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三年游擊戰，項英有何作為？陳毅直言：紅軍的命運全寄托于他。

1937年冬天，有一支隊伍從南方的大山深處走了出來。這支隊伍后來有了一個響徹全國的名字，新四軍。剛整編的時候，人數超過一萬。一萬多人，放在今天不算什么，但你得搞清楚這些人是從哪冒出來的。他們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是從哪個后方調過來的，更不是誰派來的。他們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是從國民黨二十多萬大軍的圍追堵截里硬生生扛了三年活下來的。把這些人保住的那個人，叫項英。

說起項英，后來很多人第一反應是皖南事變里那個結局悲慘的人物。但在那之前，在1934年到1937年這漫長的三年里，項英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這件事的分量有多重，連陳毅后來都說得很明白，紅軍的命運全系在項英一個人身上。這話不是客套，不是場面話，是一個在絕境里跟項英并肩扛了三年的人，說出來的實在判斷。

要搞明白項英當時面對的是什么局面，得先說說他是個什么樣的人。項英不是那種科班出身的軍事指揮官，跟林彪、彭德懷那些人不一樣。他是武漢的工人出身，早年在工廠里干活，后來搞工人運動，在白區的地下工作里摸爬滾打了好些年。1930年前后才進入中央蘇區，一直做的是黨務和政治工作，不是上陣打仗的。在中央蘇區那幾年，他的角色更像是個大管家，管組織、管后勤、管干部調配，軍事上的事他不是最在行的。但中央信任他，因為他有一個別人比不了的優點，執行力強，讓干什么干什么，從不討價還價，也不講條件。這個優點在后來的三年里救了他，但也差點要了他的命。

1934年10月，八萬六千中央紅軍從江西瑞金出發，開始了那場后來被叫做長征的戰略大轉移。走之前中央做了個安排，成立中央分局，項英任書記，同時兼任中央軍區司令員和政委，一肩挑。陳毅是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算是他的副手。留給他們的任務說起來很簡單，留下來，牽制敵人，掩護主力。

但你看看留下來的是什么家底就知道了。紅二十四師，加上一些地方武裝，滿打滿算一萬六千人。武器彈藥本來就不夠，醫療條件幾乎沒有，電臺后來也砸了，跟中央徹底斷了聯系。對面是什么呢？蔣介石調集了超過二十萬人，不是一個軍兩個軍，是二十多個師，從四面八方壓過來。中央蘇區周圍的幾個省，江西、福建、廣東、湖南，全被圍了個嚴實。兵力對比大概是一比十二，有些方向甚至更懸殊。這不是打仗，這是拿一萬多人去填二十萬人的包圍圈。

項英接了這個任務。主力10月10號走的，他第二天就動起來了。留守部隊接替防線，封鎖主力行動的消息，一邊阻擊追兵一邊設立收容所和轉運站，把傷病員往后方送，把糧食彈藥往前線運。主力能順利突破第一道封鎖線，項英在后面的掩護功不可沒。但這只是個開頭，真正的噩夢還在后面。

等主力走遠了，敵人很快發現蘇區里還有正規紅軍。那二十多萬人就像聞到血腥味的狼一樣撲了過來。項英這時候犯了個大錯。他還在用保衛蘇區那套打法，想跟敵人正面打，大兵團作戰，硬碰硬。這套打法在蘇區還在的時候能用，因為有群眾基礎，有根據地，有補給線。但現在蘇區已經沒了，根據地沒了，群眾被敵人的保甲連坐嚇住了不敢接近，補給線全斷了。這時候還想跟二十萬人打正面戰，那就是拿雞蛋碰石頭。

陳毅當時就看出了問題，覺得應該趕緊分散打游擊。但項英有他的顧慮，中央給的任務寫得清清楚楚，保衛蘇區。沒有中央批準，他不敢擅自改方針。于是從1935年1月開始，項英一封接一封地給長征路上的中央發電報，催指示，等回復。電報發了一封又一封，中央那邊始終沒有回音。不是不想回，是真的回不了。長征路上中央自己都朝不保夕，哪有功夫管你。

等來等去，中央蘇區全丟了。瑞金丟了，會昌丟了，于都丟了，興國丟了，一個接一個。項英這才真正醒過來，不能再等了。1935年2月，他主持開了個緊急會議，拍板分兵突圍，化整為零，全面轉入游擊戰。留守紅軍分成九路往外沖，大部分遭到了慘重損失。有的整支隊伍打沒了，有的干部犧牲了。但這個決定保住了火種，突圍出去的部隊分別轉移到贛粵邊、閩西、閩贛邊、湘南等地，跟當地武裝匯合，真正的游擊戰爭從這時候才算開始。

這九路突圍里有一路特別讓人心痛。中央軍區參謀長賀昌帶著一支隊伍往會昌方向突圍，在天門嶂被敵人包圍，賀昌犧牲了。他是中央分局委員，級別很高，這一仗打得極其悲壯。項英和陳毅自己那一路也不好過，在安遠被截擊，部隊打散了，兩個人帶著殘部輾轉脫險，最后到了贛粵邊的油山地區，身邊只剩下三百來人。

到了油山，項英馬上開了個會，后來叫長嶺會議。會上定了個二十字方針，核心意思就是依靠群眾，堅持斗爭，積蓄力量，等待時機。把贛粵邊分成五塊游擊區，紅軍化整為零，幾十人一隊，鉆進了茫茫大山。從這時候起，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正式開始了。

蔣介石那邊放了話，三個月消滅紅軍，還給項英和陳毅各開了五萬大洋的賞格。國民黨在山區修碉堡、拉封鎖線，搞保甲連坐，誰家給游擊隊一口飯吃全甲掉腦袋。群眾不敢接近，糧食斷了，鹽斷了，藥也斷了。

那三年的日子，后來很多當事人回憶起來都覺得不像是真的。陳毅后來跟人講過那段時間的苦，整年整月在山里跑，春天雨水多，全身都是泥巴，兩個多月沒干過。吃的是野草、楊梅、筍子，有時候連蛇都抓來吃。根本不是過人的日子，像野獸一樣。項英自己也說過，兩年沒脫過衣服睡覺，衣服被樹枝掛得全是補丁，破得不成樣子。三年里陳毅只進過兩次房子，只見過四次山外的老百姓。你想想那是什么概念，三年時間，一個人只見過四次外面的人。

比餓肚子更可怕的，是叛變。1935年5月，中央軍區參謀長龔楚叛變投敵了。這個人跟項英、陳毅都是老戰友，在中央蘇區一起共事好幾年，知道他們的行蹤、習慣、聯絡暗號，知道一切。叛變之后國民黨給他封了個少將剿共游擊司令，讓他專門來抓項英和陳毅。

10月的時候龔楚帶著四十個人的特務隊，偽裝成紅軍游擊隊摸到了北山。他先騙了交通站長何長林，何長林見勢不妙也跟著叛了。兩個叛徒聯手，帶著敵人直撲項英和陳毅的駐地。那天凌晨四點多，敵人已經摸到了陳毅住的小山包下面。一個被挾持的警衛員拼了命喊了一聲，哨兵立刻開槍，打死了走在最前面的一個敵人。槍聲一響項英和陳毅聽到了，翻身上山鉆進密林。龔楚追了兩天，燒了他們的棚子，一個人都沒抓著，只好撤走。這就是后來震驚整個游擊區的北山事件。

北山事件之后，隊伍里人心散了。有人不辭而別，有人留個條就走了，還有人直接投敵。很多人覺得沒希望了，這仗還能打嗎？

這時候項英做了個讓所有人意外的決定。他沒有搞肅反，沒有抓人，沒有搞擴大化，反而說想走的給路費，送出去。有人不理解，說本來就沒幾個人了還往外放？項英的意思很清楚，越是艱苦越能考驗一個人，想走的留不住，留下來早晚出事，不如讓他走，剩下的才是真正的鐵骨頭。身體不好跑不動的也勸他們離開，回家繼續干革命，走的時候發路費，換好衣服，派交通員送到安全地方，還告訴他們隨時歡迎回來。

結果怎樣？很多原本想走的人，聽了這話反倒不走了。有些人走了之后被敵人抓住，逃出來又跑回了隊伍。最后剩下的三四百人，個個都是最堅定、戰斗力最強的骨干。項英還專門搞了個反叛徒斗爭的討論大綱，六千多字，在各游擊區組織學習，把氣節教育搞得扎扎實實。從那以后贛粵邊游擊隊再沒出過大的叛變。

其實南方的游擊戰不只是贛粵邊一塊。項英和陳毅在油山的同時，其他幾塊游擊區也在各自苦撐。閩西有張鼎丞、鄧子恢他們，閩贛邊有黃道、關英他們，湘南有曾山他們，浙南有劉英他們，鄂豫皖有高敬亭他們。這些人彼此之間很多時候聯系不上，各自為戰，但都在用同一套戰術跟敵人周旋。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賠本買賣不干。敵人埋伏在大路上？那就一概不走大路，往老林子里鉆，抽冷子放冷槍。

蔣介石原定三個月消滅紅軍，后來改成半年，改成一年，最后改成無限期清剿。但就是剿不完。那些山頭上的紅軍就像野草一樣，燒了一茬又長一茬。

項英在這三年里不光管打仗，他是整個南方游擊區的靈魂人物。他強調領導者自己要帶頭，最困難的時候領導先吃苦、先不動搖，有左右全局的意義。他和戰士們一起上山扳筍、下河摸魚，一樣風餐露宿、衣衫襤褸。他腰上綁著從瑞金帶出來的金條和黨的經費，一個子兒都沒動過。那筆錢是革命的血本，項英寧可自己餓肚子也要保住。陳毅跟他商量過，說這些金子綁在身上太危險了。但項英始終不肯放手，因為他知道這是未來發展的根基。

1937年7月7號盧溝橋事變爆發，國共開始第二次合作。項英帶著人從山里出來，跟國民黨地方當局談判，然后奔赴各個游擊區，把分散在南方八省十五塊游擊區的紅軍一支一支找回來、聯絡上、整編起來。這些隊伍后來就是新四軍。1937年12月項英到延安作了個專題報告，講三年游擊戰爭的情況。中央政治局隨后專門發了個決議，給了極高評價，說他們長期艱苦斗爭的精神和堅決為解放中國人民的意志是全黨的模范，號召全黨來學習。

美國記者斯諾后來說了句話，項英是從墳墓里爬出來的鐵人。

新四軍成立時有一萬多人，全是項英在那三年里保留下來的精銳。沒有項英在南方苦撐三年，就沒有新四軍，南方革命的火種早就滅了。

回頭看這三年，項英這個人身上有一種很特別的東西。他不是那種天賦異稟的軍事天才，不是那種能在戰場上一眼看出勝負的人。他就是一個執行力極強的人，中央說留下來，他就留下來。中央說保衛蘇區，他就保衛蘇區。等到局面徹底變了，他也能果斷轉向。北山事件之后隊伍人心散了，他沒有用鐵腕手段去壓，反而用了一種近乎溫柔的方式，想走的送你走，留下來的才是真兄弟。這種做法在那個年代的軍隊里是很少見的。

南方八省十五塊游擊區，每一塊都有自己的故事。贛粵邊是項英和陳毅的主戰場，閩西的張鼎丞后來也是新四軍的重要人物，浙南的劉英帶著隊伍在溫州山區打了三年，鄂豫皖的高敬亭更是在大別山里跟敵人死磕。這些人之間很多時候彼此不知道對方還活著，但他們用的是同一套打法，扛的是同一種苦。項英作為中央分局書記，雖然跟各塊游擊區的聯系時斷時續，但他定下的那個二十字方針，成了所有游擊區共同遵循的準則。

三年里項英經歷的東西太多了。部隊被打散過，被敵人追著跑過，睡過山洞，吃過樹皮，生過病沒藥治硬扛過來。他腰上那捆金條從瑞金一路綁到油山，從油山一路綁到延安，三年沒解下來過。后來新四軍成立需要經費，這筆錢派上了大用場。陳毅后來開玩笑說，銀子是白的，眼珠是黑的，黑的看到白的就吸引人了。但項英就是不解，他知道這是命根子。

1937年項英到延安作報告的時候，整個人已經瘦得不像樣了。他站在那里講了三年的經過，從主力離開講到分兵突圍，從油山講到北山事件，從叛變講到反叛變。中央的人聽完之后沉默了很久。那一萬多人能活著走出來，靠的不是什么神奇的戰術，靠的就是項英一個人在最黑暗的時候沒有松手。

斯諾說項英是從墳墓里爬出來的鐵人，這話一點都不夸張。一萬六千人留下來，最后活著走出來的有一萬多。這個比例放在任何一場戰爭里都是奇跡。而創造這個奇跡的人，不是什么名將，就是一個工人出身的、執行力極強的、在最困難的時候帶頭吃苦的政治工作者。

南方三年游擊戰這段歷史，后來被提到的次數不算多。比起長征，比起抗日戰爭，比起解放戰爭，它太安靜了。一萬多人在大山里躲了三年，沒有大兵團作戰，沒有史詩般的戰役，有的只是一天一天的熬，一頓一頓的餓，一次一次的跑。但就是這三年，保住了南方革命的全部火種。項英在這三年里做的每一個決定，送走的每一個人，留下的每一塊金條，都是后來新四軍能成軍的基礎。陳毅說紅軍的命運寄托在項英身上，這話放在當時的處境里，一點都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