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又在炒作所謂“中國產能過剩”了。

特朗普結束訪華回到華盛頓，中美會晤才過去三天，中美經貿團隊在法國巴黎和韓國首爾的多輪磋商還在進行中，雙方剛剛宣布達成五方面初步成果——關稅安排有積極共識，貿易理事會和投資理事會要建起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也準備實質性推動解決。

格里爾卻高調聲稱：如果調查認定中國存在所謂“工業產能過剩”，他將向特朗普提交一系列對華行動選項，包括加征關稅、服務費和配額。那么格里爾到底是在促成協議，還是想毀掉協議？

301調查從哪冒出來的？

今年2月，美國最高法院宣判：特朗普政府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對多國加征關稅，違法。法院的理由不復雜——特朗普雖然有宣布“國家緊急狀態”的權力，但沒授權他特朗普拿關稅當常規武器用。

這一判，讓特朗普的關稅施壓體系破裂了，隨后特朗普團隊雖然通過《貿易法》第122條以150天臨時關稅來維持局面，但限期到今年7月就會到期。

所以3月11日和12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連發兩項301調查。第一項，以“產能過剩”為由，針對中國、歐盟、日本、韓國、越南等16個經濟體；第二項，以“未禁止進口強迫勞動產品”為由，把范圍擴大到60個經濟體。

調查的目標行業列得清清楚楚——鋼鐵、鋁、太陽能、電動汽車、電池。對中國來說，這幾項幾乎覆蓋了近年所有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制造業領域。

從最高法院裁決到301調查啟動，間隔不到一個月，301調查帶有很明顯的政治補位的作用。7月之前301調查不出結果，臨時關稅一到期，特朗普手里就沒了關稅武器，所以美方已經表態，力爭在7月24日之前完成調查。

“產能過剩”這個標簽，貼給誰看？

但問題是，“產能過剩”這個標簽，本身就是站不住腳的。

全球經濟是一個整體，生產和消費都是全球性的，如果一國生產超過本國需求就叫“過剩”，那跨境貿易就不該存在，況且美國也無權用國內法對他國進行“產能過剩”的單方面認定。

這次301調查所涉行業，恰恰是中國在過去十年實現技術追趕和產業鏈升級最明顯的領域。尤其是電動汽車、光伏、鋰電池，中國不僅技術成熟，成本控制也讓競爭對手壓力不小。所謂“產能過剩”是“產能政治”，部分經濟體為了維護發展優勢，遏制新興國家“彎道超車”的常用工具。

今年2月，WTO公布了中美《通脹削減法》爭端案的裁決。專家組裁定：美國以“本地含量”要求對中國等外國清潔能源產品實施歧視性補貼，違反WTO國民待遇原則和禁止進口替代補貼的規定，要求美國在2026年10月1日前取消相關措施。

這是中國在WTO體制內的一場關鍵勝訴。美國雖然曾承認敗訴，但立馬反悔，轉身卻說“裁決有誤”，并公開聲稱“現有世貿規則無法解決產能過剩問題”。在美方看來，既然WTO規則擋不了美國想做的事，那就換一條賽道，不用WTO，用301，用國內法代替國際規則，用單邊認定代替多邊裁決。

這也是為什么中國商務部在回應中反復使用“單邊主義”“將國內法凌駕于國際規則之上”“錯上加錯”這幾個表述，這是說給國際社會聽的——尤其是那些同樣被這次301調查覆蓋到的10多個經濟體。在中方表態后，韓方也直接呼吁中方終止調查，稱“針對韓國的這項產能過剩調查既不恰當，也無必要”。

“產能過剩”還是“產能恐慌”？

如果回頭看2018年以來美國對華301關稅的“成績單”，就可以發現，對華不友好，美國自己并不會更好，美國整體貿易逆差從2018年的9502億美元上升到2024年的12117.5億美元，七年關稅沒把逆差打下去。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自己的報告也承認，對華加征關稅的成本幾乎100%由美國進口商和消費者承擔。

關稅沒能解決貿易逆差，沒能重振美國制造，但它有一個作用：增加了談判籌碼。

301調查就是這樣，它是為了拿到一個可以實施制裁的法律授權，調查結果在啟動的那一刻，方向已經定了。

接下來怎么走？

一邊談判、一邊調查施壓，美方的姿態是矛盾的。

現在的關鍵時間點是7月，301調查如果在此之前得出結論并被特朗普簽署為行政措施，那么現有的臨時關稅將無縫過渡到以301為法律基礎的新關稅體系，甚至可能擴大覆蓋范圍。而如果中美經貿磋商在此期間取得突破性進展，301調查也可以隨時被擱置。

接下來的幾個月，是2026年中美經貿關系走向的定型期。格里爾的電視表態是一種壓力測試，既在敲打中國，也在向國內證明“政府對華強硬”的姿態沒有變。但姿態終究不等于政策，最終還是要看特朗普本人如何權衡：是讓貿易戰繼續升級，還是讓剛啟動的談判機制真正運轉起來。

對中方來說，立場已經亮明，既不接受單邊認定的“產能過剩”標簽，也不拒絕繼續談判。中美貿易摩擦進入第八個年頭，美方應該意識到一件事，就是舊工具解決不了新矛盾，單邊主義也改變不了全球分工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