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晚清民國時代的中國學人開始系統接觸、了解與研究希臘羅馬世界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后世界史學科在中國大陸的長足發展背景下，中國學術界與關注西方古典文明的國內中文世界讀者對古希臘羅馬史的認識，經歷了一個由了解相對直觀易懂、以雅典民主制與羅馬帝國為代表的政治軍事史，深入到對西方近現代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與新古典主義藝術風格影響深遠的古希臘羅馬思想文化史，最后向線索旁逸斜出、史料紛繁復雜的古代地中海世界社會生活史進軍的歷程。在這一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古羅馬社會生活史在中國學者與歷史知識愛好者的知識地圖中占據著一個特殊的位置：一方面，國內的中文世界史通史教材與大學課堂迄今仍然很少講授古羅馬社會生活的大量生動細節與國際前沿成果；這一局限性不僅落后于國際羅馬史學界的認識水平，也與馬克思主義史學關注經濟社會史的學術傳統嚴重不符。另一方面，近年來國內引進的大量古希臘羅馬社會文化史與考古學、以及往往以羅馬時代作為開篇的西方婚姻家庭史譯著，持續不斷地向中文讀者講述著古羅馬社會生活研究的瑰麗多彩與大有可為；而大英博物館、盧浮宮與那不勒斯考古博物館部分館藏羅馬文物在國內的巡回展出，更令中國觀眾真切地意識到，系統掌握羅馬社會史相關知識對于今人理解希臘化—羅馬世界的政治制度、文化成就與風俗傳統的重要意義。與此同時，有志于古典學研究的國內世界古代史博士、碩士同學們對羅馬社會生活這一神秘領域的興趣也在變得日益濃厚，但他（她）們在學術興趣驅使下撰寫出的學位論文又往往在選題意義、問題意識、對銘文紙草與考古證據等原始材料的利用、對社會學與文化人類學理論同客觀史實關系的把握、乃至大量生僻拉丁文與古希臘文術語的中譯名選擇等方面存在著一定不足之處。在國內學術界、文化界對古羅馬社會生活史的興趣方興未艾、但缺乏相應的高水平學術成果的局面下，國內古典學界迫切需要一部既提綱挈領，又富含細節史料；既緊跟國際學術前沿，又反映中國學者視角的高質量古羅馬社會生活史專著。由裔昭印教授領銜，胡玉娟、溫珊珊、康凱、馮定雄、姬慶紅等國內高水平羅馬史學者參與撰寫，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古羅馬社會生活研究》，正是這樣一部應運而生的前沿史學專著。

《古羅馬社會生活研究》，裔昭印 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4月

除序言、結語、參考文獻與后記外，《古羅馬社會生活研究》由11個彼此聯系、又相對獨立的章節構成，依次討論了古羅馬的社會結構、城市與鄉村、兒童與教育、婦女與性別、服飾文化、勞作與職業、娛樂與休閑、飲食與宴會、居住與旅行、軍隊的日常生活、宗教與羅馬國家等主題。在涉及題材的廣泛性，兒童史、性別史、服飾史、飲食史、旅行史與軍營生活等主題的創新性，原始史料與英文學術成果運用的前沿性和中文語言表述的準確性等方面，《古羅馬社會生活研究》均取得了可圈可點的學術成就。但在筆者看來，本書最為突出的一層獨具魅力，在于各章節作者們在跨越時空距離、社會環境差異與語言障礙的前提下，從當代中國學者的集體視角與個人情感體驗出發，對約2000年前地中海世界社會生活史中的小人物、歷史細節與邊緣史料進行的，有溫度的觀察、分析、梳理與評價。這種富于人文精神與終極關懷的古代社會生活史研究方式，為當代中國羅馬史研究者，在人工智能時代背景與西方學術傳統主導下的古羅馬社會文化史領域中，探索出一條兼具人文精神與本國特色的學術發展道路，提供了十分寶貴的啟示。

在第一章“古羅馬的社會結構”中，作者利用第4、5兩節篇幅，生動展示了古羅馬奴隸主與奴隸、釋奴階級之間復雜的糾葛關系。在20世紀以來的古典學術史上，奴隸制研究一方面受到馬克思主義史學與西方古典學界的高度重視，另一方面又受到意識形態領域的約束而存在著難以擺脫的局限性。經典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在揭示奴隸制是奴隸主占有生產資料并完全占有奴隸的生產關系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其相對于原始社會與前文明狀態下生產方式的時代進步性；由于分工、經濟成本等原因，它甚至呈現出某種意義上的“人道性”或“溫和性”；作為奴隸主階級的對立面，在經濟上處于被剝削、被壓迫和被人身占有的奴隸階級的身份是易于認定的。但斯大林式五種社會形態學說的結構化與僵化傾向，卻難以解釋羅馬社會中奴隸地位的差異，擁有一定人身自由的牧羊奴、主人一人之下眾奴之上的奴隸管家、戰無不勝并受到萬人追捧的角斗士奴隸、深受主人寵愛的個別女奴、以及少數富可敵國的皇室被釋奴同奴隸主和其他自由人結成的種種復雜社會關系。而在政治正確性思維的影響下，西方古典學家很難在強大輿論壓力下，承認奴隸制本身可能具備的任何歷史進步性與彈性。并且明確將奴隸身份視為一種法律地位的西方古羅馬奴隸制研究者，也很難在編年史、諷刺詩、銘文、紙草與法典中光怪陸離的“仆人”“助手”“高等妓女”“手藝人”“希臘人”“埃及人”等稱謂中，找到無可爭議的、合乎法律條文所界定的奴隸角色。但《古羅馬社會生活研究》第一章第4-5節運用從可靠的原始史料出發展開思考的研究方法，堅持同情奴隸階層并理解奴隸制時代局限性的當代學者立場，為讀者展示了一幅多元、立體、復雜的古羅馬奴隸制社會生活畫卷。

一般而言，羅馬世界中在農場、礦山里從事體力勞動的奴隸，以及角斗士奴隸與妓女的生活狀態是相當悲慘的。奧克西林庫斯紙草文獻中提及的一名叫作塔彭托斯的女奴被迫每周干滿7天，分別為兩位主人織布和烘烤面包。她無法獲得任何報酬，只能從主人那里得到幾件衣衫，從承租人手中得到糊口的食物。她在1年之中只有8個休息日，除非生重病便不得休息，否則承租人就要從原主人那里扣減租金。但奴隸畢竟是比較昂貴的商品，奴隸主也希望他們保持身體健康，以便長期剝削其勞動力和從中牟利。總體而言，家內奴隸的處境強于農場、礦山的奴隸；主人對家生奴隸比對買來的奴隸更為溫和；與來自高盧、日耳曼的奴隸相比，希臘、埃及奴隸更有機會進入城市居民的家庭服務；農莊奴隸的管家最好是中年人——他不需要有文化，但必須具備強大的記憶力。

羅馬奴隸

根據史料記載，羅馬社會中虐待奴隸的現象時有發生。將兔子肉烤得不好吃的烹飪奴隸會被主人下令鞭笞；涉嫌“勾引”丈夫的女奴會在為女主人梳頭時被后者雇用的打手借故找茬并遭到毒打。小普林尼和塔西佗分別提及過一件“聳人聽聞”的家內奴隸謀害主人案件，以及元老院針對奴隸傷害主人罪行所制訂的連坐法。但小普林尼、小塞涅卡與西塞羅等羅馬知識精英也推崇“善待奴隸”的美德。小普林尼因家里的幾個壯年奴隸染疾身亡、沒來得及被自己釋放而深感惋惜；小塞涅卡聲稱，不應因為奴隸從事低賤、骯臟的工作和衣衫襤褸而鄙視他們，因為人的價值不由職業、而由性格與品德所決定，品德高尚的奴隸在精神上也可以是自由的；西塞羅則在決定釋放忠誠的家內奴隸提羅后，收到了胞弟昆圖斯熱情洋溢的賀信。被釋奴在羅馬帝國的手工業、商業、家庭教育和宗教生活等領域扮演著重要角色；身為釋奴兒子的賀拉斯憑借自己的詩才而名垂青史。但部分奴隸主許諾在自己死后釋放全部奴隸的做法只是出自在自己葬禮上大肆炫耀其排場的虛榮心。

《古羅馬社會生活研究》在嚴謹的史料考辨與不偏不倚的史觀指導下，對羅馬奴隸制進行的深入觀察，展示了這一羅馬共和國、帝國根本經濟社會制度的復雜性與多樣性。本書站在關切古羅馬社會中的奴隸個人經歷、體驗與情感的基礎上，對他們的悲慘處境與人生慰藉進行了有溫度的評述，肯定了主張“善待奴隸”的西塞羅、小塞涅卡、小普林尼等奴隸主知識精英相關言論的積極意義。這種客觀公正而又不失溫度的立場，為全書第一章的文字注入了鮮明的活力與感染力，展示了以實證和求真為基礎的史學所特有的人文價值。

本書第三章“兒童與教育”同樣異彩紛呈，展示了關注不同時代背景、不同社會環境下兒童命運與成長歷程的人文關懷。該章結合拉丁文詞源學考證和散見于西塞羅、卡圖盧斯、普魯塔克、小塞涅卡與昆體良筆端的大量史料證據，討論了羅馬人對童年斷限的普遍看法，對兒童脆弱、嗜睡、柔嫩和幼稚特征的認識，和將換牙和第二性征的出現視為進入與告別孩童期標志的文化傳統。作者還從情感史的角度切入，描述、評價了羅馬社會中的喪子之痛：盡管羅馬社會中存在著棄嬰與殺嬰的傳統，父母們對自己的孩子并非沒有感情。昆體良曾對自己兩個兒子的早逝表現出強烈悲痛；尼祿甚至為只活了不到4個月便夭折的女兒修建神殿并設置祭司。在共和晚期至帝國早期的語境下，表達喪子或喪女之痛的做法往往被視為一種“放縱”行為，遭到小塞涅卡、小普林尼等知識精英的譴責或批評。但上層社會對夭折兒童的紀念也有其社會價值：喪子家庭可以借此強調家庭及家庭成員的社會地位，并強調喪子的夫妻已在婚姻生活中完成了生育任務。令人耳目一新的還有本書第五章中對羅馬服飾文化所反映的社會階層結構和性別角色的深入觀察，以及第八章中對古羅馬貴族餐桌上豐盛菜肴的生動描寫。這些饒有趣味的細節不僅吸收了國內外古典、考古學界的前沿學術成果，也使得古羅馬人的生活狀態在約兩千年后的文字記述中顯得真實可感、呼之欲出。

除上述幾個生動案例外，充滿人文關懷的“溫度”在《古羅馬社會生活研究》的其他章節中同樣俯拾皆是：第二章“城市與鄉村”記錄了公元2-3世紀紙草文獻中伊利納厄烏斯在長途航海后向兄弟阿波利納里烏斯報平安的書信；第四章“婦女與性別”提及了一些羅馬男性不愿迎娶富有的婦女、以免挫傷自己的“男性尊嚴”的微妙心理；第七章“娛樂與休閑”討論了平均壽命很短、但夢想帶著榮耀與尊嚴離世的羅馬人對角斗士生涯的向往與推崇，以及西塞羅、馬可·奧勒留與小塞涅卡對角斗場上血腥場面的厭惡與抨擊；第十一章“宗教與羅馬國家”則關注了維斯塔貞女的職責、特權，以及在遵守誓言守貞30年與任內失貞兩種情況下的不幸遭遇。

筆者認為，《古羅馬社會生活研究》在史料呈現、歷史敘述與立論評價等方面展示出的“溫度”，一方面建立在改革開放以來古典文明研究在史料儲備、語言能力訓練與對外交流取得長足進步的學術基礎上，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國內羅馬社會史研究者們搭建歷史記憶寶庫與人生體驗之間的橋梁，深入發掘史學的現實關照與關懷的人文價值的雄心。對拉丁文、古希臘文歷史敘述乃至文學描寫、哲理思辨的準確把握，只能建立在扎實的古典語言閱讀能力訓練與對古希臘文、古典與中世紀拉丁文詞典和詞源學、羅馬法工具書的熟練運用技能基礎之上；對相關銘文、紙草文獻史料的檢索與獲取，則依賴于相關領域的紙本資料集、電子數據庫與其他網絡資源所提供的支持。20世紀中后期以來，以全球史、環境史與婦女史為代表的新史學思潮，深刻改變著史學研究的視野、思路與基本面貌。國內學界的新史學潮流一方面在“除舊”上取得了輝煌成就，通過譯介外文經典、撰寫介紹國際新史學發展前沿成果的綜述文章和中文論文理論闡釋，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國內學界對“西方中心論”“人定勝天”與將女性、奴隸、兒童、老年等弱勢群體排除在史學視野之外的思想偏見的盲目遵循與迷信；另一方面則在“布新”方面受到去中心化的全球史體系遲遲難以建立，原創性環境史研究的中外史料難以在國內系統獲取等困境的制約。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下，開展原創性學術研究史料條件最好的社會生活史這一新史學分支，率先在國內邁出了建立具備中國特色的新史學理論、方法與視角的第一步。《古羅馬社會生活研究》的撰寫團隊力求在西方古典學界的前沿研究成果基礎上，補充性別史、情感史、個人史與身體史等新元素，并融入21世紀中國古典學研究者獨具的視角、觀念與人生體驗。凝結著他們心血的這部厚重著作，對于今后國內外古典學界克服奴隸主奴隸、男性與女性等簡單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從階層、性別、族群、文化等多重視角探索社會史研究的新路徑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意義。該書列舉的參考文獻和學術史梳理與介紹，也對我國學者進一步開展古羅馬社會生活史具有參考價值。

當然，作為一本立項后撰寫歷程近20年，由十多位學者共同參與的合著作品，本書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若干有待修訂、完善之處。例如，全書的參考文獻遺漏了幾部近年出版的重要西文專著與中文譯著；全書對于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與現代希臘文古典學界的相關成果關注不夠；對于原始史料的介紹也有待于進一步擴充。全書對羅馬賽會與節慶傳統的敘述散見于“城市與鄉村”“宗教與羅馬國家”等章節，其內容存在一定的重復；書中第456頁第1段第8-9行中的“他的叔叔、著名的學者老普林尼”實為小普林尼的舅父和養父。零星存在的白璧微瑕，并不能遮蓋《古羅馬社會生活研究》對國內外學界的積極貢獻。這部扎實的學術專著在史料收集、史實考訂與“有溫度”的歷史解釋等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也讓我們有理由對裔昭印教授領銜的學術研究團隊很可能將于2026年年底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姊妹篇《古希臘社會生活研究》充滿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