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關注我們，獲取更多地名資訊

摘要：清代甘肅山丹縣民眾向新疆大規模移民遷徙，移民遷徙的時間脈絡與空間軌跡體現“山丹戶”地名的具體空間分布格局、區域分布特征及核心命名機制，移民遷徙過程中地名透露文化載體的傳播路徑，并承載移民群體原鄉記憶、遷徙記憶與生存記憶功能。新疆“山丹戶”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移民活動的產物，是甘肅山丹移民原鄉認同的物質化表達與具象化呈現，其形成與發展不僅與清代屯墾戍邊政策的推行、民國時期戰亂引發的人口遷徙浪潮密切相關，也與新中國成立后邊疆建設進程中的人口遷移活動相關。作為兼具地理標識與文化屬性的特殊符號，地名既清晰標注地理空間位置，也承擔著移民群體維系集體記憶、凝聚群體情感、構建地方認同的重要文化功能，折射出邊疆開發進程中“人口遷移-文化傳播-文化認同”的深層互動邏輯，彰顯了移民文化在邊疆治理與文化融合中的重要價值。

關鍵詞：移民地名；原鄉記憶；山丹戶

新疆作為中國邊疆移民的典型區域，其豐富而多元的地名體系深刻記錄了歷代移民的“原鄉記憶”。自漢代張騫通西域以來，中原王朝的屯墾戍邊、清代的“走西口”、民國時期的戰亂流徙、新中國成立后生產建設兵團的集體遷移，共同塑造了新疆獨具特色的移民文化景觀。這種文化在地名上得到生動體現，例如“蘭州灣”“涼州戶”“莊浪戶”“寧州戶”“廣東地”“渭戶溝”“陜西營”“寧夏灣”“西寧大莊子”等地名，皆反映出移民來源地的文化印記。

盡管現有研究已關注到新疆地名的多元來源與大區域移民的整體性考察，但對單一原鄉地名在跨區域傳播中的具體機制與文化功能，仍缺乏系統而深入的探討。以甘肅山丹縣與新疆瑪納斯縣“山丹戶”地名的關聯為例，雖然該地名在新疆為部分地方志以及民間口述資料所印證，但其命名淵源、傳播動力及其在當代社會中的文化意義尚未得到充分考證。

作為清代移民地名的典型個案，新疆瑪納斯縣“山丹戶村”，其名稱直接源于甘肅省山丹縣，這一位于河西走廊的傳統農業區，何以成為向新疆移民的重要來源地？清代至民國時期，山丹移民是如何將故鄉的地名“移植”至新疆，并使之成為持久且穩定的聚居標識？其命名機制究竟是清廷戶籍管理制度的結果，還是移民群體為強化原鄉認同而采取的文化實踐？作為同時承載地理標識與文化符號雙重功能的地名，“山丹戶”在不同歷史階段如何參與移民身份認同的建構？又是如何體現出國家治理、地方回應與文化融合三者之間的復雜互動？

因此，對這一類微觀地名的系統考證，不僅能夠進一步豐富當前移民史與地名學研究中針對“單一原鄉”傳播機制的研究體系，也有助于從實證角度深入理解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人口流動-文化傳播-認同建構”的內在邏輯，兼具重要的學術價值與深刻的現實意義。

一、新疆“山丹戶”地名的形成機制

新疆“山丹戶”等地名的形成，是甘肅山丹移民群體在不同時代背景下，通過“地名移植”與“文化記憶重構”完成的空間實踐。這一過程既體現了清廷屯墾制度的系統性安排，也反映出移民群體基于原鄉情感與文化認同的主動選擇。

（一）清廷民屯制度下的“原籍標識”政策

瑪納斯山丹戶村（今屬昌吉州瑪納斯縣瑪納斯鎮）是新疆最早、最明確以“山丹”命名的移民聚落。其起源與清代新疆屯墾制度直接相關，是甘肅山丹移民“官方命名”的典型樣本。清代新疆的屯墾活動由中央政府主導，相關地名多見于官方文獻。《瑪納斯縣志》記載，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瑪納斯設立營屯，開始大規模屯墾，至次年，共設屯兵180名，墾植農田1710畝。“乾隆二十八年，入版圖，后建綏來堡。三十三年，設縣丞，四十二年，建綏寧、康吉二縣，四十四年，設綏來縣，隸迪化州”。“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1778年10月10日）建縣，名綏來，歸迪化（今烏魯木齊市）直隸州管轄”。加之“綏來城鄉富庶，地產金銀玉石。三十日，出綏來東門三十里，樹陰茂密，風景絕似江南”。故移民不斷。根據《瑪納斯縣志·戶口民生》內容可知：“清政府在天山北路推行實邊政策，向迪化州各縣移民墾荒。《三州輯略》記載，綏來縣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至嘉慶七年（1802年）共安置移民2092人。”在這一時期，移民大部分是青壯年，故而對當地經濟發展極好。根據中國國家地名信息庫資料可知，“山丹戶”以莊戶戶籍而得名。清朝咸豐年間，從甘肅山丹縣移居三戶人家在此種地，習稱山丹戶。1965年為新合公社新合大隊新合四隊，1981年為頭工公社二工大隊二工四生產隊，1984年地名普查命名山丹戶，沿用至今。另外，據《石河子地區漢族移民文化傳播及變遷研究——以石河子墾區及石河子鄉民族二隊為個案研究》所載口述資料（該內容系葛艷玲2006年1月 17日在石河子鄉努爾巴克村對漢族移民進行訪談所得）：“石河子鄉漢族老住戶說，他們的祖輩從甘肅、陜西、河南、天津等地遷來，墾區內留有許多當時漢族人居住留下的地名，如肅州戶、山丹戶、龔家龍戶、鐘家戶、蔡家戶等。”這些史料共同證實了瑪納斯“山丹戶”是清代乾隆朝官方組織的民屯聚落，其名稱直接來源于移民來源地，即甘肅山丹縣，是清廷“以原籍命名屯田單位”制度的典型體現。

（二）移民群體的文化記憶與主動投射

清代新疆民屯的命名規則絕非偶然，是在官方制度框架之下，同時融入移民群體基于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的主動選擇。其核心邏輯為“原籍地+行政后綴”，即以移民來源的縣級或府級行政單位名稱為核心詞，后綴“戶”“屯”“堡”等基層聚居單位名稱，形成標準化的地名體系。這一制度既服務于清廷對屯田事務的精細化管理，也通過地名及移民群體的文化自覺而強化了地域歸屬與原鄉認同。

清代新疆民屯的命名規則，反映出清廷“因俗而治”“以籍統民”的邊疆治理思想與移民文化心理的有機結合。在乾隆朝新疆屯田全面展開后，為解決移民群體來源復雜、管理分散的問題，清政府對新疆實施的“移民實邊”政策，使天山北麓地區遷入大量的人口，其中遷入天山北麓東段的人口以甘肅貧民最多。遷移的人口規模較大，僅乾隆年間遷入的人口就達16.4萬人。在當時的移民戶籍管理制度中，存在移民原籍地名制定，尤其是民屯需以移民原籍地（多為縣級行政單位）命名，以便按“原籍”統計屯田面積、分配賦稅、核驗丁壯。在自然規律的支配下，綠營眷口人口也日益增多，為了解決口糧問題，清政府允許眷兵子弟分戶，承墾土地，加入民籍。此外，流遣人犯刑滿后大部分轉化為當地居民。以上各類人口，加上被清政府發往邊外為民的安插戶，一起構成天山北麓地區人口的主體，即戶民。夏、陜西等地以及東南地區。以原籍命名的移民以農墾為主，將自己的原籍名稱直接附加在新開墾的土地上。當時，鎮番戶、渭戶、山丹戶、涼州戶、蘭州戶以“戶”為屯墾農民的總稱，衍生出的還有商戶、兵戶、軍戶、新戶、舊戶等，因此，天山北麓地區將農家稱為“戶兒家”。該“戶兒家”明確確立了“原籍+后綴”的命名規則，成為清代新疆民屯地名命名的參考。

當人群從故土遷徙至新的生存空間時，基于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的地名再造往往成為首要選擇。天山北麓作為典型的移民遷入區，其區域文化本質上是一種“移植型文化”，來自各地的移民在開墾荒地、建立聚落的過程中，常將祖籍地的原生地名直接移植到新墾區域，使原鄉的地名文化隨著人口遷移而同步落地，由此在天山北麓形成了與移民來源地緊密關聯的地名文化景觀。瑪納斯“山丹戶”村是清代新疆民屯中“來源地標識”制度的典型樣本，其命名直接印證了清廷制度的執行細節。《烏魯木齊雜詩》注釋記載：“戶民入籍已久，然自某州來者，官府仍謂之某州戶，相稱亦然。”如以甘肅地名命名的聚落及其他地理實體的地名有蘭州灣子、涼州戶、涼州工、涼州灘、涼州渠、慶陽湖（最初稱為“慶陽戶”）、山丹戶、寧州戶、林州戶、莊浪戶、鎮番戶、河州工、甘州工等。此處“山丹戶”“鎮番戶”“涼州戶”均為典型“原籍+后綴”結構，即“山丹”“鎮番”“涼州”，均為清代甘肅的縣級或府級行政單位（山丹縣屬甘州府，鎮番縣屬涼州府）。“戶”是清代民屯的基本單位，《清史稿》記載光緒十三年，巡撫劉錦棠更酌定新章，清政府對新疆的治理“仍仿營田制，十戶一屯長，五十戶一屯正，每屯正五，設一管領專員，正、長領地貸本，悉如戶民，總計安納土、客千九十戶，以次推行”。故“山丹戶”即指由山丹縣移民組成的屯田單位。由此可見，這一記載不僅明確了“山丹戶”的命名邏輯，還印證了清廷通過“原籍命名”實現了對移民群體的量化管理與賦稅征收。

清代新疆民屯的“來源地標識”制度，是清廷通過地名管理移民群體的核心手段。以“山丹戶”為代表的民屯命名，既嚴格遵循“原籍+后綴”的官方規則，又因移民群體的文化自覺演變為原鄉記憶的載體。這一制度不僅體現了清代邊疆治理的精細化，還揭示了地名在移民社會中“管理工具”與“文化符號”的雙重功能，為理解清代新疆移民史與地名文化提供了關鍵實證。

二、甘肅山丹縣作為移民輸出地的歷史地理學考察

甘肅山丹縣地處河西走廊中部，在今張掖市轄，其地理位置特殊，介于祁連山北麓與龍首山南麓之間，是中原王朝經西域的“河西鎖鑰”。其獨特的地理環境、歷史地位與清代至民國時期的社會變遷，共同構成了甘肅山丹縣移民輸出的核心動力，為新疆“山丹戶”等地名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一）移民輸出的先天條件

山丹縣的地形以“兩山夾一川”為特征，北倚龍首山，南屏祁連山，中部為河西走廊平原，黑河支流，即山丹河貫穿全境，形成“雪山-綠洲-荒漠”的垂直生態帶。這種地理格局既賦予其農業開發的先天條件，也埋下了人口壓力的隱患。

《尚書地理今釋》記載：“今陜西山丹衛漢刪丹縣城西有山丹河，古弱水也。法顯《佛國記》謂之流沙河，出衛西南窮石山，正流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又東北至甘州衛北，迤邐流至塞外入居延澤，其余波溢入流沙也。”故而從農業資源看，山丹河及其支流提供穩定水源，兩岸沖積平原土壤肥沃。另有《山丹縣續志》載：“丹邑，古雍州地，山澤濼峙，物產類生東南之美者。”由此可見，清代前期山丹縣因干旱少雨，農業依賴“河水漫灌”，人均耕地極度有限，形成“地廣人稀但單產有限”的特征，使其成為河西走廊傳統的“屯墾后備區”，即當其他地區人口過剩或邊疆需要時，山丹便成為移民遷徙的“中轉站”“輸出源”。

山丹的戰略地位自漢代起便凸顯。《甘肅通志》（乾隆元年刻本）記載：“漢置，屬張掖郡，以刪丹山為名。”漢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收復河西后，設山丹縣，屬張掖郡，成為中原王朝通往西域的必經之地。《重修肅州新志》記載：“在張掖山丹縣。薛氏云：弱水出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北史載：魏太武伐柔然，至搜園水，分軍搜討，又循弱水，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則弱水要與瀚海、張掖為近。”至“宋景祐二年（1035年），西夏以甘州為鎮夷軍，立宣化府，以刪丹為甘肅軍”，駐兵屯田；元朝實行行省制度，元“十三年七月，敕山丹城直隸省部，以達魯花赤行者，仍總管府領之”；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徙陜西行都司治甘州”，為“九邊重鎮”之一，屯田規模進一步擴大，由此可見，山丹縣當河西要沖，為兵家必爭之地。

清代是山丹作為移民輸出地的關鍵期。清廷平定準噶爾部后（1757年），為鞏固新疆邊防，推行“屯墾戍邊”政策。《山丹縣續志》載：“十二月（指乾隆二十二年，即1757年），派撥戶民赴吉木薩東北古城并烏魯木齊等處屯田。”山丹因地近邊墻，民風強悍，熟諳農耕而被列為重點屯墾區。《清實錄》記載：“陜甘總督勒爾謹奏：巴里坤屯田遣犯原額三百五十名，今有年久安靜，照例編入民籍者十四名。除將不種地遣犯四名補入，尚少十名。請于發遣烏嚕木齊人犯經過巴里坤時，照數截留撥補，嗣后照此辦理。”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陜甘總督吳達善奏：“巴里坤所屬木壘地方，可墾地畝甚多，前軍機處儀推，于西安、肅州等屬，招募無業貧民，安插該處耕種，業經節次派往。”此措施實施以后，取得良好成果。《清實錄》中“現據巴里坤鎮臣德昌報，有奇臺商民芮友等三十名呈稱穆壘地廣土肥，情愿開渠引水，認墾荒地，并自購籽種、牛只、農具。查該商民等攜貲貿易，系有工木之人。請飭巴里坤鎮臣給予執照，令其認墾耕種，仍與派撥戶民一體安插”，即證實該措施之惠。且乾隆皇帝“諭軍機大臣等：旌額理等奏稱，發往烏嚕木齊屯田遣犯等，請先給屯地十二畝，與兵丁一體計畝納糧，伊等亦有攜眷者，酌給地五畝，自行開墾。其未收獲以前，官為養贍家口”。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陜甘總督明山奏：穆壘一帶應移民戶，現已招募齊全，原派屯兵等，自應徹退。惟是新疆積貯，愈多愈善，新移戶民亦需人照料。請將原派沙州等營兵五百名內酌留一百。又建修房屋之穆壘營兵一百二十名，除看守倉庫、安設塘卡，需兵七十名外，余兵五十，共兵一百五十名，留千把、外委三員管轄，仍令屯田，歲可收糧三千六、七百石。其徹兵所遺地畝，將中吉布庫地三千余畝，撥給現留兵丁屯種。奇臺并東葛根開種地七千畝，酌給明歲新移戶民耕種。至各兵原領牲畜、農具，即分給屯兵及新戶應用”。加之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下諭軍機大臣：“至甘省地瘠民貧，災歉幾無虛歲，惟將賑濟周給，賴以生全，年復一年，究非長策······即如烏嚕木齊一帶，地皆沃壤，可耕之土甚多，貧民果能往彼墾藝，不但可免于饑窘，并可贍及身家。此乃天地自然之美利，供民取攜······是以屢諭該督等善為勸導，俾其群往謀生，自求樂利。而歷任督臣總未有辦及者。大率以為人情安土重遷，難以勉強······若云小民憚于遠涉，則山東之距塔子溝等處，較之甘肅至烏嚕木齊，其道里約略相仿，何以每歲山東出口之人，扶老掣幼，不可數計，雖禁之亦不能止，而甘肅之人，獨不聞有赴新疆之事，甚且勸之仍裹足不前乎？蓋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如知有利可圖，自皆趨之若鷲。”經這次諭旨后，甘肅各地官府，加強了宣傳動員和組織工作，并對率先赴疆的貧民予以路費資助，赴疆墾民陸續增多。此后百年間，山丹移民以“軍屯”“民屯”“商屯”等形式持續向新疆遷移。據《中國人口通史》記載，在咸豐七年申報的31萬人口中，有20萬左右是累年移民，人口遍布巴里坤、烏魯木齊、克拉瑪依、沙灣、瑪納斯、呼圖壁、吉昌、米泉、阜康、吉木薩爾等市縣，形成“走西口、過鎮番、抵哈密、入新疆”的固定路線。

（二）三重推力下的移民潮：自然壓力、政策驅動與戰亂災荒

從清代到民國時期，山丹縣的移民輸出并非偶然，而是自然、政策與突發事件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清代山丹縣人口呈“爆發式增長”。據《山丹縣志》統計：洪武九年（1376年），詔令晉中、晉南地區的居民到陜西、甘肅河西，開墾耕殖，實行民屯；明洪武中，全衛6362戶，1.272萬人。嘉靖時因戰亂兵燹，人口流徙，全衛僅有1551戶，5406人；但至清道光時全縣有7 212戶，9.3493萬人。宣統三年（1911年）統計，有1.9923萬戶、7.8594萬人。從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數據看，山丹縣征收田賦地畝為40.93萬畝，至光緒時，全縣22渠共灌地13.63萬畝。而同期土地高度集中，多數農民淪為佃戶，每種一畝屯田，不管種上與否，即負擔一斗或八升的屯糧和草束，加之肥沃的土地，多種鴉片，大量的勞力肥料費在培植鴉片上，糧油種植面積大減，缺水缺肥，耕作粗放，產量低下，單產僅有40～60公斤。該數據表明當時山丹縣的耕地遠低于“一夫百畝”的傳統農業標準。為緩解生存壓力，部分農民選擇“闖新疆”。嘉慶《三州輯略》卷3《戶口門》載：“我朝定制，凡天下民數，歲終大司徒匯黃冊以聞，而烏魯木齊所屬州縣戶口，歲附于陜甘總督辦理。嘗詢嘉峪關吏，內地民人出關者歲以萬計，而入關者不過十之一二。今考乾隆四十八年烏魯木齊所屬民數共男婦大小一十萬二千有余，茲二十余年又將倍蕤矣。不寧惟是，南路回部十三城暨土爾扈特、和碩特、布魯特等游牧，其戶口至不可思議。”此記載所稱烏魯木齊和新疆南路人口均有很大的增長。此外，嘉慶《三州輯略》卷4《田賦門》中迪化州有大量移民記載：“乾隆二十七年至四十一年止，由內地攜眷移來民人并本地招募戶商共一千三百一十一戶······內除撥歸喀喇巴爾噶遜安插戶民一百四戶······實在共戶民一千二百七戶。”合而計之，從乾隆二十七年至嘉慶五年（1762—1800年），遷入移民共3000戶，分撥他處的移民不包括在內。

其次，清廷為鞏固邊疆，對移民新疆者給予多重優待。“諭內閣：前據和寧奏請以西寧縣知縣圖善調補新疆之綏來縣。折內并聲明甘省別無旗員可調等語。朕閱該督所開圖善參罰清單，共有八十余案，因令吏部詳查該省是否再無可調之員。據吏部查明新疆邊遠緊要旗缺，定例于陜、甘兩省旗員揀選調補。甘省除圖善外，尚有德恒一員，陜省共有得祿、和保、永佑三員，是該省可調新疆旗缺者并不乏人”。《平定準噶爾方略》載參贊大臣綽克托等人向帝王上本進言烏魯木齊的耕牧情況：“烏魯木齊雨水沾足，禾苖壯盛，招募內地民人開墾之地，收成在十分以上。又據民人王世昌等一百三十戶呈稱：我等俱系內地無業貧民，蒙天恩賞給口糧，移居烏魯木齊，所有農器、籽種及種地馬匹，俱系官辦，準分年完項。”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中央政府對移民新疆者給予西域之戶籍，即“戶口附前者準夷底定······招集回部及甘州民戶，分地而居，而于烏魯木齊、昌吉、羅克倫、伊犁諸處，計畝耕作。蓋屯墾之丁男，即西域之戶籍也”。由此可見當時清政府對國家其他地區向烏魯木齊地區移民優惠政策以及有效治理。

最后，從清朝到民國，山丹縣屢遭戰亂與自然災害沖擊，成為移民的“催化劑”。《清實錄》記載：“賑恤甘肅寧夏······山丹、永昌等十七廳州縣本年水、旱、雹、霜災貧民，并蠲緩額賦有差。”《山丹縣志》記載：“自清初至建國前的300年間文獻記載的旱災達23年，其中民國時期38年中，發生旱災就有12年。”由此可見，山丹縣災害頻發且類型多樣。同治年間（1862—1873年）回民起義波及河西，《山丹縣志》載：“同治三年二月，古浪縣大靖堡民團夜間屠殺回民殆盡，永昌、山丹、甘州相繼發生殘害回民事件。”部分難民沿“絲綢之路”逃至新疆，定居于哈密、奇臺等地。此外，當地災荒不斷， 1928—1930年，河西走廊遭遇百年一遇旱災（史稱“民國十八年大旱”），《山丹縣志》載：“繼上年大旱，是年旱情更為嚴重，春耕失種，夏禾枯槁，加之瘟疫流行，蟲害成災，多數農戶無收成······樹皮草根，剝掘殆盡，老弱饑餒死亡，壯者外出逃荒······餓斃者枕藉相望，席裹淺埋，野犬龁咬，骨肉模糊，慘不忍睹。”根據《山丹縣志·人口》統計，此次災荒導致人口減少30%（約3萬人），其中近半數逃往新疆，形成“災荒移民”群體。加之，“九十里至綏來縣，本名瑪納斯，今為綏來縣。其地產稻糧，米價皆廉，商民輻輳，廬舍如云，景象明潤，豐饒，與內地無異”。

總之，甘肅山丹縣的“移民輸出地特質”受其獨特的地理環境、歷史地位與清代至民國時期的社會變遷等因素的影響，三者共同構成了甘肅山丹縣移民輸出的核心動力，為新疆“山丹戶”等地名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這主要體現在移民群體在抵達新疆后，通過命名“山丹戶”等地名，將原鄉的地理符號、生存經驗與情感認同融合，為邊疆的開發注入了“山丹基因”。這既是人口遷移的物理流動，也是文化記憶的空間重構。

三、“山丹戶”地名的認同建構功能

新疆“山丹戶”地名不僅是地理標識，還是甘肅山丹移民群體“原鄉記憶”的物質化表達。在其命名與使用過程中，既保留了原鄉的空間與時間脈絡，又因地域互動實現了文化融合，成為移民群體維系認同、建構地方身份的核心載體。

在清朝乾隆時期，出于充實邊疆、鞏固國防以及發展農業生產等多重目的，實施了大規模的移民屯田政策。甘肅作為西北門戶，其河西各縣包括山丹縣的民眾被動員遷往新疆。眾多山丹縣百姓響應號召，踏上前往新疆的路途，在新的土地上開啟屯墾生活。移民群體通過地名復制原鄉的地理符號，是構建“原鄉記憶”的典型方式。山丹縣地處黑河流域，境內多湖泊、灘地，其傳統“莊”“灘”等村落的命名習慣與“湖”“灘”等自然景觀在新疆“山丹戶”中得到了直接映射。山丹縣傳統村落多以“莊”“灘”命名，如當地的“李家莊”“紅沙灘”等，這一習慣源于明清以來的“聚落+地貌”命名傳統。《山丹縣志》（1993年版）中就存在山丹縣境內村落多依姓氏或地貌得名，如“李家莊”“清泉鄉娜莊”，“戶”為清代民屯單位，后演變為聚落地名。新疆“山丹戶”中的“戶”，正是對山丹縣“民屯戶”傳統的直接繼承，他們所定居的地方被命名為“山丹戶”，這一地名承載著深厚的原鄉信息，成為連接新疆與甘肅山丹縣的重要文化符號，強化了移民后代對“根在山丹”的空間認知。

從文化記憶理論來看，地名是文化記憶的物質載體之一。“山丹戶”這一地名對于山丹籍移民及其后裔而言，是原鄉認同的核心標識。在新的居住環境中，面對完全不同的自然風貌與社會環境，移民們極易產生漂泊感與文化失根感。而“山丹戶”這一與原鄉緊密相連的地名，宛如一條無形的紐帶，將他們與遙遠的甘肅山丹縣故土緊緊維系在一起。

新疆“山丹戶”等地名的形成與傳播，既是清代以來甘肅山丹移民群體“離鄉—遷徙—落地”歷程的物質化見證，更是邊疆開發中“人口遷徙—文化傳播—文化認同”互動的生動縮影。通過歷史文獻考證與田野調查的雙重驗證，得以還原這些地名背后的移民邏輯：它們既是清代“以籍命名”民屯制度的產物，也是移民群體“原鄉記憶”的主動投射；該類地名既承載著清廷對邊疆的治理需求，更因移民的文化自覺演變為連接原鄉與邊疆的情感紐帶。從空間到時間，從語言到習俗，“山丹”地名始終在“復制”與“融合”中保持生命力。它既復制了山丹縣的傳統村落符號、自然景觀，又因地域互動融合了多民族的語言習慣與社區認同。這種“守正”與“創新”的平衡，使地名超越了單純的地理標識，成為移民群體維系原鄉認同、建構地方身份的核心文化符號。

四、結論

綜上所述，新疆“山丹戶”與甘肅山丹縣的關聯，不僅存在于地理空間的遷徙軌跡上，也存在于文化記憶的流動和重構過程中。地名文化在記錄移民群體的生存智慧與中央對地方把控的同時，也揭示了對邊疆地區開發中“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的深層聯結。從清朝乾隆“原籍立民”的制度措施，到當代多民族地區對地名的共享使用，“山丹”二字始終承載著移民的文化情感與對國家的認同，成為新疆與祖國其他地區文化交融的鮮活見證。

因此，建議在地方規劃、文化保護與宣傳教育中，應充分重視此類地名資源的活化利用，在現代化進程中，需通過在官方檔案、地方志書、數字地圖及公共標識中，持續發揮“山丹戶”這一類地名集體記憶載體的作用，以具象化的歷史符號強化民眾對新疆與祖國其他地區血脈相連的認知。如此，方能在行政區劃變遷中維系跨地域的歷史文化紐帶，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堅實的文化根基。

作者：葉小琴，李影，李情

來源：《邊疆經濟與文化》2026年第5期

選稿：賀雨婷

編輯：江 桐

校對：鄭雨晴

審訂：汪鴻琴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微信掃碼加入

中國地名研究交流群

QQ掃碼加入

江西地名研究交流群

歡迎來稿！歡迎交流！

轉載請注明來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