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3年3月10日，福建省華光攝影藝術博物館正式開館。到了2025年6月，它獲批成為中國博物館協會的團體會員單位（編號：186929），是國內為數不多的以攝影為主題的非國有博物館。同時，它也成為國際博物館協會的成員，填補了中國攝影類博物館在國際組織里的空白。

這座博物館在福建省泉州市，坐落在洛陽橋邊上的泉州華光職業學院校園里。它有一棟獨立的五層展館，占地面積大約5000平方米，集影像展覽、國際學術交流、歷史影像收藏、公共美育、東南亞影像研究（比如南僑機工）、中國紅色影像研究中心、辜鴻銘研究院、學術期刊《海峽影藝》，以及公共教育服務等功能于一體。再加上早些年已經建好的郎靜山、吳印咸、陳復禮三位大師的獨立紀念館，館藏相當豐富，總建筑面積超過一萬平方米。

2026年4月25日，澎湃新聞采訪了館長崔波，他聊了聊博物館的收藏方向、個人收藏和公共收藏的關系，以及未來的發展思路。他坦言，華光攝影博物館能走到今天，在國內幾乎不具備可復制性，里面有挺大的時代運氣成分。

展廳一角。華光攝影藝術博物館 供圖

澎湃新聞：你們的館藏體系主要聚焦哪些方向？

崔波： 我一直想多收一些1900年前后的中國影像資料，比如約翰·湯姆遜、菲利斯·比托這些人拍的。在沒有建博物館之前，我就關注民國時期和1900年前后中國的老照片了，前前后后有三四年。但那會兒我是個人，沒法系統性地收。現在有了博物館這個平臺，就想著能慢慢地把這塊體系建起來。可真一動手，才發現比不過那些早就開始做的機構。說實話，我們對1900年前后中國的視覺記錄，缺口非常大。

2024年，我們團隊有機會去了一趟紐約。那邊有一個人，收藏了八萬多張跟中國題材有關的照片，非常系統，光慈禧和清宮的照片就有三百多張，還有不少干版、濕版的底片，以及攝影師的書信這些文獻。他愿意低價賣給中國人，就是希望這批東西能回到中國。我們看了四五天都沒看完，但如果全部買下來，得上億的資金。錢出不去，所以一直沒能實現。現在看來，寧可讓這些東西原封不動地放在那兒，也不能把它們拆得零零碎碎。那個藏家是一位老先生，身體不太好，我們還一直保持著聯系。

民國時期的《中國攝影》雜志。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圖

攝影作品《苗女弄杯》。民國時期的攝影期刊套色彩印滌綸片，展現了當時的印刷工藝和技術。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圖

后來我們暫時把這事情放下了，開始把重心轉到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影像上。我們成立了中國紅色影像研究中心，也有人建議叫中國革命影像研究中心。我們的收藏是從吳印咸拍延安時期開始的，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之前。

都知道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視覺宣傳主要靠照片和版畫兩種形式。版畫屬于大美術，我們不熟，所以就從影像入手。《晉察冀畫報》是1942年創辦的，我們就從這個畫報開始，把里面所有成員的影像資料都整理出來，也辦過不少展覽。現在我們把資源都集中到這兒，成立了中國紅色影像研究中心。博物館一樓有中國紅色歷史影像史的試驗性板塊，還有《晉察冀畫報》的原件。國內很多學者也在研究這個，我們資源共享。

吳印咸拍攝的白求恩原作和底片。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圖

吳印咸拍攝的白求恩側面像原作和底片。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圖

吳印咸拍攝的日常生活照片。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圖

當年辦《晉察冀畫報》的那些人，解放后分散到了各地，大部分去了北京的新華社、解放軍畫報、電影局，還有各大區的畫報，以及國家體委、軍科院等等。我現在想補上從五十年代到改革開放之前這段空白，感覺研究這個時期的影像的人不多。今年春節后，我在北京找了一些資源，發現體量其實很大，就是沒人整理研究。所以我就啟動了這方面的收藏。

華光學校早些年分別為郎靜山、吳印咸、陳復禮三位大師建了紀念館，里面有不少他們生前用的器材、遺物，甚至還有一件吳印咸的棉大衣。從延安時期到東北電影制片廠，吳印咸拍了《白求恩》這些經典影片和照片，后來又參與創辦北京電影學院，這些資料我都在系統性地整理，也想盡量把他散落在其他地方的東西補全。

從一個攝影博物館的角度來說，如果不研究個案，整個體系就是空的。我們想抓住幾個典型的案例，一個個梳理。我自己列了一個名單，大概二十個人，如果能收藏和研究其中的七八個，就很不錯了。目前我們已經系統性地收了四五個人，還有幾個也在計劃里，今年下半年就能啟動，像華國璋、翁乃強、郎靜山這些人。我們不只要他們的照片，還有書信、文獻、生活用品等等。吳印咸先生有一萬多張底片和電影小樣片，我覺得這種研究應該叫“系統性地打撈”。

澎湃新聞：福建華光攝影藝術博物館的硬件設施是怎么保障攝影收藏的？

崔波： 我們的功能布局和空間使用全是按專業博物館的標準來設計的，不少人參觀完都覺得挺科學合理的。我以前研究過很多國外博物館的案例，該有的功能我們都有了，恒溫收藏室、傳統暗房、數碼暗房、數據存儲這些房間，在設計階段就已經考慮進去了。

庫房。新到一批資料。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圖

澎湃新聞：館里日常有幾位工作人員？怎么分工？

崔波： 五六個員工，人少事多。收來的資料要清潔、歸檔，做展覽執行，控制色彩管理，照片輸出和裝裱，還有社交媒體的互動，接待工作經常就一個人全包了。我主要負責展覽內容策劃、攝影作品的收藏、雜志出版，以及對藏品的進一步研究，還有館里的展覽策劃。我們有一本《海峽影藝》雜志，這是博物館的學術期刊。

最近我們正在收藏和研究一批華國璋老先生的作品。他拍的黃山照片，格調很高，當年制作得非常講究。現在市場價我還看到過一萬元一張在賣。你剛才也看到了，我們庫房里老先生的作品地上、椅子上堆了不少，還沒騰出手來整理。我覺得他是被攝影界低估了，甚至可以說是被遺忘了。接下來我們要好好研究他，他是上海的攝影人，跟著作品一起收進來的還有他大量的文獻資料。

華國璋攝影集。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圖

華國璋攝影作品卷軸。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圖

華國璋作品。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圖

華國璋的攝影作品和一些資料。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圖

華國璋的省攝影家協會證件，發證日期1983年7月，時年50歲。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圖

澎湃新聞：你以前是新聞工作者，是怎么轉型到博物館領域的？

崔波： 我做了很多年圖片編輯，最大的資源就是整合圖片資源，以及跟國外圖片交流的資源，這一塊我干了三十年。從圖片編輯轉型，契機是策展。2008年離開媒體之前，我一直在平遙用圖片編輯的資源給攝影節服務。從圖片編輯到策展，我覺得沒什么門檻，道理是相通的。但轉到博物館領域，門檻就高了不少。對一個媒體從業者來說，博物館是完全陌生的行業。

好在我之前有過上海世博會工作的經歷。我們做了十個館，比如歐洲聯合館、土耳其館這些，從深化設計開始，一直到圖紙階段，再到世博會期間的場館運維管理，全是我帶團隊完成的。那段時間讓我跟博物館建立了很深的關系，包括對空間的理解、運營模式、設計思路，都給我積累了很多東西，提升也很大。

2007年我在北京做圖片產業基地，就是競園。在園區規劃設計的過程中，我第一次真正有了“空間”的概念。以前做圖片編輯，在媒體里空間是抽象的，后來變成了實實在在、能感知的空間。再后來上海世博會給我的全新認知，跟外國館長們交流時，他們在空間設計和展覽策劃上給了我很多寶貴的經驗。現在我把這些理念都融入到我們博物館的設計里了。

福建省華光攝影藝術博物館館長崔波。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圖

澎湃新聞：個人審美、收藏趣味和場館之間怎么融合發展？

崔波： 我其實很少有時間做自己的事情了。以前那些零零散散的收藏，已經完全跟這個館融合在一起了。我就想用自己的能力為這個攝影博物館多做點事。別人問我每年的策展計劃和作品收藏，我都把精力給了這個館，自己也樂在其中。一個博物館的方向和推進速度，一定是館長個人的意識在前面，帶著館往前走。換句話講，情感體驗和公共價值，是我們工作的重點。

澎湃新聞：攝影博物館未來有什么規劃？

崔波： 計劃一直在變，沒有特別固定的目標。第一，我們正在創建國家二級博物館。下一步，我想帶著博物館的品牌走出去，把它發展成若干個分館。因為我們館名叫“福建省華光攝影藝術博物館”，所以未來打算在福建省內設分館，比如廈門。第一步走出去最重要。同時讓博物館從“攝影人的書房”擴展成“全民的客廳”。未來華光攝影館依然是影像藝術扎實的學術陣地，但也要變成一個人人都能走進來、可以觸摸、可以分享的文化場域。

澎湃新聞：建攝影博物館需要錢，而攝影本身在今天很難盈利。我不清楚你們能不能做到收支平衡，目前的攤子鋪得可不小。有什么成功經驗可以分享？

崔波： 博物館每年要“燒”掉五百萬，這筆錢由華光教育基金會投入日常運營，主要用于展覽、出版和影像活動。博物館能順利發展，得到了華光學院創始人吳其萃先生的大力支持。

華光攝影博物館的基因，其實埋在泉州街頭一家叫“華昇”的普通照相館里。上世紀三十年代，那里不光是謀生的地方，更像是一個社區的情感樞紐。空氣里彌漫著定影液的味道，背景布上畫著有點呆板的園林景致。吳家前輩用笨重的大畫幅相機，為即將遠渡重洋的游子拍全家福。快門輕輕一響，凝固的不只是一家人的容貌，更是一段根植于地域文化和家族生存的視覺實踐。這給華光學院創始人吳其萃的血液里，注入了最初的、關于影像的認知——它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藝術殿堂的東西，而是連接人與人、人與故土最樸素、最真誠的媒介。這是一種手藝人的自覺，關乎生計，更關乎情義。我們目前做到的這一點點成績，我覺得更多是來自吳其萃和他家族對攝影的情懷。

郎靜山攝影紀念館一角。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圖

郎靜山在不同時期拍攝的身體CT報告，也一并被收藏在紀念館。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