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整六十年前，也就是1966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委員會發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知”。通知稱，大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政軍和文化等領域，“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最后號召要這些人開展“批判”、“調動職務”和“清洗”。

九天后，北京大學教職工聶元梓等首先響應這個通知，貼出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當時被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直接點名攻擊北大黨委和北京市委；繼而各地紅衛兵組織紛紛成立，開始揪斗教師，沖擊政府機關，進行抄家、批斗，“文化大革命”在全國范圍內轟轟烈烈展開。“五一六通知”被史學界認為是十年浩劫的起點。

（“五一六”通知）

（二）對于“文革”，1981年6月黨中央作出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2021年11月黨中央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都做了徹底的否定，我們再來回顧一下2021年的歷史決議是怎么評價這個事件的：

遺憾的是，黨的八大形成的正確路線未能完全堅持下去，先后出現“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等錯誤，反右派斗爭也被嚴重擴大化……毛澤東同志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作出完全錯誤的估計，發動和領導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釀成十年內亂，使黨、國家、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教訓極其慘痛。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

請大家，尤其是中青年朋友們，記住“完全錯誤的估計”、“內亂”、“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災難”這幾個詞匯。

（三）不過，盡管我們黨中央對這場歷史事件的一再是鮮明的，但是社會上對“文革”歷史“虛無主義化”、“美化”的傾向也是愈發明顯，最常見的有：

其一，由于很多人對現實中的不公正、腐敗不滿，并且無能為力改變，只好把失落投射到緬懷“文革”上來，給它貼上雖然物質匱乏，但是“公平”、“正義”、“人們道德覺悟高”、“官員沒有腐敗”、“外國不敢欺負中國”等種種標簽。尤其是現在年輕人上升渠道狹窄化、社會競爭“內卷化”，加上對“文革”基本事實不了解，常常信以為真，認為這才是理想的社會，大家看看B站或抖音小視頻的彈幕就知道了，溢美是比反思批評更常見的。

其二，由于中青年學者對“文革”歷史了解的不深刻，導致很多人在用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框架來為“文革”貼金（歷史學領域反倒沒有，因為他們掌握充足的歷史史料和史學分析方法論）。諸如北京某著名大學，A教授曾指出“文革”的三大貢獻奠定了改革開放后經濟騰飛的基礎；B教授則認為“文革”有助于社會公平，比如大批城市干部、知識分子下放，知識青年下鄉，縮小了城鄉教育資源的差距，并且羅列復雜的計算模型支撐，讓人覺得非常專業可信。

總之，隨著歷史的逐漸遠去，親歷者的逐漸凋零，社會對這個民族悲劇的教訓的記憶在淡化，反而又有很多人理直氣壯地為之叫好，甚至推崇重新用“文革”的方法解決當下的社會問題。

（四）我們不可否認，“文革”被發動起來的相當部分初衷，是解決官僚體制的弊病，構建一個更公平美好的社會。但是由于“文革”的理論基礎是空想主義的，充滿二元對立式的，采用的手段是民粹、暴力的，依靠的不健康的、投機性的官員和民眾，這種組合下來，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讓整個社會失序，造成了一場系統性、持久性的劣幣驅除良幣，新的秩序反而比舊的秩序更糟糕。

具體來說，”文革“以打倒特權和階層差異，建立理想公正社會為號召，這正是初期那么多熱血青年奮不顧身加入到這場運動的原因。但是建立起來的新秩序，等級差異依舊沒有任何改變，靠造反起家的新貴享有的特權更是絲毫不減（如姚文元獨享北京八中隔壁的125間房大四合院，一次裝修就花13萬；康生竊據大量文物；為了滿足江青攝影和觀影需求，國家幾次進口器材就達耗費上千萬），甚至產生了新的大量腐敗——大家讀讀粉碎“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后中央下發的批判材料（盡管有上綱上線，但是一些事實是真實的），李海文等學者的研究，或者閻長貴等人的回憶錄就知道了。

我們且可以打聽一下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工廠員工與廠領導待遇相差幾何？大隊書記有無經濟上的、子女入黨招工升學上的特權？知青回城、工人提干、招工升學要不要走后門？所以，盡管在當時宣傳體系中工農大眾受到了很大的重視，并且有了對特權不滿的一定發泄渠道（如揪斗本單位“走資派”），但是從經濟、福利和社會上升渠道差異性這些實質性指標看，社會公平度并未實質改善。

其次，文革的最終目的是實現道德和價值的重建，這個目標也是崇高的，但是由于上述的指導理論、參與者、方式等前提性因素的錯誤，不僅沒有建立起一套新的現代化價值觀，反而在破除舊道德、舊文化中，基本倫理的徹底淪喪，帶來的社會道德大滑坡。

十年浩劫中，夫妻反目、孩子揭發家長司空見慣，1984年中央有關部門的為期兩年多的“文革”傷亡清查表明，92%的受害者是死于“群眾專政”，而群眾專政的施加者無非是自己的學生、同事、鄰里，甚至有自己的親屬，當一個社會可以隨便剝奪自己身邊人的性命的時候，能說這個社會道德無暇、值得我們緬懷碼？

“文革”更是對中國文化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大摧殘。我們且不說多少珍貴文化遺產被損壞，光中國高等教育系統的被系統摧毀和人才斷層，就足以讓人心痛了。以北大為例，僅歷史系就有翦伯贊、向達、汪箋、李原、吳維能等教師遇難，而整個北大集體被流放到江西鯉魚洲兩年之久，很多年邁的學者也要從事重體力勞動。清華大學在1930年代教師博士比例就達到20%以上，而1980年代初僅為1%，直到90年代末才回復到30年代的水平。另一個數據表明，“文革”前全國有7800余名正副教授，其中2000余人在十年動亂非正常死亡。（人民網：《鄧小平與共和國重大歷史事件（46）》，https://cpc.people.com.cn/n1/2017/1110/c69113-29638192.html）

（五）“文革”被發動的另一個動機是解決蘇聯計劃官僚制模式的弊病，探索一條更有效的工業化道路。這個愿望無疑也是美好、有意義的，但是，比蘇聯模式更嚴厲的對市場規律、私營經濟的排斥，以及民粹主義下，對精英層專業化管理和科研的貶低（一概斥為“資產階級老爺作風”或“白專路線”），及極端民族主義下對國外技術的排斥（“洋奴哲學”），非但沒有提高工業化速度，反而讓建國初期中國與外部世界一度縮小的差距又進一步拉大。

據統計，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中國經濟平均增長速度為4%，而中國大陸以外的東亞高達9%以上，1960年中國GDP約為日本的1.34倍，而1978年僅為日本的七分之一；1960年中國大陸人均GDP約等于中國臺灣地區或韓國的75%左右，1976年僅為二者的15%左右。從1965年至1976年，獨立核算工業企業每百元固定資產實現的利潤從20.9元下降到12.1元，減少了40%以上，國企虧損面則擴大到37.2%。（《1949-1984中國工業的發展統計資料》，第90頁；《中國財政年鑒》1998年，第482頁）

到“文革”結束，我國經濟總量的全球占比達到歷史最低水平，而1960年為4.4%，1977年約為1.8%；城鎮職工平均工資已經有20年沒有增長，反而下降40元左右，待業人口達到1800萬左右，約等于城鎮勞動力的七分之一；全國大約有1億多農民吃不飽肚子（南方水田區人口口糧低于400斤/年，北方旱地區低于300斤/年。數字來自于于光遠參加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時，對為時任民政部長程子華發言時做的筆記）。正如鄧小平1978年9月在遼寧視察時說的那樣：“我們太窮了，太落后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

人類社會現代化經驗表明，民主、公平、富足、正義，一定是建立在自由而富足的經濟體系，程序合法正義，以及有效的權力制衡體系之上的。“文革”的社會再造路徑，不僅實現這些目標，連讓人吃飽飯這種基本目標也是不能解決的。

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民族災難，根本上講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它不值得留戀和懷念。學術界尤其是不能孤立地去給歷史現象做定性研究，不考慮歷史現象的發生背景、動機，不考慮全歷史鏈條產生的后果，只截取某些片段進行精描細畫是無意義的，并且違背了學術的基本道德責任。

（六）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力和人民生活有了根本改變，而這一切的基本底線在于徹底否定了“文革”的價值觀和方法論：

只有否定烏托邦式的社會發展目標，回歸到尊重人們對安全、尊重、溫飽、財產權等方面的基本需求上來，按照基本常識治國，人民才會有安全感，才會有長遠的規劃目標、進而產生創造的動力；只有告別激進的社會革新方式，回到溫良而治的軌道，社會才能不至于動蕩、分裂，才會形成有助于發展創造的秩序；只有破除理論迷信，保護理論自由，才能恢復社會的思想活力；只有破除個人迷信和一言堂，實現權力科學化、民主化、法治化，才能有助于增強黨和政府的領導力。

在我國實現工業化以后，更應該提防“文革”所提倡的那種解決社會矛盾的思維方式死灰復燃。因為，人類現代化經驗表明，一國在工業化過程中，發生了財富、社會結構和思想的根本性巨變，而制度和意識形態供給又難以跟得上，工業化末期或后工業化初期民粹主義最容易趁虛而入、產生社會動蕩。

（七）那么如何避免歷史悲劇重演呢？我們首先應該分析“文革”發生的土壤是什么，它包含以下幾點：

思想上講，“文革”不單單是一種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極左”化的體現，而根植于一種復雜的意識形態混合體，是中國傳統民粹與外部傳入的激進左傾思想的結合；

政治制度上，缺乏權力約束機制，導致林彪、“四人幫”長期可以為所欲為，錯誤久久無法被糾正；缺乏法治，導致任何人（上至國家主席）在受迫害時，沒有任何庇護所；缺乏基本言論自由保障，導致對錯誤理論學說，沒有辯論、證偽的空間，只能任由泛濫；

社會結構上講，唐宋以來社會高度原子化，一旦公權失序，個體缺乏抵御傷害的緩沖力量；

從國際環境講，新中國成立后的高度孤立（既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導致國民無法從外部信息中獲得對社會常態、發展水平、政策措施進行合理性判斷，只能盲目遵從。

故而，為了防止“文革”重演，我們仍舊需要進行現代性概念啟蒙，中國底層社會概念中仍有很多傳統民粹的東西，包括對公權的熱烈崇拜，對個人權利的否定；對結果公平的執著追求，對程序公平的漠視；對本土文化的過去自戀，而對外來文化的排斥，這些都應該改變。

我們需要建設一個權力有序行使而穩定的社會，某種程度上即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問題，國家、社會、個人之間要實現權力的合理分配，公權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也要形成有效制約和監督，社會才會達到自發功能性地穩定，社會中各主體政府、政黨、社會組織和個體的權利才能得到有效保護。

我們還需要保持對外開放，擁抱全世界文明的星辰大海。今后除非遇到國際社會集體制裁（這種情況當然發生概率極小），中國都應該與外部世界保持互聯開放，只有互聯，中國才能不斷汲取全人類的最新思想營養，以及清晰獲得自身定位，思想意識形態才不會僵化、極端化。

我們也不能把民間對“文革”的留戀一概視為“愚昧”、“虛妄”，中國人向來“不患寡而患不均”，底層的這股情緒很大程度上是改革過程中分配不公、腐敗加劇導致的。這就需要我們做好收入分配改革和提升司法公正，如果人民的勞動付出、權利、尊嚴得到了一視同仁的尊重，人民自然不會再把失落感投射到過去。

“文革”雖然從歷史上講已經逐漸遠去，但是它對國民的思維性影響，依舊存在于身邊的方方面面。在“文革”爆發六十周年、結束五十周年的歷史時刻，我們仍應該清晰樹立對“文革”的態度：只有徹底告別“文革”，才能保護來之不易的現代化成果，保護人民的安定生活，中國過去的成就在于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未來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也依賴堅守這個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