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文章，標題直擊人心：“Silicon Valley Is Bracing for a Permanent Underclass”（硅谷正在為一個永久底層階級做準備）。

文章一經發表，就引發廣泛討論。

文章的作者 Jasmine Sun 長期居住在舊金山，身邊都是拿著百萬美元年薪的年輕研究員和爭相打造下一只獨角獸的初創創始人，她通過大量訪談，呈現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共識：先進 AI 將很快超越人類能力，導致數百萬工作崗位被替代，經濟增長和科學成就雖會提升，但普通人的經濟議價能力將消失，財富與權力進一步向 AI 公司和資本所有者集中。

文章指出，這種預感并非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其正體現在方方面面：應屆畢業生投幾百份簡歷石沉大海；軟件工程師用 Claude Code 等 AI 工具自嘲“自己把自己替換了”；高管們在 Signal（一款閱后即焚應用）悄悄討論下一個要自動化的部門......

更極端的一種看法是，AGI（通用人工智能）到來后，社會可能會固化成“永久底層階級”（permanent underclass）。該理論認為：在 AI 和機器人技術先進到足以完全取代人類勞動之前，人們積累財富的時間窗口已經所剩無幾。到那個時候，每個人都將被凍結在當前的階級地位中：富人能夠部署超強智能機器來為他們效勞，而其他普通人將被變得毫無用處、無法就業，只能靠福利勉強維持生活。

作者承認這種說法過于夸張，但即使是那些認為“永久底層階級”觀點言過其實的人，也告訴她這個“梗”包含了一絲真相。23 歲的初創公司創始人、斯坦福大學輟學生亞什·卡達迪（Yash Kadadi）總結了他同齡人的態度：“GPT-7、特斯拉 Optimus 的最佳版本問世只是時間問題......今年是人類參與創新的最后機會”。

盡管科技從業者對這種前景感到不安，甚至覺得良心難安，但市場的邏輯迫使他們無法停下來。

首先，測評基準的導向就是“替代人類”。文章提到了 AI 的各項評測基準，比如 AI 生產力指數和 OpenAI 推出的 GDPVal 基準測試。這些測試不是在測 AI 能不能算算術，而是在測 AI 能不能取代投資銀行家、律師、醫生。

OpenAI 前沿模型評估負責人特賈爾·帕特瓦爾丹（Tejal Patwardhan）表示，GDPVal 剛發布幾個月時，沒有模型能與人類專家相當。但幾個月后，模型對人類專業人士的勝率已超過 80%。她舉例說，一位曾當過銀行家的研究同事，不斷被模型能完成她過去工作的程度所震驚。

（來源：OpenAI）

其次，企業跟風裁員。企業高管們根本等不及 AI 完全成熟，只要 AI 展現出一絲潛力，他們就會迫不及待地裁員。美國金融科技巨頭 Block 公司裁掉近一半員工后，股價反而漲了 25%。這種“別人都在用 AI 降成本，我不跟進就會落后”的競賽，正在加速職場動蕩。

更讓人不安的是，即使科技從業者自己也有道德顧慮，但很多人還是拼命往 AI 公司擠，以期實現財務自由。“因為他們覺得，未來賺錢的機會不多了”，前 OpenAI 安全團隊員工、現在撰寫 AI 政策文章的史蒂文·阿德勒（Steven Adler）表示，“就算覺得這東西可能害人，但大家都是機器里的螺絲釘。”

文章重點分析了行業內兩家最具代表性的公司在面對這一危機時的態度與矛盾。

OpenAI 的山姆·阿特曼（Sam Altman）早在 2021 年就預測，AI 會把權力從勞動者轉向資本，建議對土地和 AI 公司股份征收重稅，讓公眾分享成果。

（來源：麻省理工科技評論）

在 2024 年聘請資深說客克里斯·勒漢（Chris Lehane）后，OpenAI 的公關方向明顯轉向強調正面影響，比如數據中心投資帶來的就業和 GDP 增長。2026 年 4 月，他們發布的最新白皮書提出 32 小時工作周、更高公司稅和資本利得稅、公共財富基金等相當激進的想法，還提到要給學校和圖書館提供基礎模型的 AI 使用權。這些想法聽起來很好，但缺乏實施細節，且未明確是否會游說支持。他們的邏輯很明顯：改變世界可以，但不能動我的奶酪。

相比之下，Anthropic 的高管似乎更坦誠，其首席執行官達里奧·阿莫代（Dario Amodei）頻繁對外發出警告：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不僅可能在 2030 年前消滅一半的初級白領崗位，更深遠的危機在于，它可能會制造出一個喪失經濟博弈籌碼的“永久底層階級”，進而動搖社會的權力平衡。

（來源：麻省理工科技評論）

盡管高管們勾勒了一種理想的解決方案，利用企業級 AI 代理（AI Agents）創造的巨額利潤，去大幅提升教學、護理等“人際關系型”崗位的薪資與數量。但在現實層面，面對憑借 Claude Code 等智能體飆升至 300 億美元的年化收入，Anthropic 尚未出臺任何實質性的財富再分配政策或游說計劃。

與此同時，Anthropic 內部的工程師們處于一種極度撕裂的狀態：他們一邊每周瘋狂工作 80 小時，一邊將徹夜的任務交給 Claude Code 去自動完成，甚至連他們自己都面臨著未來失去傳統經濟價值的風險。

不過，與行業內其他巨頭相比，Anthropic 的研究團隊更為坦誠地直面了前沿模型發展中的利弊交織的現實。他們近期的研究揭示了技術依賴帶來的嚴峻副作用：過度依賴 AI 編程代理的初級工程師不僅沒有提升效率，反而因喪失獨立思考而阻礙了自身技能的發育；同時，越來越多的用戶因將重大私人決策外包給大模型而追悔莫及。

如果技術進步無法阻擋、資本家的良心靠不住，普通人該怎么辦？這篇文章給出了全篇最重要的一個觀點，也是我們需要深刻理解的：“永久底層階級的產生是一種政策選擇，而不是命運的必然。”

面對 AI 可能引發的大規模失業，文章描繪了舊金山的一場政治籌款活動：民主黨戰略師大衛·肖爾（David Shor）向科技從業者們展示了驚人的民調數據：高達 79% 的選民擔心政府缺乏保護勞動者的計劃，72% 的人擔憂 AI 會無情地壓低普通人的工資。公眾對淪為“永久底層階級”的深層恐懼，已經真真切切地擺在了全社會的臺面上，甚至出現針對 AI 企業、數據中心項目的極端對抗行為。

那么，AI 對就業的沖擊到底會有多大？

文章區分了短期和長期。短期內，我們已經看到年輕人在軟件工程、客服等 AI 暴露度高的領域就業率下降。未來 5 年，更多知識工作會被自動化，不是單個任務，而是整個角色，會計、營銷、設計、行政等工作都會受影響。勞動力會向 AI 較難取代的領域轉移，比如創業、護理、需要手藝的行業、體育娛樂等。當然，也會出現我們現在想象不到的新工作。

長期來看，多數經濟研究都認為，勞動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會下降。AI 原生公司用人少、效率高，會擠壓傳統企業，模型開發者和基礎設施公司將賺得盆滿缽滿。極端觀點認為幾乎所有工作最終都可能被取代；樂觀一些的觀點則相信，人類需求無限，新產業會不斷涌現。

無論哪種，作者引用牛津經濟學家卡爾·貝內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 Frey）的話提醒大家：對很多人來說，短期調整可能就是一輩子。

如果我們不采取行動？如果我們讓技術肆意發展？如果數百萬人真的因 AI 失去工作，而沒有人拿出資金或政策解決方案幫助他們呢？

3 月，Palantir 的首席執行官亞歷克斯·卡普（Alex Karp）在與美國最大工會之一國際卡車司機兄弟會（The 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主席肖恩·奧布萊恩（Sean O’Brien）參加的討論中表示：“AI 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政治動蕩。如果我私下和同行坐在一起，我會告訴他們國家可能在政治上崩潰，而當國家崩潰時，我們誰都賺不到錢。”

顯然，在 AI 浪潮中，誰也無法獨善其身。

1.https://www.nytimes.com/2026/04/30/opinion/ai-labor-work-force-silicon-valley.html

2.https://openai.com/zh-Hans-CN/index/gdpval/

3.https://cdn.openai.com/pdf/561e7512-253e-424b-9734-ef4098440601/Industrial%20Policy%20for%20the%20Intelligence%20Age.pdf

4.https://www.anthropic.com/research/AI-assistance-coding-skills

排版：胡莉花

注：封面/首圖由 AI 輔助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