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偉良記不住自己的生日。當別人問他今年多少歲時，他會一臉懵，最后擺擺手。

他不愿記，覺得浪費時間。

從廚師轉行做餐飲老板，他已經做了22年，回憶過去，他總是輕描淡寫。在此次采訪中，紅廚網沒有問出太多“很痛苦”的創業細節，他多半只有一句通用的回答：“不記得了。”

但家樓下5塊錢一碗、從沒吃上的魚蛋粉，被客人當成保安時那點狡黠的得意，自己視頻評論區成百上千個AI生成的“良哥”，還有那些他不愿稱之為“偉大”的，煙火氣里的溫柔與擔當，他一樣都沒忘。

夠真，是劉偉良給人的第一印象，也是他在抖音40多萬粉絲追著看的理由。

上世紀80年代，電視劇《網中人》在香港熱播，家家戶戶都在追。

劇里有個出身內地、來香港找活路的角色，叫“阿燦”。第40集，阿燦為了證明自己夠狠、能吃苦，在餐廳一口氣塞了30個漢堡，撐到翻白眼。

那個吃漢堡的名場面里，阿燦被丑化為內地人“粗鄙、沒見識”的歧視性符號，“阿燦”也成為港人對這類人的歧視性稱呼。

而十幾歲的劉偉良，也常常被人喊作“阿燦”。

“不是我狠，是這個社會很狠。”劉偉良回憶，那時候，早上9點半上班，夜里11點下班，12點去兼職倒垃圾，直到凌晨五六點回家，每天只睡三個小時不到。“有（視頻號的）粉絲講，換到現在，睡三小時暴斃都有可能。”他笑著補充道。

在以嚴苛出名的粵菜界，師傅都一度擔心他：“阿良，你這樣行不行啊？”他卻反問師傅：“我做事有沒有問題？”對方說一點問題都沒有，他想那就行了。

彼時，劉偉良一家人寄居在一個小房間里，就兩個衛生間那么大。家樓下的魚蛋粉賣5塊錢一碗，但每次聞到香味的同時他就會抬頭，看一眼家人寄居的小房間，就舍不得了，800塊的工資只有100塊做生活費，剩下的都得存下來。

很多年后，即便站上了粵菜的金字塔尖，劉偉良最懷念的還是曾經家樓下那碗魚蛋粉，至今他也沒吃上。

除了囊中羞澀，心理上的自卑是“阿燦”們的另一面。

在劉偉良的印象里，十幾歲的自己衣服不好看、發型不好看，坐地鐵都只敢低頭。他花了很長時間去鼓起勇氣抬頭，才明白，原來看不起自己的人，是自己。

再后來，這個農村來的阿燦賺到了很多很多錢，成為利苑唯一的行政總廚兼行政總經理，年薪兩百多萬港幣——大約是當時香港前1%的高薪收入，由“迷你房”到購入多處房產，實現了“財務自由”。

△2005年，劉偉良（左）與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合影

高壓之下總要有出口，而劉偉良的出口是甜食。

在一個負責過的甜品店里，他一邊做產品改良，一邊發現甜食可以解壓。白糖糕、菠蘿包、泡芙、冰淇淋……只要好吃，他來者不拒，體重一度飆至180斤。

劉偉良是個“狠人”，他用三個月的白面包加麩皮，硬是瘦下來幾十斤。

一個對自己夠狠、能同時管理前廳和后廚的人，約等于“天選”的餐飲老板，回廣州開一家自己的店也就順理成章。

回到內地開店后，劉偉良又有了一個新的稱呼：“港燦”。面對稱號，劉偉良早可以一笑了之。

從“阿燦”到“港燦”，他幾乎脫了一層皮。

在許多報道里，劉偉良開興悅酒家是一段銜接緊密的經歷。但鮮有人知的是，在創建興悅之前，他還補了做老板的“最后一課”。

他曾跟人合伙開過一家酒家，生意剛有起色，就被合伙人通知：你不用做了。對方聲稱，合同、租約、法人都在自己手里，和劉偉良沒關系。

他跑去咨詢律師，得知官司可能要打上一兩年，“我說那不用談了”。一個連記生日都嫌浪費時間的人，更無法接受這么長的拉鋸戰。

當斷則斷，劉偉良干脆地把股權兌現，投進去的裝修費用也不計較，轉頭開了興悅酒家。

在整段采訪里，劉偉良都沒有向紅廚網透露這個人是誰，那間酒家叫什么名字，只說對方是“人生中最壞的老師”：“如果沒有他，也沒有興悅。”

“興悅”，就是希望社會興旺、人們開心的意思。

至此，那個不茍言笑、罵人出名的香港廚皇，開始以一種更和煦的方式經營自己的小飯館。

在香港，他是那個聚光燈下的雙頭銜總教頭。而在廣安大廈的興悅酒家，他可以是前廳的一個保安，握著諾基亞對講機，守著食客用餐、離開。

有客人在前廳投訴，員工應付不了時，他便抓著對講機跑過去——

劉偉良：“哎呀，什么問題？”

對方：“你誰啊？你有什么權利跟我談？”

劉偉良：“我是這里的保安，你剛才太大聲了，我就過來維持一下（秩序）。有什么問題幫你解決。”

對方：“你不要過來跟我談，找你總經理來，找你老板來。”

講到這里，他嗤嗤地笑，得意自己安靜地騙過了那么多人，以更樸素的身份經營著熱愛的事業。按他自己的說法，是過了“最安靜的18年”。

再次接受媒體報道之前，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價格親民的興悅酒家背后，是這位曾威名一時的香港廚皇。更多的人，是與他打過照面而不自知。

這期間，他還多了很多其他的名字，比如小朋友取的“紅棗糕伯伯”。廣東省舉重奧運冠軍陳曉敏，曾帶兒子來興悅酒家用餐，小朋友一個人吃了十多塊紅棗糕。回去以后還要哭鬧，“我就要去紅棗糕伯伯那里吃飯”，十足的回頭客。

當然，再美好的故事也無法消解餐飲難做的事實。但沒關系，劉偉良有一顆“大心臟”。

他坦言，每開一家店，就做好了預虧一年的準備。興悅開業沒生意，總經理問他該怎么辦，他反過來安慰：“你不用擔心，我在香港還有很多樓沒賣。”

實際沒有那么多樓，劉偉良也沒有面上那么淡定。

壓力最大的時候，大廳一個客人都沒有，劉偉良就找一個包間，搬把椅子坐在最角落——他害怕面對伙計，更害怕給他們壓力。

即便這樣，劉偉良還是堅持把“人”放在了第一位，這是他經營餐廳的原則。

△興悅酒家十周年慶典

他不在意翻臺率和房租，只在乎能不能“出糧”（粵語，發放工資）。他也從未忘記自己的家鄉——增城，希望能帶上同鄉，過得好一點。

偶然的機會，劉偉良嘗到了老鄉家品質極好的走地雞，對方卻不賣。只因增城竹坑村距離市區有近70公里，賣雞的錢還不夠來回車費。

劉偉良決定幫一把。他出本錢給村里人養雞，再按照20元/斤的毛雞價格，每家每戶收雞。18年前收一只六七斤的雞，成本就要去到120元以上，再做成菜賣出去，賺不了多少。但因為品質足夠好，也成為了興悅的招牌菜，人氣逐漸旺了起來。到今天，竹坑村的雞場還是專供劉偉良的興悅酒家。

再往后，疫情來了。

生意蕭條下來，劉偉良卻沒閑著。他將店里有肉有菜有湯的盒飯降到了九塊八一份，環衛工人甚至可以免費拿，“應該送了有2000個飯盒”。

△到今天也物美價廉的興悅飯盒

在內部管理上，堂食大幅減少，他讓結了婚的員工優先上班，因為他們的家庭開支更緊迫。

客觀來講，這種充滿老板個人風格的店也很難復制。它需要掌舵人底子夠厚、心夠正，還懂得克制欲望。

2018年，在興悅酒家的十周年慶典上，劉偉良說自己“不大會做生意”，八年后，他還是這么認為。很早就有人找他加盟，他回絕了。在他眼里，自己就是個“50分”的生意人。

沒有100分，是因為門店數上十分保守。開業十年才有第二家興悅，到今天加上悅滿堂也不過三家店；還能有50分，則是因為對房東和員工負責。“我可以從來都不缺糧，準時交租，準時發完工資，所以我有50分。”

更大的“善”在于對食客的慷慨。

餐廳沒生意的時候，劉偉良想：“我的菜那么好吃，都沒人來。”198元一只的片皮鴨，被他簡單粗暴地改為18元/只（消費滿300元即可換購），賣一只虧一只。即便后來客流上升，15年也沒有漲價。疫情后實在虧不起，才改為98元/只，今天依然占著菜單的頭版位置。

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給餓暈在門口的人送飯；籌集衣服和圖書送進村里；留68歲的主管做到走不動才退休……

這兩年，廣結善緣的劉偉良找到了自己的第二個舞臺：做短視頻，被更多人看見。

起號的理由也很簡單：生意不好做了，流量時代不宣傳不行。

劉偉良回憶，起初只是想把套餐放在平臺上賣，認識了拍攝菜品的小伙“Ben哥”。Ben哥跟他聊了一個小時，眼睛都亮了，他說：“你不（只）是一個廚師哦。”

“興悅良哥”這個賬號目前在抖音平臺有40多萬關注者，許多人跟著良哥學會了“拍八虛”（一種養生操）、挑龍蝦的公母，還有增城好吃不貴的腸粉店在哪里。

“我起初很怕宣傳，（怕別人）說你拍視頻太張揚了，容易有負面問題出來。我的性格就是什么都會分享給人家，我內心想說什么，我就拍出來。后來很多人喜歡看，我也挺開心啊。”

把思路打開，劉偉良能分享給大家的東西可太多了。他每年都要去新會摘橘子、做陳皮，拍！下午餓了來個菠蘿包，拍！早上做空腹有氧操，拍！

他甚至學會了“網絡黑話”，把“警察”熟練地切換為“帽子叔叔”，還會開直播，遇到不講理的“噴子”就直接拉黑，不耽誤他繼續分享生活。

有很多網友留言感謝他，他還要去底下回復，祝別人“家庭幸福，萬事如意”。

劉偉良也不知道接下來的視頻拍什么，但已準備好隨時舉起手機。畢竟，從后廚抬頭，世界這么精彩。

松弛、平和，相信“上天的安排”，今天的良哥早已不再是那個“笑不出來”的香港廚皇劉偉良。他一邊繼續背著餐廳經營的壓力，一邊氣定神閑地演示家庭版番茄炒蛋，名譽和光環成為身后事。

而關于“餐飲難”這個幾乎成為口頭禪的話題，劉偉良的回答更有一種穿越時間的定力：“從來都那么困難，從來都那么辛苦，從來都那么壓力，現在的壓力算什么呢？我沒有一天沒壓力的。每一天都很困難，哪知道什么叫困難。”

在“企鵝吃喝指南”這個頭部美食種草賬號里，曾有過一篇《挑剔的廣州土著，都去哪些平靚正餐廳》的報道，其中“安利”的第一家店就是劉偉良的悅滿堂。

底下還有一群“自來水”嘰嘰喳喳：年夜飯都快定完了、菜膽云吞雞要靠運氣才能吃到、悅滿堂是我吃完決定要擺六十大壽宴席的地方……

如果再翻更多報道，甚至能看到有人評價：“粵菜有他真幸運。”

而在實際采訪中，劉偉良提到悅滿堂只是輕輕帶過：“因為我每天都要到店，我這邊看完（興悅二店），走幾十步又去到另外一家店，車費都省了，時間都省了。”

風風雨雨的四十多年，沉淀下來的，早已是一種更內斂的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