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經擁有幾乎所有藝術家夢寐以求的成就——奧斯卡獎、七座朱諾獎、音樂殿堂的榮譽成員、加拿大最高勛章、首位獲奧斯卡的原住民藝術家、十五個榮譽博士頭銜......
這些榮譽中的任何一項，都足以成為一個人職業生涯的巔峰。但有一個人不僅集齊了它們，還在短短數年間失去了幾乎全部——這個人就是巴菲·圣瑪麗（Buffy Sainte-Marie），北美享譽盛名的原住民藝術家。

（巴菲·圣瑪麗）
然而這位藝壇寵兒的光環在近年逐漸褪色。
從2024年起，她獲得的眾多榮譽開始被陸續撤銷——加拿大政府收回了她的國家勛章，音樂獎項機構追討了她的獎杯，全球多所知名大學取消了她的榮譽博士學位。到了2026年5月，多倫多大學也宣布撤銷她的學位。
在短短數年間，她數十年的成就和榮耀幾近一夜清零。
這一切的根源，源于一個令人震驚的發現：這位名滿天下的"原住民藝術家"，其實并非原住民。她的整個人生故事，都建立在一場精心構造的謊言之上。

（標榜"原住民"身份的巴菲·圣瑪麗）
她一生講述的敘事是這樣的：
自己擁有克里族血統，約在1940年出生于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的一處原住民聚落。那個時代，加拿大當局曾大規模將原住民兒童與家人分離，強制安置于白人家庭中，這段歷史被稱為"六十年代大清洗"。據她的說法，她本人就是這一政策的受害者——在嬰幼兒時期被遣送離開家園，被馬薩諸塞州的一對白人夫妻領養，在新英格蘭的鄉鎮中成長。
盡管被剝離了民族身份，她沒有忘卻血脈源頭，反而用音樂為整個民族發聲。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她懷著這樣的使命感走進了紐約格林威治村的民謠酒館。
當時的格林威治村是美國民謠藝術的心臟，鮑勃·迪倫、瓊尼·米切爾等傳奇人物在此活躍。而她的歌曲選擇了不同的主題——講述被掠奪土地的原住民故事，唱響民族的痛楚。
六十年代美國民權運動如火如荼，白人知識精英對少數族裔的遭遇充滿同情心。
一位才華卓越、身世坎坷的原住民女性歌手，想要保持默默無聞幾乎是不可能的。

（年輕時代的巴菲·圣瑪麗）
她的表現也完全配得上這份期待。她創作的反戰經典歌曲《Universal Soldier》直到今天仍被廣泛傳唱。1975年，她以嘉賓身份登上《芝麻街》，成為該老牌兒童節目有史以來第一位展示原住民文化的表演者。
在節目中，她從背包里取出克里族的珠飾鹿皮靴給兒童觀眾展示，宣稱"這是我們部落的工藝品"，自此以原住民和主流社會之間的文化使者身份聞名。
1982年，她為電影《軍官與紳士》創作的主題曲榮獲奧斯卡大獎。此外，她還創辦了致力于扶持原住民學生的教育基金機構，數十年間活躍于北美各地的原住民社區。
對于廣大原住民族群而言，她象征著一股強有力的聲音——那個在白人世界里為他們疾呼的人，是他們的英雄和精神寄托。

（她多年來一直以原住民身份從事文化活動）
但有一個人掌握著她真實身份的秘密，這個人就是她的親哥哥。
在她登上《芝麻街》之前的1975年，她的哥哥碰巧與《芝麻街》的一位制作人相識，隨意提及了一句話：我妹妹并非原住民。
但這句話讓巴菲·圣瑪麗立刻如臨大敵。她通過律師向兄長發送了一份措辭嚴厲的警告信，揚言如果他繼續"抹黑"她的身份，將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追究責任。這份信件中還附帶了她的親筆便條，指控哥哥曾在她童年對她實施過性侵犯。
對于性侵指控的真實性，外界無法判斷——它也許確實發生過，也許只是她用來威懾兄長的手段。兩人各執一詞，第三者無法辨別真偽。到了2011年，她的哥哥也已離世，這段歷史更加難以澄清。
但可以確認的是，收到威脅信后，她的哥哥確實保持了沉默。一個月之后，巴菲·圣瑪麗首次踏上了《芝麻街》的舞臺。

（芝麻街）
之后的大約六十年時間里，她的事業一飛沖天，成為世界范圍內最受矚目的原住民藝術界人物，真正實現了從二十歲到八十歲的持續閃耀。
直到2023年10月，加拿大廣播公司旗下的調查性報道欄目《第五權力》播放了一部深度紀錄片，標題為《打造一個偶像》。
這部紀錄片的制作團隊竟然尋獲了當年巴菲·圣瑪麗遞交給哥哥的那份威脅信函，但這僅僅是他們掌握證據的冰山一角。
首先涉及的是巴菲·圣瑪麗的出生證明。
這份官方文件上的名字并非巴菲·圣瑪麗，而是貝弗利·簡·圣塔瑪麗亞（Beverly Jean Santamaria）。她的出生地也不是什么"加拿大原住民保留地"，而是位于美國的馬薩諸塞州斯通漢姆鎮。父母的種族認定一欄上寫的都是"白種人"。

（出生證明原件）
對于這份文件的真實性，她的解釋是六十年代大清洗期間，政府部門常常偽造原住民兒童的身份文件。
但是紀錄片團隊深入實地調查，前往斯通漢姆鎮政府檔案室，檔案室工作人員當眾確認，這份文件是她出生時的原始登記檔案，不存在任何篡改的跡象。
更為關鍵的是，她的婚姻證明、人壽保險單據、美國人口普查檔案，全部互相對應。
隨后是她家人的證言。她的妹妹表示："巴菲·圣瑪麗根本不是領養的，她是我們家的親生女兒，身上沒有絲毫原住民血液。"
換句話說，她故事中"領養她的那對白人夫妻"，其實就是她的親生父母。不存在"被從保留地送走"的情節，也沒有什么"六十年代大清洗"的創傷。
她們的原始姓氏是Santamaria，二戰之后由于美國社會對意大利裔群體的敵視，他們改用了聽起來更像法語系的Sainte-Marie。
簡白地說，她就是一個有意大利血統的美國白人，跟原住民沒有任何關聯。

（但她的面部特征確實顯得有原住民的特點）
此外，記者還發現，在1963年前后——她初出茅廬的那段時期，短短十個月之內，媒體上關于她民族身份的說法竟然變化了五次，時而說她是阿爾岡昆人、純血統阿爾岡昆人、密克馬克人、半密克馬克人、克里人......連編造者自己似乎都沒把說法統一起來。
事實爆出后，她也進行了反駁。
她除了對出生證明的真實性表示質疑外，還提出了另一套論述："身份確認取決于社群、文化、以及誰接納你、誰愛護你"。
這句話究竟傳達了什么意思呢？
她聲稱在成人之后，被克里族的一戶家庭按照傳統儀式接納為家族成員。
這需要做一個說明——巴菲·圣瑪麗的人生當中有過兩次"被接納"的經歷，兩者的性質截然不同。
第一次是由她本人創造的敘述，聲稱在嬰幼兒時被政府部門"掠奪走"，轉運到美國，但調查已經證實這段故事完全是虛構的。
但第二次確實有過。她功成名就之后，與加拿大某處保留區的一個克里族家族建立了深厚的私人關系。這個家族隨后依照克里族的傳統習俗，把她納入了家族的一份子，這類接納方式在克里族社區內獲得了認可。

（巴菲·圣瑪麗）
但這里需要特別留意的時間順序——發生在"已經成為名人之后"。她當時已經因為原住民身份蜚聲國際，才被這個家族接納的。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她走入格林威治村咖啡館表演時，她和克里族還毫無關聯。
所以很難不讓人懷疑——她是否是擔心自己的真實背景被扒出來，才與這支克里族家族建立聯系，為自己購買了一份"身份的保險單"，而現在這份保險單果真派上了用場。
問題現在擺在眼前：一位純粹的白人后裔，僅在成人階段才被原住民家族納入，能夠聲稱自己是"原住民"嗎？
巴菲·圣瑪麗大概也意識到這套說辭經不起推敲。紀錄片播出沒有多久，她悄悄地從自己的官方網站上刪除了所有有關"克里族血脈"和"生于保留地"的表述。沒有任何說明，沒有任何解釋，就這樣無聲地抹去了......
到了2025年初，在紀錄片播出約一年后，加拿大當局收回了她的加拿大榮譽勛章。在被迫的局面下，巴菲·圣瑪麗總算是向公眾承認了自己是美國籍人士，持有的是美國護照。
這又衍生出了另一層問題：她之前領取的那些加拿大音樂方面的獎項，參賽資格的前置條件都要求具備加拿大國籍。確定她不是加拿大人這一刻，即便她真是原住民，那些獎項也得被追回。
預測成真，朱諾獎、北極星獎、音樂殿堂的認可資格隨即以"不符合國籍資質"為藉口被撤銷。
本周的星期三，多倫多大學同樣宣布撤銷她的榮譽學位。而這可能僅僅是連鎖反應的一個環節，預期會有更多教育機構先后撤銷她的榮譽學位。

（相關新聞報道）
這整個事件中，真正遭受傷害的是那些真實身份的原住民。
收養過她的克里族家庭站了出來，為她講話："沒有人能夠否定我們家族來判定誰屬于我們的權利。"保留地的臨時酋長也表示，社區不會棄她于不顧。
但是原住民女性權益倡議組織Indigenous Women's Collective持有完全不同的立場："成為原住民家族的養女，并不等同于可以假扮自己出身于原住民。將原住民的歷代創傷作為自我包裝的素材，本質上是殖民壓迫的延續。"
追溯到2018年，巴菲·圣瑪麗在朱諾獎"年度最佳原住民音樂專輯"評選中，擊敗了因紐特族的年輕女歌手Kelly Fraser。
Kelly當時才25歲，用英文和因紐特語雙語創作，在北冰洋周邊的青少年聽眾中擁有大量擁護者。然而她一直在與心理健康問題作斗爭，2019年圣誕夜，她因心理創傷后遺癥選擇了結生命，年僅26歲。
她的姐姐在悼文中寫道："她對巴菲如此尊重。也許，僅僅也許，若是那一年她獲得了那座獎杯，她的人生會有所不同。"

（Kelly Fraser）
一座獎項和一條生命之間，固然不能簡單畫上等號，然而問題的關鍵在于，一項設立來扶持少數族群的榮譽被一個冒充者據為己有，這顯然是極其不公平的。
而這位可能的受害人及其所屬的族裔群體，本身就處于極其脆弱的處境之中。
著名原住民報紙《Eagle Feather》的主編，給出了最富有洞察力的評價："或許我們應該把巴菲的藝術作品和她這個人分別來看待，因為真實的情況就是，她和她所描述的自己，已經變成了兩個不同的人。"
在政治正確觀念流行之前，北美的原住民確實長期遭受壓迫和歧視，沒人能夠清楚地理解她為何要偽裝成原住民的動機。專業的原住民音樂制片人Marc Meril?inen表示過："回望三四十年前，壓根沒人會假扮我們的身份，那時候連我們自己都對做原住民這個身份避之唯恐不及。"
所以說，六十年代能夠公開為原住民群體發出聲音的巴菲·圣瑪麗，確實展現了罕見的膽識和勇氣，這一點是無可否認的。她確實實實在在地推動了原住民文化的國際傳播，資助了不計其數的原住民學生完成學業，讓數百萬看《芝麻街》的美國孩子對原住民有了最初的認識。
然而，諷刺的是，她那些為原住民爭取的關注度、資源和榮譽，最大的獲益者恰好就是她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