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停車、開門、下車”，三個尋常動作，稍有不慎卻可能釀成無法挽回的悲劇。此前，50歲的徐女士在騎電動車回家途中，因一輛私家車突然開門與之碰撞導致骨裂并住院，42萬余元的索賠事宜在駕駛人、乘客和保險公司之間一度相互推諉——這樣的困境，在過去被稱為“開門殺”的事故中并不少見。

從今年6月30日起，上述理賠“扯皮”將畫上句號。最高人民法院5月6日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解釋（二）》）明確，被侵權人（即受害人）主張乘車人責任屬于該機動車一方責任，并請求保險公司在交強險責任限額范圍內以及按照商業三者險合同的約定賠償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保險賠償后仍不足的，由乘車人、駕駛人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在“開門殺”事故理賠責任明確的同時，也引發了市場新的關注：車險保費會漲嗎？網約車等營運車輛會受影響嗎？保險公司又如何防范新的風險？為此，《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每經記者”）采訪了多位專家和保險從業人士。

新規破局：

“開門殺”乘客責任納入保險，理賠不再“扯皮”

近年來，“開門殺”相關案件數量增多，主要原因是責任界定不清晰。

“‘開門殺’案件，是指機動車乘車人下車時未履行謹慎義務突然開門，與車下行人等第三方發生交通事故，進而引發責任認定及損失處理的糾紛。”險律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及北京浩博法律咨詢服務有限公司創始人崔春霞向每經記者表示，此類事故的責任認定之前常按機動車方、開門乘客與受害方劃分，若開門乘客需擔責，保險公司往往因這屬于商業車險免責范圍而拒賠對應損失，導致產生大量索賠糾紛；如果受害方直接起訴開門乘客承擔賠償責任，又往往因乘客缺乏賠償能力，導致受害人雖獲得法律支持卻難以實際獲賠。

如今《解釋（二）》將這些責任予以厘定，即“開門殺”事故中，乘客責任屬于機動車一方責任，保險不能任意拒賠，司機和乘客也不能輕易“甩鍋”。天職國際保險咨詢主管合伙人周瑾向每經記者表示，“從底層邏輯看，新的司法解釋實際上是將駕駛人與乘客視同為對外賠償責任的一個整體，屬于機動車一方責任，因此針對受害人而言賠償責任更加清晰。在這一變化下，保險公司的賠償范圍更大了，除了之前的從車和從駕駛人的責任，還要覆蓋乘客行為風險。這相當于重塑了交通參與各方的責任邊界和安全意識”。

中國城市發展研究院投資部副主任袁帥表示，從整體來看，最高法此次出臺的《解釋（二）》對“開門殺”責任的界定，是對機動車運行風險的重新詮釋，即機動車的使用風險不僅包括駕駛人的駕駛行為，也包括車輛使用過程中相關人員的附隨行為。只要這類行為與機動車的使用直接相關，就屬于保險應當覆蓋的風險范圍。這一調整既符合保險分散社會風險的制度初衷，也在更大程度上傾斜保護了交通事故中弱勢的受害人，實現了侵權責任承擔與保險賠付規則的有效銜接，為處理類似的機動車附屬行為責任糾紛提供了明確的裁判指引。

成本傳導：

保險責任增加，車險定價面臨結構性調整

據悉，傳統“從人因素”僅關注駕駛員（如是否違章、駕齡長短等）。《解釋（二）》對賠償責任的調整，意味著“從人因素”的范圍必須擴展至“司乘人員整體畫像”，乘客的結構性風險將成為新的定價變量，而這一變量在營運車領域尤為不可控。

“理論上，保費會呈現上升趨勢。以前不賠的乘客責任風險，現在要賠，基礎純風險保費必然增加。此外，保險公司需預留額外資本以覆蓋‘乘客行為不可控’帶來的不確定性。”奕豐基金宏觀策略分析師、投資經理李凈向每經記者表示，鑒于目前保險公司在乘客行為習慣方面幾乎沒有數據沉淀，缺乏構建差異化定價模型所需的歷史賠付數據支撐，因此只能通過“場景”進行間接定價。例如，借助“車輛使用性質”這一因子來提高營運車輛的保費。

每經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保險公司確實也是這么做的。以主做新能源網約車業務的現代財險為例，營運車輛高頻上下客的場景，天然決定了其開關車門風險暴露遠高于私家車。基于精準風險評估和合理定價的考量，現代財險網約車車險專屬定價模型擬將開門違規記錄、乘車人責任事故列為定價因子，用價格信號引導風險意識的提升。

“盡管新規對現代財險車險整體賠付率的影響仍在可控范圍內，但我們不會止步于被動消化，而是主動將‘開門殺’歷史事故納入精算定價。”現代財險方面向每經記者表示，未來費率走向一定是有升有降的結構性調整：駕駛習慣良好、具備安全意識的司機，例如總是選擇安全位置停車、主動提醒乘客留意后方來車的司機，其保費將切實下調；反之，保費將如實反映其事故成本，出現剛性上漲。當然，這并非單純漲價，而是讓風險定價回歸公平——好司機無需再為少數人的疏忽埋單。

至于保費變化會呈現出哪些特點，周瑾認為，需結合“開門殺”的風險場景來分析。例如，在道路狹窄、交通擁堵的城市，出險概率相對更高；在自行車和電瓶車等騎行者密集的城市，賠付案例會更多；營運車輛的乘客情況更難以把控等。以此類推，營運車輛保費的上漲相較于家用車會更為顯著。不過，保費的上漲應會呈現出差異化，不會出現普遍上漲的情況。

隱憂待解：

責任分離催生道德風險，保險公司追償困難

值得一提的是，現行NCD（無賠款優待）系數僅與車主/駕駛員的出險記錄相關聯，因乘客“開門殺”而導致的出險情況，只能直接或間接地體現在車主保費的浮動上。這就意味著，車主對乘客下車的行為缺乏實質性的控制能力，卻要承擔保費上漲的后果，這或許會形成“行為與責任分離”的悖論。

這種機制可能會誘發兩類道德風險：其一，車主在投保之后會放松對乘客的提醒義務（反正有保險兜底）；其二，保險公司為了規避不可控的風險，會對高頻搭載陌生乘客的車輛（如網約車）提高自主定價系數，從而間接推高營運成本。

“將NCD系數細化到‘駕駛人—乘客’雙維度，或通過附加條款將乘客責任導致的NCD調整與車主記錄部分隔離等有望成為解決途徑，但這需要行業統一規則。”有業內人士向每經記者表示。

此外，每經記者注意到，相較于《解釋（二）》征求意見稿，《解釋（二）》刪除了“承保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商業保險的保險人承擔賠償責任后向對造成損害有重大過失的乘車人追償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這意味著，除非保險公司能證明“開門殺”損害由乘車人故意行為造成，否則就必須按照司法厘定的受害人主張賠償責任進行賠償。

而如何界定“故意行為”顯然是較難的，這個過程中如何防止道德風險也是保險公司需要思考的問題。“‘開門殺’如果形成黑灰產還是挺讓保險公司頭疼的，畢竟行為發生時保險公司不在現場，比較難找證據。”某財險機構從事車險定價業務人士在與每經記者交流時表示，就這個行為來說，保險反欺詐體系識別是有難度的。

此外，《解釋（二）》要求保險先行賠付，保險公司不再是“代位賠償”中的配角，而是第一順序的賠償主體。即便后期發現乘車人存在故意行為，以機構身份向個人追討后期賠償也存在一定難度。

“從保險公司角度來看，‘開門殺’追償難確實是新規實施后面臨的現實困境。這一情況不僅影響公司的成本與運營，長期來看對整個保險行業的健康發展也會帶來挑戰。”現代財險方面認為，行業需要積極適應這一變化，在做好理賠服務保障受害人權益的同時，也要合理應對追償難題。

行業應變：

已有險企啟用風險標識，但保費調整尚需時日

盡管業內人士一致認為，車險定價中“從人因素”的增加會對車險保費產生一定影響，但這種影響傳導至具體業務端尚需時日。

據悉，《解釋（二）》將于今年6月30日起正式施行，這意味著在《解釋（二）》施行前，保險公司無法精準把握“開門殺”在理賠環節所產生的影響。

圖片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官網

“對定價影響短期可忽略，現在沒有數據證明此類案件占比較高。”上述某財險機構從事車險定價業務的人士表示。不過，非機動車存量持續上升的確是個問題。這兩年，機動車與非機動車碰撞（不僅限于開門殺）的事故數量增長迅速，很值得關注。

有業內人士表示，司法政策影響保費端需經歷三個環節：首先是賠付數據積累，《解釋（二）》于6月底施行，保險公司需至少一個完整年度觀察實際賠付率變化；其次是精算模型迭代，行業協會和再保險公司需重新評估風險因子；最后是監管審批與產品備案，車險費率調整需向監管部門報批。

“歷史上，類似‘交強險無責賠付范圍擴大’‘商業險代位求償權明確’等政策，從出臺到保費端顯現，大約歷經一到兩個保單年度。”該業內人士認為，考慮到“開門殺”單次事故金額通常不高但頻次可能上升，對整體賠付率影響有限，保費端的顯性反應可能偏溫和，更多是結構性調整而非普漲。

不過，這不影響保險機構對于“開門殺”的關注。“目前，我們已針對‘開門殺’相關事故在系統中設置單獨打標，同時圍繞新規實操標準，緊鑼密鼓地籌備相關培訓。”現代財險方面向每經記者表示，有信心在近期全面完成各方面準備工作，確保6月30日新規施行起，各項理賠工作能夠無縫銜接、平穩有序地開展。

“此外，我們也制定了過渡期應對方案，在新規正式施行前，對于涉及‘開門殺’案件，會依據現有規定和流程妥善處理，并做好與新規的過渡銜接，保障客戶權益不受影響。”現代財險方面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