正是因為這段友誼太深，斷裂時的撕裂感才那么徹底——而徹底的撕裂，最終只能用徹底的敵意來填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