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斯塔默是英國過去十年里的第六位首相。對于英國這樣一個總喜歡把自己視為現代民主發源地、并自認是在動蕩世界中穩定典范的國家來說，這顯然不是什么好現象。這也令人痛苦地看到，世界各地的民主政治正變得越來越躁動不安。
當代英國政治的許多混亂，本來就是自己造成的。斯塔默之前那兩位愛出風頭的保守黨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和利茲·特拉斯——顯然都是問題的一部分。但其他人也犯下了災難性的判斷錯誤。戴維·卡梅倫決定就脫離歐盟舉行公投，就是一個尤其典型的例子。
可以理解的是，這種首相頻繁更替的局面，讓人們更渴望穩定和可預期性。最終，工黨在2024年由斯塔默帶領下大勝。他承諾，要通過冷靜而審慎的重建過程，恢復公眾對政治的信心。
事情并沒有完全朝這個方向發展。恰恰相反，斯塔默一直被批評過于謹慎，不愿作出外界認為解決英國一些深層問題所必需的那種大膽決策。
還有人給他起了一個不太好聽的綽號，叫“從不在場的基爾”。原因是外界覺得，他花在與國際同行打交道上的時間，比處理國內問題還多。
其中一些問題，對世界各地民主國家的居民來說并不陌生：生活成本壓力、住房難以負擔、對公共服務不滿，以及一個自稱中左翼的政黨本應提出、卻沒有清楚說明、更談不上真正落實的進步社會議程。
就英國本身而言，斯塔默還因以下幾件事受到批評：未能兌現取消學生學費的承諾；曾決定收緊領取老年人冬季取暖補貼的資格，后來又撤回；還宣布削減福利，結果在黨內反彈后也被迫放棄。
連路面坑洞，如今都成了斯塔默連最簡單問題都解決不了的象征。這類問題最容易激起中間選民的憤怒。過去幾周我一直在英國各地開車，對他們的沮喪，我完全能夠理解。這一切都有助于解釋，為何在最近的地方選舉中，如此多工黨選民離開了工黨。
但問題不只出在英國。世界各地的中間派政府都難以讓選民相信，它們有足夠的眼光或勇氣去處理那些地方性、卻往往最能引發公眾共鳴的問題。
和斯塔默一樣，澳大利亞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和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都缺乏個人魅力，同時還面臨右翼民粹政黨迅速崛起帶來的挑戰。部分原因在于，他們都試圖占據中間地帶——這會導致政策議程顯得乏善可陳，卻仍然同時遭到政治光譜兩端的批評。
至少，默茨還有勇氣批評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那些越來越具有破壞性的舉動，盡管這對他并沒有帶來多少實際好處。
法國的埃馬紐埃爾·馬克龍也提醒了我們：外交政策很難帶來多少選票。馬克龍的民調表現同樣吃力。他在國際舞臺上的突出存在感，加深了外界對他傲慢的印象，也讓人覺得他不了解國內問題，更談不上去解決這些問題。
正如斯塔默在英國已經體會到的那樣，在一個政治震蕩越來越常見的時代，領導人被趕下臺的風險依然真實存在。
這或許正是英國真正稱得上“世界領先”的一個領域。最近這場政治混亂的受益者，是由奈杰爾·法拉奇領導的英國改革黨，這是一支右翼政黨。盡管法拉奇及其政黨一直面臨種族主義和無能的指控，但到了2029年大選，法拉奇確實有可能成為英國下一任首相。
不過，在這件事發生之前，工黨很可能會先換掉領導人，以挽回支持率。主要競爭者已經開始動作，都希望斯塔默能順勢讓位。畢竟，弒君也有其代價。
無論最終誰在這場領導權爭奪中勝出，英國選民——以及其他地方的選民——對領導人的期待，可能都已經變得過高、過于復雜，而且彼此矛盾，以至于任何一位領導人都難以真正滿足。
一個真正檢驗這一判斷的人，可能是頗受歡迎的曼徹斯特市長。他正積極謀求重返議會。如果他能在必要的補選中擊敗英國改革黨，那很可能會坐實他作為斯塔默接班人的位置。
但即便如此，他也可能面對同樣的政治逆風，因為選民如今普遍更加犬儒。兩極分化如今已成為西方社會的常態，而在許多失望的年輕人眼中，民主也不再是政治制度的黃金標準。
難怪越來越多年輕人對自己的未來感到絕望。在英國，哪怕把那些路上的坑洞全都填平，恐怕也改變不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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