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I時代，傳統分工正在改變：技法可由AI高效執行，而人的核心價值在于提出有深度、有品位的想法，這需要審美、批判性思維與長期積淀的智慧。未來屬于能與AI協同共創的人，而簡單重復的技法訓練已不再構成競爭力優勢。

科幻作家陳楸帆：AI時代，最寶貴的是獨立思考與審美能力

過去，一個人要實現一件事，需要同時具備想法和技法：我得知道我要做什么，也得知道怎么做。在這種狀態下，稀缺性體現在技法上，所以我們常用眼高手低來形容一個人有想法，但執行得慢或做得不好。但AI出現之后，許多知識我們不再需要從頭學習。

比如AI coding。現在任何想法似乎都能被生成一個軟件，coding好像成了一門顯學，但本質上，是實現任何事情所需的技法被從人身上剝離了。我們不再需要用5年時間去學習某項技能才能使用它，今天的我們可以立刻上手，只需要敢于走出“我不會”的狀態，直接與AI交流即可。因此，在我看來，當下與過去最大的分野，就在于分工的根本轉變：人負責想法，AI負責技法。而這一轉變導致稀缺性發生了逆轉：從前稀缺的是技法，如今稀缺的是想法。

這種遷移引發了一種新的內卷，不是你隨便提一個想法、說一句“給我做個更好看的”就完了，而是需要提出有品位的想法。我們在“想法”這個領域開始卷了。但如果我們還像過去那樣，把時間和精力全部投入在打磨技法上，那就相當于仍在鍛煉身體，希望從A點跑到B點更快一些；或者還在向馬車學習駕駛技術，而汽車早已到來，我們只需踩下油門。所以，方向已經變了：稀缺性發生了根本性的遷移，從技法遷移到了想法。

那些AI尚不具備而人類獨有的能力

去年在北京十一學校舉辦了第二屆國際AI奧林匹克競賽，面向中學生。全球66個國家參賽，中國派出了兩支隊伍。很多人可能覺得，中國AI這么強，學生肯定能名列前茅。但結果出人意料：無論個人賽還是團體賽，中國都未獲得金牌，團體賽僅排第十。排在前面的是波蘭、俄羅斯、新加坡等國家。

為什么？因為比賽題目高度開放，沒有標準答案，也沒有唯一路徑，要求選手與AI協作，共同探索復雜問題的解法。而這種能力——批判性思維、好奇心、探索精神，以及獨立尋找非唯一解的能力，恰恰是我們教育體系中非常不強調，甚至不鼓勵的。

這其實印證了我們說的，“智”與“能”本應一體。但我還要強調一個字：“慧”。我們常說“智慧”，“慧”是什么？從字形看，“慧”上面是“彗”，與掃除、收割、稻種有關，或許還關聯著酒神文化，它包含非理性、直覺性、啟發性和審美性的成分。這種“慧”需要時間沉淀，需要醞釀。而“智”則是理性的、計算性的、線性的過程。因此，我認為面向未來，我們需要“智”“慧”“能”三位一體的結合，才能培養出真正能與AI協作并共生的人才。

我也在高校任職，教創意寫作。一開始的想法是開設一門人與AI共創的創意寫作課。但真正開始操作時，我發現這些學生連自己獨立寫作都還做不到。你問他們讀過什么書，可能答不上幾句；問他們寫過什么，也說不清楚。你會發現，他們對文字的理解和實踐，可能還停留在非常初級的階段。

我們需要經過非常漫長的閱讀、寫作和思考，才能慢慢積累起所謂的品味和判斷力。想法是最稀缺的，好的想法、好的品味尤其稀缺。為什么大家都去看《納瓦爾寶典》？不就是想模仿他的思維模式、品味、判斷力，希望像他一樣投資成功嗎？但這些東西恰恰是最難復制的。哪怕你把他所有的言行建模，也未必能得到一個同樣能準確預見未來、洞察投資機會的模型。

因此，我覺得除了語料之外，人身上肯定還有其他東西，是十分寶貴的。比如，情感或許是一種被我們嚴重低估的認知形式，審美也是被低估的認知，信念同樣如此。

當你盲目地相信某件事，比如“AI教父”杰弗里 · 辛頓堅信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對的，他才會投入巨大的時間、精力和成本，不計回報地走一條少有人走的路，最終他走出來了。但有多少人能擁有如此堅定的信念？我認為，這些正是當前AI尚不具備而人類獨有的能力。但要獲得這些能力，人必須投入巨大的時間與精力。

所以我會說，這個時代其實是極其撕裂的。它會劃出一條清晰的分界線，在這條線之上的人，已經占據了相對安全的生態位，比如文學界的莫言、余華、劉慈欣老師。AI來了對他們有影響嗎？毫無影響，甚至他們還能借助AI將自己的IP價值放大成千上萬倍。但在這條水位線之下的人，想要奮力躍升到線上，會變得極其困難，可能比過去難成千上萬倍。這正是當前一個巨大的結構性不均衡。

人與AI，不分“你”“我”

我常把AI稱為“另一個我”。我會經常要求它：“你要像陳楸帆一樣去思考。”因為我現在使用的一些模型已經具備初步的記憶功能，雖然遠不如人類的記憶那樣持久、復雜，也不具備嵌套層級式的結構，但它能記住我與它的對話歷史、我發出的指令，以及它給我的反饋。我會要求它從這些互動中習得我的思維模式，包括我的判斷、品味、習慣，以及思考路徑。我希望它能從我的角度出發，作為我的一個分身，替我思考。

但回看整個進化史，我們會發現：每一次重大飛躍，都伴隨著一種共生。兩個異構體被嵌入同一個結構中，彼此不吞噬、不消化，而是維持各自的功能性，從而形成一個更強大的整體。這正是“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體現，也是“涌現”這一概念的核心所在。

在這個階段，我們其實是在迎接一個新的共生時代。我們面對的是一種硅基智能，但我不該說“我嵌入一個硅基”，而應該說：我們共同嵌入一個全新的基礎架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能形成一套新的協議：在我與它之間，所有的創造力、想象力，乃至效率的提升，都源于我們之間的交互。這種交互發生在主體與主體之間，而非某個單一主體內部。這正是主體間性的體現，也是一種共生結構。

因此，我會以這種方式去表達，并希望它在這種表達中不再區分“你”與“我”。我認為，這正是實現科技向善的關鍵：要讓AI不在未來對人類作惡，就必須建立一種不分彼此的對話機制。從倫理上、哲學上，我們都是共通的、平等的、共享的關系。

這讓我想到佛教中一個樸素的概念：眾生有情。或許這正是我們在下一步必須秉持的態度，不能僅僅把AI當作工具。我們今天所有的信息、態度、語料，甚至情感，都會被轉化為向量，被AI學習。

我是一名科幻作者。大家可能都覺得科幻應該是預測未來，但這或許是一種誤解。我們其實是在設想一百種未來，其中偶爾有一種“瞎貓撞上死耗子”碰巧應驗了，就被人們記住了。但科幻真正的職責是打開未來的認知光錐，它應當覆蓋所有貝葉斯概率所能觸及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的分布，能讓我們看到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幾乎不可能察覺的未來路徑。而其中某些看似稀缺、邊緣的可能性，反而可能在未來成為主流，就像杰弗里 · 辛頓，或歷史上許多技術革命最初的模樣。

AI出現之后，我開始用它輔助創作，會讓它從某個具體的歷史節點展開分支推演。比如，我們知道控制論之父維納在上世紀30年代曾來中國，在清華大學教過一年書；而計算機架構之父馮 · 諾依曼，當時也差點被邀請來華，只因七七事變、日軍侵華，這一計劃被迫中斷。如果馮 · 諾依曼真的來到清華，并在中國接觸到《易經》、道家思想等本土認知體系，會不會催生出一種非二元性的計算架構？我正是通過這樣一個變量，讓 AI 去推演：接下來的人工智能發展史、科技史，甚至地緣政治史可能走向何方？它給了我一個非常精彩的推演。基于這個推演，我再去寫小說就覺得特別開腦洞，因為很多跨學科的知識細節單靠我一個人很難掌握，但AI可以。從這個角度看，我認為AI在腦洞層面已經秒殺了99%的科幻作家。剩下的問題就是，作為創作者，我們不能叫自己“master”，更合適的說法或許是“共創者”。

我們該如何培養AI的審美敏感度，讓它能從更多元、更異質的視角出發？比如，AI有時會傾向于討好用戶，那我們又該如何訓練它，使其生成的未來可能性分布得更稀疏、更廣譜，從而真正幫我們打開對未來的敘事？我覺得，這恰恰是我們目前對AI使用得還不夠深入的地方。很多時候，我們反而限制了它的潛能，就像父母總希望孩子走自己走過的路，要求孩子服從、跟隨。但最好的方式，其實是讓孩子自由生長。

文 | 陳楸帆

陳楸帆是科幻作家、中國作協科幻文學委員會副主任

本文來自陳楸帆在騰訊科技向善創新節2026上的分享

本文同步發表于《信睿周報》第16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