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能沒注意，印度有家企業高調推出號稱“替代中國”的新手機。發布會上口號震天響，沒幾天卻因零件斷供停產了。

這事聽著荒誕，卻是個縮影。新德里街頭到處抵制中國制造，電子市場卻全靠中國供應鏈撐著。這種高度依賴與極度排斥的怪圈，早不是邊境摩擦那么簡單。

敵視成了政治正確，政客發展搞不好就怪外部，拿關稅封禁掩蓋心虛。對華敵意早已深深嵌入國家地基。

骨子里的敵視，源于巨大落差的焦慮。印度之行的幾個月之前，一位印度同學到中國參訪了兩周。他說，去中國之前，以為印度比中國落后四五年，去了之后，意識到差距得有十年。

基于朋友印度之行的認知，我覺得他還是太樂觀了。沒去印度之前，朋友想象當中，印度和中國都是泱泱大國，都是高速發展的經濟體，都有著充沛的廉價勞動力，都有著巨大的內需市場，所以印度與中國的發展水平就是幾年的時差問題。

盡管朋友在印度短短的十天的認知必然不會太全面、有一些偏頗，已然足夠顛覆之前的看法。印度除了與中國一樣人很多之外，其他方面差異太大了。最大的差距在于基礎設施，包括能源、水電、交通、衛星系統，以及對未來發展極為重要的數字基礎設施。

以交通為例，印度對鐵路交通的依賴程度很高，亞洲第一大貧民窟達拉維旁邊就是一個鐵路運輸樞紐，對達拉維發展成十億美元的經濟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印度的鐵路系統還是一百年前英國殖民時代的遺產，技術嚴重滯后，造成事故多發，火車速度慢，常常晚點。

全國有四種鐵軌規格，所以需要頻繁換車，進一步拉低了效率。兩千五百萬人口的孟買只有一條地鐵線路，2014年才通車，另有兩條地鐵線在建。

朋友在孟買看到的地鐵車廂都沒有門，很多人掛在門上，車進站還沒有停穩，乘客就跳上跳下。他問在印度的同學，車廂看起來并不擁擠，他們為什么掛在門邊，而且行駛的列車不關門？同學說也不清楚，可能是涼快拉風。

基建滯后放大了對中國崛起的焦慮，讓敵視發酵。商業中心孟買只有一條地鐵線路，所以市內交通的壓力主要在馬路上。孟買同向雙車道的馬路已經算是主干道了，汽車、摩托車、人力拖車、行人還有動物神奇的交織在一起，不堵車才是怪事。

沒有找到統計數據來證實，他在印度的那些天的一個體驗是，班加羅爾的交通擁堵比孟買還要嚴重，一個小時的參訪活動，往返路上需要四個小時。這樣的交通狀況不僅浪費時間，降低了效率，還因為交通時間的不可預測性增加了商業活動的成本。

考察團隊到訪的時候，印度頭部電商Flipkart正在為提高全國物流配送的效率大傷腦筋。糟糕的交通基礎設施帶來的效率損耗，不是互聯網公司的科技可以彌補的，數字基礎設施同樣孱弱。

考察團隊拜訪的印度移動打車平臺歐拉的負責人說，創業初期，核實一位歐拉司機的身份需要花一個月的時間。司機的駕照由地方政府頒發，很多都是手寫的，根本沒有官方的線上數據庫可查，需要通過書信、電話的方式到各個地方政府去查詢，效率太低。

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之下，平臺只能妥協。后來就只查司機的指紋，確認這個身份對應著一個真人即可，也沒有途徑可以查詢司機的犯罪記錄。

孟買滿大街觸目驚心的垃圾。他問印度的同學，印度勞動力這么便宜，政府為什么不雇傭清潔人員來保持市容的整潔？回答是政府太官僚太腐敗了，他們不作為。

他在貧民窟達拉維看到張貼著當地政客的競選海報的時候，問當地人的看法，聽到的回答是這不過是作秀。這些政客花錢賄賂百姓買選票，上了臺要拼命斂財，連本帶利的撈回來。而百姓也有他們的招，雞糧食，小恩小惠照收不誤。

投票的時候到底投了誰的票，只有自己知道，又說投誰，其實都差不多，反正都是官僚和腐敗。另一方面，印度是聯邦制政體，中央政府沒有足夠的權威和資源做大型基礎設施和規劃建設。

印度總理莫迪上臺之后，通過廢鈔和稅制改革等一系列的動作，對打擊腐敗、加強中央集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印度各邦地方力量強大，加上民族、語言、宗教等巨大的地區差異，中央政府很難做全國的頂層戰略設計和統一高效實施。

中國式的高鐵工程在印度政體下不可能發生。莫迪2014年提出了高鐵計劃，2017年印度第一條高速鐵路開工，然而沒過多久就擱淺。因為印度土地私有，加上地方政治復雜，農民暴力抗議，征地的難度非常大。

亂象與固化加深絕望，敵視中國成發泄口。三千多年前，雅利安人開始南下進入到印度河流域，打敗了土著的達羅毗荼人，逐步稱霸印度北方。但是雅利安人人數少，為了維持統治，把人劃分成了幾個階層來管理，逐漸形成了種姓制度。

他們還通過宗教讓低種姓的人服服帖帖的認命受壓迫，寄希望于下輩子投個好胎。在當今的印度，表面上看種姓的影響力日益式微，從膚色、姓氏、職業都不能夠準確的判斷出所屬的種姓，詢問種姓是絕對的政治不正確。

雖然越來越多的開明家庭接受跨種姓的婚姻，財力和種姓仍然是雙方家族最為看重的因素，特別是高種姓的女子不可以嫁給低種姓的男子，此種婚姻被家族反對引發的人間悲劇仍在不時地在印度上演，播下仇恨的種子。

而教育是如今低種姓跨越階層、改變命運相對最可行的途徑了。越來越多的低種姓家庭認識到送孩子上學的重要性，但是低種姓的人，特別是達利特，有可能自慚形穢或者是被歧視排擠，不敢跟高種姓的孩子一起去上學。

他們世代做著最底層的工作，目不識丁，在現代社會仍然無力改變自身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政治上，低種姓出身某種意義上成為一些政客獲取底層選票的政治工具。

印度的民主制度保障了一人一票的投票權，達利特約占印度人口的百分之十六，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種姓出身與政治選舉的結合，更加劇了印度社會的割裂。另外，種姓制度的天命思想讓特權階層坐享其成、不思進取，讓被壓迫階層逆來順受、卑微認命，這必然會束縛印度社會的奮斗精神和創造能力。

趕超中國成空談，敵視中國成了遮羞布。近幾年，隨著中國移動互聯網增長放緩，資本和創業者紛紛把目光投向了印度，希冀通過復制硅谷或者中國模式，加以三年五年的耐心，就可以再造印度版的騰訊和阿里巴巴。

朋友的印度之行結論是長期可期待，短期不樂觀。印度的基礎設施落后必然會帶來商業活動的效率缺失。聯邦制政體下中央政府弱勢，缺乏頂層設計和政令有效施行的能力。

困境下盲目的對華敵意注定徒勞。

說到底，印度對華仇視純粹是內部消耗。當對抗中國成了跨黨派共識，國家就徹底偏離正軌了。政客煽風點火，媒體帶節奏，硬生生造出一個作繭自縛的閉環。

印度上上下下對中國的敵視，早已深入到了這個國家的骨子里。面對這股敵意，最好的反擊就是保持定力，把咱們自身的實力拉升到他們夠不著的絕對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