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我叫秀蘭，今年四十八，老家在皖北農村。三年前老伴兒走了，留下一屁股看病的窟窿，兒子剛結婚正是要錢的時候，我抹了把眼淚，揣著身份證就跟著同村的大姐進了上海，干起了住家保姆。
第一份活兒，是在浦東一個高檔小區。雇主姓陳，男的，五十六歲，大學退休教授，老婆三年前肝癌走的，跟我倒是同病相憐。家里就他一個人，外加一只老態龍鐘的金毛犬。
剛進門那天是七月,知了在窗外叫得人心煩。陳老師戴副金絲眼鏡，穿件白襯衫，說話慢條斯理，手指白凈得像沒下過地。他帶我看了房間，單獨一間朝南的，帶衛生間，比我老家的堂屋還亮堂。
"秀蘭姐，你就把這兒當自己家。"他客客氣氣地說，"我飲食清淡，不挑嘴，你別有壓力。"
工資開六千五，包吃包住，一個月休四天。我心里那塊石頭落了地——這活兒，干得！
頭三個月，風平浪靜。我做飯、打掃、遛狗、買菜，他在書房寫他那些我看不懂的文章。中午一桌吃飯，他偶爾跟我聊幾句老家的事，說他祖籍也是皖北，外婆是亳州人。我倆還因為一碗"撒湯"聊得格外親熱。
可日子一長，我就覺出點不對勁了。
先是他買東西的"量"變了。從超市回來，菜籃子里多了女人用的護手霜、一條絲巾、還有一小瓶雪花膏。他塞到我手里:"秀蘭姐，你手糙，擦擦這個。"
我心里咯噔一下，推回去:"陳老師，使不得，這哪是保姆該用的。"
他笑笑：" 我把你當家里人，別見外。"
再后來，是吃飯時他給我夾菜，遛狗回來非要陪我看會兒電視，電視里演到夫妻吵架的橋段，他還感慨："一個人過日子，真是難啊。"
中秋節那晚，他喝了兩杯黃酒，臉紅得跟煮熟的蝦一樣，坐在沙發上望著我，半天憋出一句:
"秀蘭，要不……咱倆搭伙過日子吧？我對你是真心的。"
我手里那塊剛切好的月餅"啪"地掉在了茶幾上。
那一夜我沒睡著。窗外車水馬龍，屋里頭我心里頭跟翻江倒海似的。
說不動心，那是假的。陳老師人是真不錯，斯文、有文化、有退休金，房子是自己的，對我也算體貼。我一個農村寡婦，要是真能跟著他，下半輩子還不掉到福窩里？
可我躺在床上，越想越不是味兒。
我跟同村的桂芳打了個電話，把事情一五一十說了。桂芳在上海干了八年保姆，啥事兒沒見過，她在電話那頭冷笑一聲:
"秀蘭，你可別犯傻！我問你，他說娶你了嗎？領證了嗎？"
"……沒。他就說搭伙。"
"那不就結了！"桂芳壓低嗓門，"姐妹兒，這種老頭子的把戲我見多了。說白了，他想要的是個不要錢的老婆——白天給他做飯洗衣服伺候那條老狗，晚上還得暖被窩。你工資還能不能拿？保姆合同還做不做數？這不是想白嫖你嗎？"
我心里那根弦"嘣"地一下繃緊了。
桂芳又說:"你要真愿意，讓他先把工作辭了，明媒正娶，去民政局領個紅本本，再讓他兒女簽字同意。你看他干不干？"
掛了電話，我盯著天花板發呆。陳老師有一兒一女，都在國外，過年才視頻一次。他要真把我領回家當媳婦兒，他那倆兒女能答應？財產怎么分？
萬一他哪天病了，伺候到頭還落不著一分錢，最后被人家罵一句"保姆圖房子"掃地出門，我去哪兒哭？
第二天早上，我熬了小米粥，端到他面前，深吸一口氣:
"陳老師，您昨兒說的話，我想過了。"
他眼睛一亮。
我接著說："您要是真心待我，咱就走正道。把工資照發，合同照簽，咱就還是雇主和保姆。您要是想再娶，咱去民政局，跟您兒女說清楚，把該有的手續都辦了，我才敢應。要不然，您今天高興留我，明兒不高興攆我，我一個農村婦女，里外不是人。"
他臉上那點紅暈褪得一干二凈，眼鏡后面的眼神也變了，淡淡地說："秀蘭姐，你想多了，我就是隨口一說。"
隨口一說。
四個字，跟一盆涼水，從我頭頂澆到腳跟。
我扭頭進廚房，眼淚在眼眶里打轉，可心里卻清亮了——還好，還好我沒糊涂。
那個月底，我主動辭了工。陳老師沒挽留，結工資的時候還少給了我三天錢，說是"提前走，扣的"。
我拎著行李箱出門那天，金毛狗送到電梯口，嗚嗚地叫。我蹲下摸了摸它的頭，心里頭說：
姑娘我命苦，可我還有骨氣。這世上的便宜，誰也別想白占。
后來桂芳給我介紹了一戶做生意的人家，雇主是個爽快的女老板，工資八千，待我跟親姐似的。
人這一輩子啊，最值錢的不是臉蛋，不是力氣，是心里那桿秤——拎得清，才不會被人當軟柿子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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