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觀察：“狂草四人展”十年了，如何？

□馮華（二馬頭陀）

2026年，“萬殊一相·狂草四人展”迎來第十個年頭。這一年，展覽陣容發生了變化——原核心成員劉洪彪于2024年辭世后，書家陳加林接棒入陣，與胡抗美、張旭光、王厚祥組成新的四人陣容。

從2016年首展至今，這個以“狂草”為旗幟的展覽組合已走過全國多地。十年間，它所引發的關注與爭議幾乎等量齊觀。如今回看，或許正是一個合適的時機，不必再小心繞開那些尖銳的問題。

一

四位書家的風格差異，構成了展覽的基本張力，也埋下了各自的隱患。

胡抗美的草書走的是厚重蒼茫一路，用筆沉狠，墨色層次多。問題在于，他對“形式構成”的迷戀已近乎偏執，某些作品幾乎將草書變成了墨塊與線條的平面設計。誠然，視覺沖擊力有了，但中國書法的書寫性何在？當一幅作品需要通過涂抹、制作才能完成，它與“寫字”之間的關系已經搖搖欲墜。褒之者譽其直追懷素，實在是不知懷素何辜——懷素的《自敘帖》狂則狂矣，卻筆筆有跡可循，絕非胡抗美某些作品的滿紙狼藉可以比附。那種將胡抗美捧上神壇的言論，本身就是對“狂草”二字的巨大誤讀。

張旭光的草書以清勁靈動見長，注重線條的連環鋪排與意境的梯次營造，這是他的優點。問題在于，他把這種優勢經營成了一種慣性。觀其近年作品，面貌日趨固化，筆墨之間透出的不是“無意于佳乃佳”的松弛，而是一種精心維護的“到位感”。到位與味道是張的核心書論之一，這種“到位感”，看多了便顯出某種甜熟——線條永遠在可控的弧度內流轉，章法永遠在預期的節奏中收放，幾乎看不到一次真正的失控，也幾乎看不到一次令人意外的破局。
作為“新帖學”的倡導者，張旭光的問題不在于繼承了“二王”的傳統，而在于他把傳統簡化成了一種安全的審美配方。帖學最可貴的精神本是晉人的灑脫與真率，而非一套可以復制的形式語言。張旭光的創作恰恰陷入了后者——一招一式皆有來歷，合起來卻少了打動人心的那口氣。他的狂草，形式理性過于充盈，而野逸疏狂則嚴重不足。對于一個以“狂草”為名的展覽而言，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身份上的尷尬。一個不越雷池半步的草書家，我們該稱他為“狂草書家”，還是“謹慎的草書家”？

王厚祥的狂草從懷素自敘帖而來，追求氣勢豪邁，筆勢跌宕，同時他也明確表示：“狂草之狂不是狂野，不是狂怪，更不是瘋狂。”此言乍聽有理，細思之下卻暴露了一個致命的問題：如果狂草之“狂”被層層設限，剔除了狂野、狂怪與瘋狂，剔除感性的藝術語言，那剩下的究竟是什么？不過是一種穩妥的“規矩之草”。王厚祥的問題恰在于此——他的作品中規中矩，卻也因此喪失了狂草最可貴的意外感和冒險精神，有規矩無性情，顯得缺少味道，甚至味同嚼蠟，如同一杯貼著草書標簽的白開水。

新加入的陳加林，風格奔放，筆墨灑脫，有傳統功底。但值得追問的是：在四人展已然形成某種“江湖地位”的格局中，一位老資格“新人”的加入，究竟是對藝術多元性的補充，還是對既有權力結構的鞏固？陳加林的作品在當下看來四平八穩，其辨識度更多來自于造型上的刻意經營，而非精神氣質上的獨樹一幟。他與前四位之間的關系，與其說是風格上的互補，不如說是一種安全的接續——接續的究竟是藝術探索，還是圈內座次，尚有待觀察。

二

談及狂草四人展，劉洪彪是無法繞開的存在，也是爭議最集中的標的。

劉洪彪的草書風格多樣，形式上確有創新沖動。但他那句“我們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古人”的論斷，至今看來仍令人如鯁在喉。此話之所以刺耳，不在于它表達了自信，而在于它暴露了一種缺乏分寸的無知。當今書家的知識結構、精神氣質、書寫環境與古人判若云泥，“超越”從何談起？技術層面或許有些許進步——紙墨更精良，展示空間更開闊，視覺設計更豐富——但這些東西，哪一樣屬于書法核心本身？

更值得警惕的是，劉洪彪本人的創作并未為他的豪言提供足夠的支撐。他的某些作品追求“蕭散自由”，實則散漫無骨；標榜“清奇瘦俊”，卻常陷于造作。把形式上的花樣翻新等同于藝術的實質進步，這是當代書壇普遍而頑固的迷思，劉洪彪不過是其中最敢說話的一個。在這點上，我們應當承認劉洪彪表達的真誠——因為他就是這么想的。他的問題不在于太狂妄，而在于把狂妄誤認作了“狂草”的本義，又把展覽效果誤認作了藝術價值。

三

不可否認，“萬殊一相·狂草四人展”客觀上擴大了草書的公眾關注度，巨幅作品的展示方式也確實制造了某種視覺奇觀。但問題恰恰在于：這種關注，有多少是沖著書法本身，又有多少是沖著“奇觀”而來？有多少是沖著藝術本體來的，又有多少是沖著江湖“身份”來的？

當草書創作越來越依賴于尺幅的巨大和展廳的效果，它離書法最核心的東西——筆法、結體、章法、氣息、精神——反而越來越遠。部分作品被指為“瞎劃拉”，并非外行妄言。

在“狂”的名義下，一些作品暴露的是基本功的薄弱和對傳統的淺嘗輒止。狂草不是一味求大。狂草之“狂”不是遮羞布，不能用來掩蓋技法的貧乏和審美的粗疏。

至于展覽以往被質疑為“書協領導展”，這一批評恐怕不只是尖刻，而是點中了某種結構性的癥結。當一個展覽的核心成員長期穩定在協會高層圈子內部，它的學術純粹性就天然地打了折扣。觀眾有理由懷疑：這些人之所以被放在一起反復展出，究竟是因為他們代表了當代草書的最高水準，還是因為他們曾經代表了某種話語權力？這個問題，比“超越古人”之類的豪言更值得回應。

四

書法的當代轉型，至今仍是一個未完成的命題。狂草四人展的十年跋涉，在這個命題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只是這些印記，與其說是探索的成果，不如說是困局的呈現。

他們組團嘗試的探索精神，這一點值得肯定。但認真并不等于正確，持久也并不等于深入。十年過去，我們看到的是相同的面孔、相似的套路、相類的爭議循環上演。變化的是展出場地的城市名，不變的是對形式的過度迷戀、對傳統的隔靴搔癢、對批評的免疫與回避。

也許，對于這類展覽，我們需要的再不是簡單的贊美或否定，而是一種更具耐心的審視：看它從傳統中汲取了什么，又試圖走向哪里；看它在何種意義上推動了書法的當代演進，又在哪些地方露出了力不從心的破綻。

十年不算短。

狂草四人的答卷，已鋪陳在大眾眼前。評分者，不光是時間，還有現在和未來每一個不愿被“奇觀”收買眼睛的觀看者。

（說明：本文作者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河南省書法家協會理事、學術委員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