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計劃”是由復旦發展研究院和豐實集團共同打造的中美關系研究的學術平臺

本文是美國《時代周刊》封面文章，發表于2026年5月13日，作者是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 高級研究員于潔教授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定于周四在北京與中國元首舉行會晤，開啟為期兩天的峰會。關于這場會晤的核心問題看似簡單，實則耐人尋味：中國究竟想要什么？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這一問題就一直被全球戰略界反復討論，而在如今變亂紛擾的國際形勢下，探索這個問題的答案變得更為迫切。今年三月，清華大學國際安全與戰略研究中心——中國最重要的外交事務智庫之一——召集中國與世界多國國際問題專家和前任高級外交官，舉行年度對話。討論始終圍繞同一個問題展開：中國想要什么？許多中國與會者強調中國無意成為一個美國式的超級大國。

那么，中國如何看待目前的世界秩序呢？

和特朗普總統一直倡導的“美國優先”相比， 中國也有自己的“優先”。它反映的是中國各界如何理解本國在世界中的位置和核心利益的關切，其中最重要的三件事： 即在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減少受外部壓力對國民經濟體系的干擾和負面影響；管控與美國日益加深的競爭，而非試圖徹底消除這一競爭；穩定中國的周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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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優先”意味著什么？

中國的“中國優先”策略，可以理解為一種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關系的務實路徑。其重點包括：提升經濟和科技自立自強能力；維護長期政治穩定和國家治理效能；審慎管控中美競爭；鞏固與周邊國家的互聯互通和區域合作基礎。這一路徑同時體現出中國的戰略雄心和風險意識。中國綜合實力不斷提升，但在更加復雜的外部環境中，也更加重視國家安全、經濟韌性和自主創新能力。

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與全球市場、多邊機制和全球供應鏈深度相連。今天，中國的發展軌跡正在發生調整。面對技術封鎖、地緣政治壓力以及國際秩序波動，中國更加重視增強國民經濟體系的抗風險能力。由此形成的“自立自主”并非徹底放棄全球化，而是對參與全球化方式的重新校準。

在這一戰略思路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則是最重要敘事框架和終極目標。它將中國的發展理解為一個具有歷史延續性的現代化進程，即不斷提升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生活水平。在這一目標下，外交政策的首要功能，是為國內發展營造更加有利、穩定和可預期的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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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導向下的中國經濟發展

今年三月，在中國政府公布的“十五五”規劃中，明確指出了2026年至2030年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和發展路徑。與過去幾十年高度強調增長速度的規劃相比，這一階段的政策設計更加突出經濟韌性、經濟安全和高質量發展。在外部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科技自立自強和產業鏈供應鏈安全被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這一發展路徑轉向背后的邏輯非常清晰。過去十多年間，中國決策層對全球化帶來的風險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長期以來，經濟全球化是中國出口導向型增長的重要動力；但隨著貿易摩擦、地區沖突以及新冠疫情對全球供應鏈造成沖擊，經濟全球化也暴露出脆弱的一面。與此同時，西方國家不斷收緊技術限制，使中國更加意識到關鍵技術和關鍵零部件依賴外部供給可能帶來的巨大風險。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制造業優勢不僅依靠國內產業制造能力，也依賴穩定的全球供應鏈網絡、高效的物流體系和廣闊的外部市場。國內外環境的穩定，是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前提。當這種穩定難以被視為既定條件，可輕易獲得時，經濟發展模式本身就需要作出相應調整。

從這一角度看，中國的經濟發展目標并非完全向內看，而是在更安全、更可控的條件下繼續參深度與全球經濟體系。中國的決策層常用“可控的相互依存” 來描述這一思路。也就是說，中國希望繼續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同時降低外部沖擊和政治壓力對自身發展的影響。這也意味著政府將在產業政策、科技創新、內需擴大和外部市場開拓之間發揮更加積極的統籌作用。

美國、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沖突，也進一步提高了中國對外部不確定性的警惕。海灣地區作為世界最主要能源供應地區的不穩定，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已經迅速傳導至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國仍是全球最大的能源進口國，原油進口依存度較高，同時也是全球制造業網絡的重要樞紐。目前的中東局勢時刻提醒著中國決策層：過度依賴自身難以掌控的外部條件，將給經濟安全帶來現實而重大的風險。

因此，強化國內供應鏈、升級先進制造業、擴大關鍵戰略性技術研發，正在被納入國家安全和高質量發展的整體考量之中。從前沿半導體到下一代6G通信技術，這些領域的投入已不只是經濟增長議題，也與國家競爭力、產業安全和長期發展能力密切相關。在這一背景下，經濟政策與地緣戰略之間的邊界變得更加模糊，二者正在形成更緊密的聯動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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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美國與西方

如果說“中國優先”首先立足于國內發展和周邊穩定，那么它面臨的最大外部變量之一，就是中國與美國及西方陣營的關系。一些國際觀察人士認為，一個更加內向、更加不穩定的美國可能會給中國帶來戰略機遇。實際上，中國對這一狀態的判斷更加謹慎。

盡管中美之間摩擦不斷，中國的快速發展與美國主導建立并長期維護的國際體系有著密切聯系。全球市場準入、國際制度的融合、技術生態的對接，至今都對中國綜合國力的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中國所希望的理想狀態是在不引發美國和西方過度遏制中國的情況下，拓展自身發展空間。從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執政時期，中美競爭不斷加劇，也使中國更加重視避免觸發西方國家對中國一致而徹底的對抗。

那么，中國更希望面對一個怎樣的美國？

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中國似乎更能夠適應一個相對穩定、逐步進行全球戰略收縮的美國。這樣的美國既構成競爭壓力，也具有一定可預測性，便于中國進行長期的外交戰略規劃。相比之下，一個內部分裂加劇、拋棄盟友、外交政策變得反復無常的美國，并不一定符合中國利益。美國在某些方面看似影響力下降，但其不可預測性也可能增加軍事誤判和危機升級的風險。對中國戰略界而言，應對一個既具備強大軍事能力、又缺乏穩定政策預期的競爭者，難度更高。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逐漸將與美國的戰略競爭視為一種長期狀態。貿易爭端、技術限制、臺海問題及亞太安全架構，都使雙邊關系更加復雜。與此同時，中國并未放棄對話和溝通。中國政府的政策路徑一直強調管控分歧：在核心利益相關問題上維護自身立場，同時在涉及共同利益的領域保留高層溝通渠道，避免競爭失控。

中國這種謹慎的外交政策也延伸至更廣泛的西方陣營。近年來，歐洲在中國外交中的位置更加復雜。對中國而言，歐盟成員國既是重要經濟伙伴，也在戰略和價值層面長期對中國保持疑慮。中國嘗試通過加強同歐洲各國政府的雙邊接觸來拓展合作空間，但這種做法已經引發“強調27國一致”的歐盟機構的高度不滿。總體來看，中國的目標并非直接沖擊跨大西洋聯盟，而是盡量避免形成一個深度協調、長期針對中國對抗的西方陣線。從這個意義上說，競爭管理的關鍵在于避免戰略冒進和直接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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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周邊

“中國優先”最直接的體現之一，是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的高度重視。中國在亞洲的外交政策將經濟融合、基礎設施合作、區域互聯互通與安全利益維護結合起來，并根據不同國家和具體情境作出調整。中國最高領導人過去十年訪問亞洲地區超過二十次，遠超對其他地區的訪問頻率，這也體現出中國對周邊外交的重視。

與美國長期承擔全球性角色不同，中國影響力的展開首先依托自身周邊。獨特的地理位置既帶來發展機會，也帶來安全風險。穩定的周邊環境有助于中國獲得戰略縱深，而緊張的周邊環境則可能增加外部圍堵和安全壓力。因此，中國優先關注的并非抽象意義上的全球領導地位，而是在周邊地區穩步擴大合作基礎和影響力。

這一點在南海和臺海問題上表現得尤為明顯。上述地區涉及主權、安全和區域秩序等復雜議題，也牽涉日本、菲律賓等國家。在相關問題上，中國一方面持續提升自身軍事和執法能力，另一方面也通過常態化存在和政策宣示維護自身主權和領土完整，同時盡量避免局勢走向不可控升級。

不過，將這一局面簡單概括為“中國擴張 Chinese expansion”并不充分。西方戰略界最近一直認為，美國在亞洲存在感下降會自動地有利于中國。實際情況更加復雜。中國對周邊安全環境的擔憂，越來越多地涉及日本、菲律賓等近鄰國家。若美國安全承諾變得不穩定，這些國家可能會加強自身軍事威懾能力。在東京或馬尼拉視為防御性的舉措，在中國看來就是巨大的安全壓力，從而加劇各方相互疑慮。

在軍事因素之外，經濟外交仍是中國影響周邊的重要方式。通過貿易、投資和產業合作，中國已深度嵌入周邊國家經濟。許多亞洲國家如今都將中國視為最大貿易伙伴，這既創造了合作機會，也帶來一定不安。當中國認為核心利益受到挑戰時，也會通過經濟和外交方式表達立場。中印關系則體現出另一個維度：長期邊界問題和區域影響力競爭，使兩國關系具有復雜性。盡管競爭更加明顯，雙方總體上仍盡力避免軍事局勢升級。

中國并不簡單復制傳統霸權模式。在參與全球秩序調整之前，中國首先需要確保周邊環境不成為持續動蕩的來源。但與中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情況各不相同，帶來的挑戰在于具體執行。中國維護自身利益的力度越大，越需要注意周邊國家可能產生的反應。如何在維護利益、擴大合作和避免誤判之間取得平衡，將繼續考驗中國對周邊外交的協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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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崛起還是防御性調整？

中國當前的戰略路徑，既不同于封閉式自給自足，也不同于經濟全球化高速發展時期的簡單延續。它更像是一種在多重體系并存、局部脫鉤持續推進、長期競爭難以消除的背景下形成的新型發展路徑。其重點是在開放與安全、合作與競爭、發展與風險之間保持動態平衡。

當然，“中國優先”也伴隨著代價和挑戰。經濟政策向韌性、安全和更嚴格監管轉向，能夠增強中國承受外部壓力的能力；但這些選擇也可能影響到增加更多就業崗位、改善民營經濟的信心和長期增長預期，并在國內形成新的壓力。如何平衡安全與機會，尤其關系到在經濟高速增長環境中成長的青年一代對經濟和未來的預期。

但僅從充滿經濟挑戰的角度理解“中國優先”也不全面。在許多方面，這一路徑已經帶來可見成效。盡管中美之間仍有諸多分歧，中國迄今仍避免了與美國全面脫鉤，并在競爭加深的同時維持了一定程度的戰略穩定。雙方溝通渠道雖然承壓，但仍保持開放；兩國也都表現出防止競爭滑向直接沖突的意愿。

高科技領域同樣出現重大進展。盡管中國在若干關鍵產業仍面臨短板，但整體技術能力已有明顯提升。外部壓力在許多高科技產業中早已轉化成最重要的創新動力，推動中國加快關鍵技術攻關和產業體系升級。從這個意義上看，自立自強既是風險應對，也是一種發展激勵。

未來，中國的發展將取決于在這些優勢與挑戰之間找到最佳平衡。更具韌性的經濟體系和更高水平的科技自主能力，有助于提升中國的綜合實力。但如果缺乏經濟持續增長、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一些已經形成的發展優勢也難以長期維系。“中國優先”不能僅依靠政策規劃來實現，還需要在現實發展中不斷回應社會各界的期待。這一戰略最終是要服務于14億中國人民對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并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為中國現代化進程提供穩定器和加速器。

https://time.com/article/2026/05/13/china-first-trump-xi-beijing-summit/

來源 | 復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計劃

排版 | 蒲云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