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東北三峽腹地，秦巴山脈南麓，開州（古稱開縣）“舉子之鄉”的美譽，穿越百年歲月依舊熠熠生輝。這片土地的科舉史上，曾有一段令人驚嘆的“道光現象”：從隋唐至嘉慶的1200余年間，開州僅出過3進士；而在鴉片戰爭前后的短短數十年里，這里竟如井噴般涌現出5位進士（陳堃、李宗羲、沈西序、陳昆、謝臨春）。1895年“公車上書”時，開州更有六名舉人聯名署名，參與人數居川東之首。在這份輝煌的背后，人們多習慣于仰望官至兩江總督的李宗羲等顯赫身影，卻少有人知曉，真正為開州百年文脈搭起堅實階梯、將“舉子之鄉”推向鼎盛的，是一位主動褪去官袍、返鄉執鞭的一代大儒——沈西序。

沈西序（1816年—？），原名大銘，以字行，號秋帆，四川夔州府開縣人，生于當地一個書香門第。其父沈廷輝為開州宿儒、諸生，博極群書，與當時主講盛山書院的名師羅珍交游甚密，深受其學風浸染，著有《二十一史纂要》《開縣志初稿》。在家學的浸潤下，沈西序自幼便深知教育對于地域發展的重要性，而他親身走過的科舉之路，更讓他切身體會到寒門士子求學之艱、應試之難，這也成為他日后傾力推動家鄉文教振興的重要根基。

道光二十三年，他與同鄉李宗羲同科中舉；次年，二十五歲的他金榜題名，考中三甲第二十一名賜同進士出身，自此開啟了他頗具建樹的仕途。

步入仕途后，沈西序并未像李宗羲那樣輾轉各地、直至身居封疆大吏之位，而是扎根貴州二十二年。他從普安縣知縣做起，歷任正安州知州、貴筑縣知縣，一路擢升至貴陽知府、貴州按察使。在晚清貪腐橫行、風雨飄搖的渾濁官場中，沈西序卻如一股清流，他勤政廉明，“不徇私情，不妄取民財”，所到之處皆以寬厚仁愛著稱，被百姓由衷呼為“沈青天”。

即便身居高位，他心中始終牽掛著家鄉的文教發展，也始終記得故土士子求學應試的艱難——彼時開州雖有唐代韋處厚創建的儒學署（后發展為芙蕖書院）為根基，但因地處川東一隅、交通不便，文教長期處于相對沉寂狀態。據史料記載，唐至明代千余年間，開州進士產出僅3名，舉人16名（含武舉9人），教育資源匱乏，成為制約人才涌現的關鍵癥結。

1866年，正值仕途巔峰的沈西序，面對朝廷日益衰敗和邊疆動蕩的局勢，深感獨木難支，于是做出了一個令世人驚愕的決定——辭官歸隱。但這位三品大員的“隱”，并非為了獨善其身，而是要將全部心力投向家鄉那些渴望通過讀書改變命運的底層士子。回到開州后，他徹底褪去官威，欣然接受開州最高學府——盛山書院的聘請，出任山長（院長、校長）。在清代，山長不僅是學問的傳授者，更是地方文風的塑造者，沈西序的到來，無疑為開州本就漸濃的文風注入了一劑強心針。

作為“舉子之鄉”的幕后推手，沈西序的卓越之處，首先在于教育理念的革新。他親身經歷了鴉片戰爭的沖擊，深知空談“修齊治平”的腐儒救不了積貧積弱的中國。因此，在盛山書院的教學中，他將傳統儒家理想轉化為“真正讀書為民”的務實觀念，諄諄教導學生，讀書不僅是為了敲開科舉的大門、實現個人抱負，更是為了將來能心懷天下蒼生、擔當起濟世安民的責任。這種極具前瞻性的教育理念，猶如一顆種子，在開州士子心中扎根，經幾代人的秉承與發酵后，徹底掀起了開州新的社會風尚。

除了執鞭授課、革新教育理念，沈西序還多管齊下，為開州文教振興筑牢根基。早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尚未辭官的他便率先倡導，聯合地方鄉紳發起捐資，購置田地、鋪基，以地租、房租收入作為士子參加鄉試、會試、朝考的費用，徹底解決了寒門士子“無錢赴考”的難題。這一舉措與當時的開縣知縣陳長墉的想法不謀而合，得到其大力支持，為開州科舉人才的涌現構建了堅實的物質保障。同時，他還全力支持羅珍在盛山書院推行的“經史并重、知行合一”教學改革——羅珍于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至道光四年（1824年）前后執掌盛山書院，其改革為開州培育了深厚的治學根基，沈西序與他精神相呼應、形成深度“教學共振”，這種高層次教育者的強強聯合，直接催生并鞏固了開州科舉史上的“道光現象”。

沈西序更注重文化火種的留存與傳承。咸豐三年，他應開縣知縣之聘，與學者陳昆等人共同編纂了《開縣志》，保存了大量珍貴的地方文史資料；晚年閑暇之余，他又博覽群書，著成《二十史纂要》和《開縣志初稿》，為后世學子搭建了極為完備的知識框架。此外，他還積極傳承家學，延續父親沈廷輝的治學精神，推動開州文化典籍的整理與傳播，進一步厚植了開州的文化底蘊。

在他的帶動下，地方官員與鄉紳紛紛投身興學事業，義學在城鄉遍地開花——道光四年，高學濂設立義學十八處；道光六年，林丹云增設義學十四處，讓更多平民子弟有了求學機會，開州崇文重教的風氣日益濃厚。

沈西序的一生，沒有驚天動地的壯舉，卻以一生的堅守，徹底改寫了開州的文教命運。他從科舉英才到廉吏清官，再到書院山長，身份雖不斷轉變，但興學育才、心系桑梓的初心從未改變，始終串聯起官學、書院與士子群體，推動開州文風從沉寂一步步走向鼎盛。清代開州五位進士中，他既是其中一員，更是不可或缺的培育者與推動者；道光年間，開州科舉人才輩出，除進士外，各類科舉人才數量大幅提升，占據了清代開州進士、舉人總數的重要比重；1895年“公車上書”時，開州李本均、劉秉元、歐陽薰、戴錫章、鄧云卿、楊紹云六名舉人聯名請愿，參與人數居川東之首、全省第三（僅次于成都、華陽），“舉子之鄉”的美譽也自此傳遍巴蜀大地。這一切成就的背后，都離不開沈西序早年的奠基之功，更延續了羅珍等先賢開創的優良文教風氣。

如今，百年時光流轉，開州“舉子之鄉”的文脈綿延不絕，培俊堂的遺址、盛山書院的故跡（今開州中學），仍在默默訴說著沈西序的興學佳話。當我們漫步在開州舉子園，凝視著那些斑駁的科舉匾額時，不應忘記這位在百年前點亮無數寒門學子夢想的宗師。他以一介書生的擔當，以興學育才的初心，接續羅珍等先賢的努力，打破了開州文教的沉寂，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財富。正是因為有了沈西序這樣甘為人梯的幕后推手，開州的文脈才得以在動蕩的晚清歲月中綿延不絕、愈發光芒萬丈。

“舉子之鄉”的美譽，從來不是偶然，而是沈西序們用良知、學識與無私奉獻，一點一滴澆灌出的文化碩果，其崇文重教、心系桑梓的精神，也將永遠鐫刻在開州的文化史冊中，滋養著一代又一代開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