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九邊

之前全紅嬋那件事引發熱議時，我就動了寫這個題目的念頭，結果一拖再拖，直到今天才發出來

在不少人的認知里，“宗族”這個詞幾乎等同于封建殘余。其實這種看法有失偏頗，宗族的歷史遠比封建制度悠久，其生命力也頑強得多。只不過在當下的中國，宗族確實已漸行漸遠，或許再過幾代人，便再無人提及了。

1、宗族的緣起

動物學實驗表明，一個單獨個體如果穿越獅子的領地，幾乎百分百會成為獵物。如果是十人左右的小隊集體行動，獅群會保持觀察和警惕，評估能否獵殺落單者。而當一個超過五十人的大群體經過時，獅群甚至可能選擇遠遠避開。

因此，在危機四伏的遠古時代，尤其在武器簡陋的智人時期，每個人為了生存，自然而然地必須依附于某個集體。這種行為模式逐漸固化，甚至刻入了我們的基因。

而依靠血緣紐帶構建起來的集體，便是我們所說的宗族。

加之人類大腦發生了關鍵進化，根據人類學家的研究，以宗族形式組織起來的智人群體，憑借語言交流的優勢，規模可以達到150人左右。群體內部聯系緊密，分工明確，這相較于其他動物形成了巨大優勢。正因如此，智人才能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和遷徙，在數萬年間從非洲一隅擴散至全球。并在遷徙途中掌握了種植與馴化技術，并將這些知識傳播到世界各地。在這個過程中，有組織的集體行動是關鍵。

可以說，在人類的早期階段，宗族幾乎是唯一的社會組織形式。

隨后，中國早早進入了農業社會。農業生產更傾向于讓同一血緣的人群聚居一地，族群的定居性更強，這使得宗族的歷史在中國尤為漫長，宗族的權力也更為強大。

游牧部落的情況也類似。翻閱史書，常能看到“鐵勒十八部”、“十姓回鶻”、“突厥九姓”這類稱謂，一看就是部落聯盟。每個部落以一個姓氏為主體，或者說以某個姓氏為核心。聽評書也有類似感覺，突厥貴族似乎都姓“阿史那”，契丹貴族姓“耶律”，女真貴族姓“完顏”。

人類正是從宗族開始，逐步發展出了歷史上各種復雜的社會體制。

例如，黃河流域很早就出現了宗族聯盟。為了便于管理，通常會推舉一位名義上的共主，負責協調聯盟內部矛盾并對外代表聯盟。中國上古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本質上都是各自宗族的領袖。黃帝、炎帝，便是他們族中的大長老。

多說一句，我們現在常說的“姓氏”，通常是從父親那里繼承的。但其實最早的“姓”來源于母親，所以才有“女”字旁；而“氏”才是父親一系的標識。

等到國家形態出現后，宗族勢力在中央權力的擠壓下不斷收縮。春秋時期，經常有某個“氏”占據數座城池，其掌握的武力足以與所在的大諸侯國抗衡，甚至像春秋強國之一的晉國，最終被韓、趙、魏三氏瓜分。這些“氏”的內部，就是以宗族形式組織起來的。

但歷史潮流不可阻擋，注定要打破這種“家天下”的模式。秦國之所以能統一，關鍵在于打破了以往任人唯親的秩序。商鞅變法之前，秦國的官吏將領都是世襲貴族。商鞅的改革使得普通士兵也有機會獲得提拔，極大地擴充了軍官的來源，激勵了秦國百姓奮勇作戰。這也是為什么商鞅在后臺倒臺后被車裂，但他的政策卻被保留了下來——因為這套政策培育了一個新興的草根軍官階層，無人敢觸動他們的利益。

隨著歷史演進，那種規模接近一個諸侯國的龐大宗族，在皇權的持續打壓下逐漸瓦解，轉而以“門閥”的形式存在。門閥勢力依然龐大，太平時期可以壟斷國家上層的官職（如三國時“袁家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亂世則可以起兵爭奪天下。例如西漢末年的王莽之亂和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世家大族動輒就能集結數萬乃至十幾萬的軍隊。比如司馬家族，連曹操那樣的梟雄都要極力拉攏，就是因為司馬家是河內郡（今河南北部，非越南）的望族，在當地如同土皇帝。

唐朝初年，李世民命人評定天下氏族等級，結果臣下竟將皇室所在的李氏排在了最高貴的“五姓”之末。這讓李世民勃然大怒，罕見地不再納諫，狠狠吐槽了世家門閥制度的不合理，隨后強行將自家的隴西李氏定為天下第一，才算勉強挽回顏面。但到了唐朝中后期，隨著科舉制度的推行，門閥勢力最終徹底衰落。

門閥雖然式微，但宗族依然存在，只是規模縮小到了縣級以下。這是因為古代政府的治理能力有限，所謂“皇權不下縣”，縣城以下的事務主要由族長等地方頭面人物處理，類似“話事人”。村里有事，族長出面召集大家解決，一般無需驚動縣長。縣長也不會輕易干涉基層事務，畢竟“流水的縣令，鐵打的宗族”，縣令想辦成事還得依賴地方勢力，不會輕易與之沖突。

因此，古代的縣城多是區域的交通樞紐，人員流動性相對較大，必須由官府直接管理。再往下的鄉村，則大多由宗族代表與官府打交道，普通事務自行處理。這時，宗族與中央皇權的關系，就從過去的被壓制，轉變為一種互補共生的模式。

2、宗族的演進

隨著社會發展，皇權在全世界大多數地區早已成為歷史，而宗族卻留存了下來。其根本原因在于，宗族有其不可替代的社會功能。有人對宗族社會多有批判，但也應看到其某些優勢。

大家是否聽過一個故事（據說是馬伯庸講的）？舊社會盜墓，往往打一個很小的盜洞，一人下去，另一人在上面放風，并接應墓中取出的古董。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古董一件件遞出來了，如果放風的人見財起意，不想與洞下的人分贓，直接把盜洞填埋了怎么辦？這就是典型的信用危機。如果不解決，這“業務”就沒法開展。所以，這種行動通常是父親在上面放風，兒子下到盜洞里。古董再珍貴，當爹的也不可能把親兒子活埋。因此，盜墓往往是“家族生意”。

宗族在某種程度上也起到了解決信用問題的作用。比如，村里與鄰村發生沖突，大家憑什么往前沖？萬一死了怎么辦？孤兒寡母誰來照顧？

這時，血緣就成了最牢固的紐帶。只有確信自己死后，族人會繼續照顧自己的家人，人們才會義無反顧。為什么如此信任他人？因為大家都同屬一個姓氏，彼此沾親帶故，不照顧說不過去。而且，習慣成自然，全村人都目睹了集體照顧遺孤的行為，下次有事才會頂上去。否則，遇到事情人人都往后縮，這個村子很快就會被欺負甚至消亡。“同姓之間理應互相幫扶”也就這樣作為文化基因流傳了下來。

族內若有人發達了，宗族會要求他幫扶族內的窮人。古代沒有公辦教育，窮人家孩子想讀書，大多去族內辦的“義學”。如果有人讀書有成，宗族甚至會集資供他赴京趕考（古代遠行是一筆巨大開銷）。

曾看過一個采訪，一位福建老板講述他的經歷：他出生在70年代的農村，父母早逝，那時大家都很窮，他和奶奶相依為命。靠著村里鄉親接濟一點糧食，村委提供一些幫助，祖孫二人才沒餓死。他讀書到初一就輟學了，后來跟著一個在縣里做生意的表叔當學徒，從幾十塊本錢做起，一步步做到今天的身家。只要是老家的人有事相求，他從來二話不說幫忙。很多老鄉跟著他，現在日子都好過多了。

這位老板的經歷很典型。改革開放以來，許多地方興起經商潮，往往是一群親戚同鄉結伴外出闖蕩，在陌生之地互相扶持。一旦有人站穩腳跟，就會帶領更多人出來。因此，在世界許多角落，都能看到一群聚居的中國人，操著相同的鄉音。而且這些人鄉土觀念極重，講究“葉落歸根”。歐洲人曾很納悶：平時看到那么多華人，為什么很少見到華人墓地？遺體到底如何處理了？其實，絕大多數華人去世后，骨灰都會被送回老家祖墳安葬。

曾有朋友說，他老家有個村子，從90年代中期就有人去非洲。起初是有個人是廚師，改革開放后本想赴美開餐館，陰差陽錯去了非洲，結果賺了些錢。老家的親戚便跟著他去非洲開飯店，熟悉當地后，各種生意都做，大至鉆石黃金珠寶，中到汽車電視空調，小到醬油老干媽。幾乎每家每戶都有人在非洲謀生。

他們村還算小打小鬧。有的地方，有人在非洲挖金礦，一個村里能出好幾個資產過億的富豪；還有人在東南亞、西非乃至亞馬遜雨林尋找珍貴硬木，做木材生意，能把一個村甚至附近幾個村的青壯勞力幾乎全帶出去。

海外尚且如此，國內也一樣。我之前講過，江浙地區經濟發達，與其民間融資能力強密切相關。許多小企業瀕臨倒閉，急需一筆資金周轉，去銀行貸款往往需要抵押物且流程漫長，銀行“嫌貧愛富”，真需要錢時反而借不到。由于南方地下錢莊遍地，這類問題就很好解決。

那錢莊的資金從哪來？往往是村里集資起來的，而且前期的入股資金基本來自宗族內部。畢竟不是同姓同宗，你也不敢隨便把錢拿出來讓別人去放貸。南方地下錢莊異常發達，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宗族發達，天然解決了信任問題。

此外，宗族在古代的另一大作用，就是在穩定內部的同時，組織起來對抗外敵。無論是老虎土匪，還是為了爭奪土地水源與鄰村械斗，宗族的力量都比單家獨戶要強大得多。

所以看古代記載，宗族組織械斗非常普遍，往往還要在祠堂里做戰前動員，對著祖宗牌位發誓。這種方式在千百年間被無數次證明能有效提升戰斗力，因為有組織的隊伍和烏合之眾完全是兩碼事，沒有組織，人越多反而越礙事。戚繼光招募的義烏兵、太平天國早期的骨干、曾國藩組建的湘軍，其核心最初都是宗族械斗團伙。

正因為宗族組織本身源于血緣，且即便到了現代仍有其作用，所以在一些地方，宗族觀念依然活躍。

整體態勢是“南方比北方更重視宗族”。或者說，華南地區宗族觀念強的地方，往往也是歷史上開發相對較晚的區域。

這也不難理解。開發晚，通常意味著自然條件較差，多是丘陵山地。中央政府要去那里行使權力非常不便，管理成本極高，收上來的稅可能還覆蓋不了成本。于是只好權力下放。權力厭惡真空，不是黑社會填補，就是宗族填補。黑社會可以說是沒有血緣關系的宗族，宗族則是有血緣關系的黑社會。所以黑社會內部也模仿家族模式排序，黑社會老大也致力于營造“幸福溫暖大家庭”的氛圍。

好像是馬未都說過，為什么南方商業比北方發達那么多？一方面是地理原因，如果從文化層面找原因，那就是南方宗族觀念強，宗族內部無條件互助的可能性大得多。

眾所周知，商業運作中最難熬的就是現金流斷裂。如果沒有抵押品，可能直接就倒閉了。比如你急需一筆錢，但沒有房產抵押，銀行是不會貸款給你的。所以，商業團體往往還有一種“抵押品”，就是感情。有點像你去找父母借錢，他們一般不會拒絕。在同族內部，被拒絕的概率比向陌生人求助小得多。

事實上，歷史上著名的商業團體，如晉商、徽商等，都是以宗族形式組織起來的。山西的“八大皇商”，就是八個漢奸家族。西方也一樣，那些商業家族、銀行家族，血緣關系天生能解決信任問題和困難時期的求助問題。

此外，由于開發較晚，從北方南遷的移民與當地原住民（或已漢化的土著）矛盾往往更激烈，也就更需要組織緊密的團體。通過血緣關系聚合起來的宗族，就是最合適的組織。而且因為斗爭激烈，宗族的權力更大，對族內的管制也更強。因此，南方地區的宗族才顯得格外強勢，因為他們確實需要強有力的組織來保障和爭奪利益。所以在南方，令人震驚的劇烈宗族械斗，歷史上時有發生。

但與南方相比，北方地區的宗族觀念和勢力確實相對較弱。當然這也是相對的，比如地理上相對封閉的山西，很多地方也是聚族而居，情況與徽州、江西接近。其他北方閉塞的山區，宗族觀念也比較強。

但我們通常所說的北方，主要指華北平原地區。這里宗族觀念弱，首先是地理環境使然。打開地圖，整個華北平原和黃淮、江淮平原，南北從燕山山脈到大別山、黃山，直線距離近千公里；東西從黃河出秦嶺的桃花峪到山東東部海邊，也近千公里。如此廣袤的區域，除了山東西部的泰山一帶，幾乎一馬平川，被一圈高大山脈環繞。

整個古代，北方一直是戰爭頻發和治理大河的重點區域，中央政府的力量一直深入到基層，所以北方的宗族觀念非常淡薄，除了山西等生活在山區的人群。

3、消逝

至于為什么我說宗族只剩下一個背影了？主要有兩方面原因：

第一是城市化。城市原本就是宗族的盲點。古代社會，宗族就難以掌控城市。城市因人員與物資流動交匯而產生，這與宗族“聚族而居”的基礎本就相悖。

古代社會絕大多數人生活在農村，且世代如此。城市能容納的人口極少。而現代科技讓城市能夠承載巨量人口。城市像一塊塊大磁鐵，在全球范圍內吸引著年輕人涌入。所以不僅是中國，世界各國都有農村空心化的趨勢。而且在城市中，個人也越來越能夠獨立生存。

不過幾十年前，中國人才開始大量以核心家庭為單位生活，逐漸擺脫了大家族聚居的模式。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小家庭生活，其實不過才兩三代人的時間。

沒想到如今，“一人一貓（狗）”已成為最小的社會單元。很多年輕人在假期里，一天中唯一接觸的人可能就是外賣員。許多人對從老家來的父母都感到壓力，春節回老家見七大姑八大姨如同上刑。他們與老家的唯一聯系來自父母，一旦父母老去，與老家便再無瓜葛。

不過，這也弱化了一條重要的階層上升通道。我之前分析過這個邏輯：與個人奮斗相比，絕大部分人之所以能向上爬，主要靠的是“被撈”。別人為什么撈你？主要有三個原因：

血緣關系，近乎無條件，或屬于長期投資；

裙帶關系，也很常見，本質是利益交換；

最后才是伯樂賞識，看你是個可造之材，所以拉你一把。

這也是為什么絕大部分生意人都是被某個叔叔或其他親戚帶出來的。畢竟打工的技能到處可以學，但做生意的門道需要專門培養，不是自己人，別人不會輕易教你。

第二是國家管控能力的空前加強。宗族之所以能長期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古代國家對縣以下基層缺乏有效的治理手段，也沒有自己的組織形式，因此吸收宗族作為國家管理的一層延伸。但隨著新中國的建立，為了真正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需要最大限度地調動社會潛力。從中央到村的嚴密組織體系很快建立起來，在這種降維打擊下，很長一段時間里，宗族在中國基本消失了。

不過改革開放以后，有一段時期社會變化極其劇烈，人口流動巨大，國家的管理重點集中在城市。這導致村級政府組織一度非常薄弱，但社會穩定是剛需。于是，在一些原本宗族意識就比較強的地方，宗族勢力有所恢復。

最極端的例子就是陸豐的“毒品村”，一個村一周能生產3噸冰毒。此外，還有走私村、偷渡村、電話詐騙村。至于大多數沒這么大膽子的，小偷小摸、把持村務侵吞集體財產土地的情況也不少，這些年查出來的不在少數，有一部分在“掃黑除惡”時被清理了。

當然，宗族不會完全消失，尤其是在相對偏遠的地區。只是在千萬人口的大都市里，基于血緣的宗族意識會越來越淡薄。人們聚集在一起的原因越來越多樣化，不再僅僅因為血緣。可能是因為玩同一款游戲，可能是因為都喜歡某種寵物。當然，這種弱連接也意味著弱義務，更意味著當你需要時，可能也無人相助。只是現在的年輕人越來越不在乎了，大家只想過得清凈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