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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李珊珊

當人類社會不可避免地步入老齡化時，一個更加隱蔽且令人不安的現實正在浮出水面：代表著人類最頂尖智力活動、永遠標榜“求新求變”的科學，也正在走向老齡化，一項新研究，第一次用數據將這個隱憂變成了事實。

近日，《Science》發表了一篇題為《科學老齡化與科學創新的收窄》（Aging and the narrowing of scientific innovation）的政策研究。在對1960年至2020年間、全球1250萬名科學家的海量科研數據進行長達60年的全景掃描后，來自美國匹茲堡大學、芝加哥大學以及中國南京師范大學的研究團隊得出了一個殘酷的結論：隨著全球科研勞動力步入老齡化，科學界的話語權和資源日益向資深的核心群體集中，科學的創新正日益窄化。

在論文的開頭，作者寫到：“如今的科學職業生涯呈現日益加劇的兩極分化：一小部分科學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長久地保持活躍與影響力，而許多其他人則只是作為臨時工短暫地經歷一小段科研生涯。培養周期的延長、強制退休的取消或是退休的延遲，以及以資歷為主要標準的資助和獎勵體系，使得資源集中在年長科學家手中”。而所有這些，都在削弱著那些打破常規帶來科學突破的“初生牛犢”力量。

“當你有一定資歷，往往會帶有一種‘學科守門員’的心態，這反而可能會阻礙新想法的誕生。”論文第一作者、南京師范大學教師崔浩川向《知識分子》解釋。他指出，我們的研究發現，資深科學家往往能居高臨下地看到整個學科地圖，做出極佳的組合式創新，但代價是陷入一種“懷舊效應”，很難做出顛覆過往的研究。“你在早期越成功，工作影響力越大，你就越難從中擺脫出來，一直被過去的成功固定住。”

換句話說，科學系統正在變得“保守”且“懷舊”。年輕人在資深審稿人的“規訓”下，不得不一次次向經典的舊文獻致敬；顛覆性的點子，正越來越難越過“守門員”的十指關。

當整個科學系統開始深度依賴這種“老齡核心”，科學的創新模式正在悄悄陷入一場結構性危機。這不禁讓人回想起物理學家普朗克那句冷酷的名言——科學的每一次重大進展，真的只能等待一場又一場的葬禮嗎？

這項研究究竟說了什么，又意味著什么？《知識分子》對話論文第一作者崔浩川，以下為詳細解讀。

01 科學家老一歲，參考文獻變老一個月

為了探究科學家職業生涯的時間軌跡如何影響他們的研究，研究團隊利用了2021年微軟學術圖譜（現為OpenAlex數據集）中經過姓名消歧的學者數據 。這個龐大的樣本庫包含了從1960年到2020年間發表文章的1250萬名科學家，且樣本中每位科學家至少發表過3篇文章 。研究者將“學術年齡”定義為自科學家發表第一篇論文以來的年數，并以此來追蹤他們的主要知識來源——即“平均參考文獻年齡”——是如何隨時間變化的 。

科學的進步通常建立在最新的發現之上，這被稱為“即時效應”，一篇普通論文的大多數引文通常都來自過去十年 。該分析證實了這一趨勢，數據顯示所有學科的平均參考文獻年齡為9.8年 。然而，并非所有科學家都以相同的速度吸收新文獻 。隨著職業生涯的展開，科學家們越來越多地引用更古老的研究 。平均而言，科學家的學術年齡每增加一年，其引用的參考文獻年齡就會增加約1個月（0.09年）。

這種隨年齡增長的“懷舊”程度在不同學科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在計算機科學中，平均參考文獻年齡最低，僅為7.1年，數學領域則高達12.7年 。如果看40年職業生涯的增幅，醫學領域的參考文獻年齡增長了28%（從7.9年增加到10.1年）。相比之下，數學領域的增長要劇烈得多，其參考文獻年齡飆升了76%（從10.3年增加到18.1年）。

當然，研究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論文第一作者崔浩川告訴《知識分子》：“這個工作我們是從2019年開始做的。2022年有一個比較粗糙的第一版，后面隨著不斷投稿、被拒、修改，迭代了很多個版本。” 轉機出現在一次經濟學會議上。崔浩川回憶：“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的會議上，我們團隊與很多老科學家討論了這個研究，他們坦然接受這個事實，笑稱：‘是的，對我們來說，最好的時代就是剛進入科學的那個時代。’這些美國經濟學家建議我們關注美國1994年取消強制退休政策這個切入點，這項政策從一定程度上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真實的案例和有意思的數據。”

基于老科學家們的提議，研究團隊引入了一個真實的政策模型來進行分析 。1994年，美國最高法院做出裁決，取消了大學的強制退休制度 。研究團隊以英國（同一年份作為基準）為對照，發現在1994年取消強制學術退休政策后，美國科學界的參考文獻年齡相對英國顯著上升——在1994年政策取消后的幾年里（到1999年左右），美國相較英國在參考文獻年齡上的差距增加了約 0.2 到 0.4 年（大約相當于2.4到4.8個月）；而在這之前，兩者幾乎差別不大 。這場宏大的自然實驗為作者的推測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資深學者人事更替的減少，直接增加了整個科學界對舊文獻的依賴 。

這不禁讓人追問：為何資深科學家會系統性地回望過去？答案或許藏在一種更深層的認知機制里。

02 科學研究的印記效應

為什么科學家會陷入這種“懷舊”的循環？研究團隊提出了一個關鍵概念：印記效應（Imprinting Effect）。

正如人們往往對青少年時期聽到的流行歌曲終身難忘，一位科學家也有一個塑造其科學價值觀和方法論的美好的年輕時代。研究發現，最深刻塑造一位科學家職業生涯的那批論文，通常發表在其本人發表第一篇論文之前的2年左右。這種“學術印記”就像是刻在骨子里的DNA。崔浩川向《知識分子》解釋：“當你開辟科研旅程時，你最先接觸到的那些工作決定了你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你很難從中擺脫出來。”尤其是那些在職業生涯早期就獲得巨大成功的科學家，這種錨定效應（Anchoring）會更加明顯——你越是受益于早期的知識架構，就越難削減它對你的影響。

并且，這種個體的“懷舊”并非在真空中發生，科研體制的合力正在將這種個人偏好放大為一種系統性的“老齡化”。

在當今的大科學時代，很少有人單打獨斗。但研究發現，科研合作并不是簡單的“老青結合、平均年齡”，而更像是一種由資深者主導的“重力場”。

當年輕科學家與資深學者合作時，論文的參考文獻年齡會顯著向資深者靠攏。數據表明，團隊中PI（首席研究員或者叫課題負責人）的學術年齡越大，整篇論文引用的文獻就越陳舊。這意味著，即便是一群充滿活力的年輕人，一旦進入資深PI的話語體系，他們的研究視角也會不自覺地被拉向數十年前的經典。

如果說合作是內部的同化，那么同行評審則是外部的規訓。

崔浩川介紹：資深科學家作為審稿人，往往扮演著“學科守門員”的角色。他們擁有豐富的經驗，但也更容易形成一種“守門員心態”：當看到一個顛覆性的新想法時，他們會本能地要求作者加入更多的文獻，而這些要求通常翻譯過來就是——“請引用那些我所熟悉的、更經典的（也更老的）文獻。”

這種機制形成了一種“引用依賴”的馬太效應：因為某些老文獻被認為具有“奠基性”，審稿人和作者都會反復引用它們。這種系統性的壓力，迫使年輕人不得不放棄那些最新、最前沿但尚顯稚嫩的參考文獻，轉而向那些更“經典”，更受資深審稿人們推崇的文獻。

正如研究所揭示的：這種老齡化不僅僅是個體的生理演變，更是一場由合作模式和評審制度共同編織的“創新收窄”。當“老齡核心”掌握了資源分配與評價體系，科學的航船便會不自覺地掉頭，駛向那些已經風平浪靜、卻也缺乏驚喜的舊海域。

03 科學的發展就是一場又一場的葬禮嗎？

因在量子物理學中的開創性工作，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在職業生涯的早期曾收到過大量質疑，很多年后，普朗克將這個過程概括為：“一項新的科學真理的勝利，并非源于說服反對者并讓他們幡然醒悟，而是因為反對者最終會死去，而熟悉新科學的新一代會成長起來。” 這句話在后來的出版物中被簡單地概括為：“科學的進步是一場又一場的葬禮。”

這句話聽來刻薄，卻在百年后被一項嚴肅的經濟學研究意外證實。

2019年，一項發表于《美國經濟評論》的研究就曾引發轟動：當某位明星科學家突然離世后，他原本主導的研究方向中，新的思想反而更容易涌現。年輕研究者開始進入此前被“學術權威”牢牢占據的領域，提出更激進、更非共識的觀點。這在某種程度上為普朗克的“葬禮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然而，科學的進步真的是一場又一場的葬禮嗎？

至少，崔浩川并不愿意把這個故事簡單理解為“老科學家阻礙科學”。在他看來，真正的問題不在于年齡本身，而在于一個科學系統是否只剩下一種聲音、一種評價標準，以及一種被反復驗證過的成功路徑。

“我們并不是說老科學家應該被淘汰。”崔浩川強調，“不同年齡階段的科學家，本來就在科學發展中承擔著不同的角色。”

研究團隊進一步研究創造力隨職業年齡的變化。他們將科學創造力拆分為兩個維度：一是“新穎性”，即在原本無關的已知概念之間建立新的聯系；二是“顛覆性”，即用新的思想取代既有工作。通過利用引用網絡量化這兩種創造力，他們發現，隨著職業年齡的增長，科學家創造力模式產生了改變，從“提出顛覆性創新”轉向“重組既有概念”。也就是說，資深科學家能通過組合既有的舊知識，產生更多的新穎成果，但探索新主題、顛覆既有思想的能力顯著下降。這一模式的改變規律在不同學科都得到了印證。

此外，通過研究者還考察了對睡美人文章的引用情況。“睡美人”文章被定義為那些發表時無人問津，卻在多年乃至數十年后突然被大量引用、煥發影響力的文章。團隊發現，在“睡美人”尚在沉睡時（早年少人問津），受到的引用大部分來自于年輕科學家。也就是說，年輕科學家更容易進入未知領域，敢于偏離主流范式，才更容易發現這些冷門但在未來引發巨大變革的文獻；而資深科學家則更容易對有確定性高影響力的文獻感興趣，往往在此基礎上整合既有知識、搭建學科框架。

科學真正需要的，從來不是“年輕人取代老年人”，而是一個能夠同時給“顛覆”與“整合”留出空間的科研環境。

崔浩川對《知識分子》解釋，歷史上并非沒有不斷“重啟自己”的例外。比如印度裔天體物理學家蘇布拉馬尼揚·錢德拉塞卡 ，其一生曾多次主動轉換研究方向：從恒星結構、輻射傳輸，到流體力學、黑洞理論，每隔十幾年便幾乎“推倒重來”一次。崔浩川認為，這類科學家之所以罕見，恰恰因為他們能夠主動掙脫早年“印記效應”的束縛，不斷把自己重新放回“年輕人”的位置。

“如果你進入一個全新的領域，你的‘學術年齡’某種程度上又會重新歸零。”他說。

但更多時候，問題并不只來自科學家個人。真正讓科學逐漸“變老”的，是整個系統對既有成功路徑的強化。

經費向資深PI集中，學術界越來越依賴同一批人把關，于是，為了生存，青年科學家便只能把課題圈定在“安全”“容易發表”的范圍內。此時，整個系統便會越來越傾向于那些“正確但不危險”的研究。然而，顛覆性的想法，往往恰恰誕生于“不成熟”“不規范”甚至“看起來不太靠譜”的階段。

這或許也是為什么，在今天這個全球老齡化不斷加深的時代，人們會重新開始討論青年科學家的空間問題。

論文中提到，與歐美等擁有大量資深科學家的國家相比，中國、印度等科研勞動力相對年輕的國家，目前仍保持著更高比例的“顛覆性研究”產出。 但崔浩川也提醒，這種優勢并不會自動持續下去。

“如果年輕人始終只能在高度等級化的團隊里工作，那么一個年輕國家，也可能迅速形成一個‘老齡化’的科學結構。”

也因此，比起簡單爭論“年輕人更重要”還是“老科學家更重要”，這篇研究真正提出的問題或許是：

在一個越來越長壽、越來越資深、越來越依賴經驗的時代，人類還能否為那些真正改變世界的新想法，保留足夠的冒險空間？我們的科研系統還能不能容得下年輕人那些看起來“不太靠譜”的點子？

參考資料：

• [1] Aging and the narrowing of scientific innovation，Science, 2026
• [2] Does Science Advance One Funeral at a Tim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