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1993年8月，自民黨在競選中失敗，結束了戰后38年一黨執政、“一黨獨大”的歷史，標志著“55體制”的崩潰。

淪為在野黨的自民黨再也不顧什么“忌諱”，在戰爭責任問題上，堂而皇之地張揚起“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黑旗，其代表作就是《大東亞戰爭的總結》。

1、自民黨的大步右翼化

1993年8月10日，新黨首魁、八黨聯合政權內閣總理細川護熙在接見記者時說:

我個人認為，那場戰爭是侵略戰爭，是錯誤的戰爭。

這里，細川雖然沒有明確地指明“那場戰爭”的范圍，但是，這畢竟是日本戰后內閣首魁第一次公開承認戰爭的侵略性質，也是對執政38年來自民黨戰爭觀的否定和挑戰，于是引起朝野內外的一場“軒然大波”。

細川講話發表的第二天，自民黨靖國關系三個委員會，即:“報答英靈議員協議會”、“全員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會”以及“遺族議員協議會”立即聯合召開了緊急會議，猛烈抨擊細川的講話，并于第二天，由“遺族議員協議會”座長原田憲為代表，向聯合政權官房長官武村正義提出“強烈抗議”，要求細川立即收回講話。

8月13日，三個協議會又聯合召開總會，就細川講話商議應對措施。

8月18日，三個協議會又決定成立一個對策研討會。8月23日，再次召集三個協議會的正、副會長、顧問等會議，決定成立“自民黨歷史研討委員會”，其宗旨是，細川“侵略戰爭”之講話，以及聯合政權“表明戰爭責任和謝罪”的意圖:

不過是以反省戰爭為名，使自虐史觀泛濫，我們應基于公正之史實，確立日本人自己的歷史觀，以此作為緊急課題。

會議還作出如下決議:

(1)基本課題：如何總結大東亞戰爭?
(2)檢討研究要領：聽取學者們的見解，收集有關資料，編纂發行。每月召開兩次左右委員會議。
(3)時間：截止1994年3月末(可以后延)。
(4)人員組成：自民黨眾、參議員40名左右。
(5)經費：靖國關系三個協議會提供。

會議還推舉原防衛廳長官山中貞則出任“自民黨歷史研討委員會”委員長，A級戰犯阪垣征四郎之子阪垣正為事務局長(相當秘書長)。實際參加該委員會的自民黨眾議院議員76人，參議院議員29人，總計105人。

其中，因屢屢“失言”遭到國內外抨擊而跌下政壇的“名人”，如奧野誠亮、櫻內義雄、藤尾正行、江藤隆美以及先后在政壇擔任過要職的田村元、原田憲、橋本龍太郎、森喜郎、梶山靜六、鈴木宗男、武藤嘉文、齋藤十郎等人都參與其中。

2、《大東亞戰爭的總結》的作者

1995年8月15日，自民黨歷史研討委員會選擇這個特殊的日子，由展轉社出版了代表自民黨戰爭觀的《大東亞戰爭的總結》一書。

《大東亞戰爭的總結》是采取邀請學者或社會各界人士講演，然后將其講稿匯編成冊的形式出版的。所以，我們首先有必要了解這些學者和其他職業工作者的身份、社會經歷以及政治態度等，這樣才能明了他們的歷史認識以及戰爭觀的思想基礎和社會背景。

同時，也可以明了自民黨歷史研討委員會為什么聘請這些人充當講師。

中村粲

獨協大學教授，歷史學者，“昭和史研究所”的頭面人物，其人自稱是“大日本帝國的辯護士”，代表作《走向大東亞戰爭之路》(展轉社，1990年)。從70年代初開始，他掀起批判NHK和朝日新聞社“歪曲報道”的運動，指責這些新聞媒體宣揚“自虐史觀”。并堅決反對中日恢復邦交，因此被臺灣當局奉為座上賓。1975年以后，他每年帶領學生參拜靖國神社，入自衛隊“體驗生活”。是位“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死硬派。他親自作詞寫了一首“大東亞圣戰之歌”，制成光碟到處兜售。2000年在金澤市樹起的“大東亞圣戰大碑”，也是他伙同阪垣正等人撮成的“杰作”。

岡崎久彥

大連出生(1930年)，曾任日本駐泰國和沙特大使，多年從事外交官活動，代表作《百年的遺產——日本近代外交史》等。其人現成立一個“岡崎研究所”，從事國際政治關系和日本近現代史的研究。他的戰爭觀是堅持日本的“自存自衛說”和“亞洲解放說”，支持和贊同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2001年，他還作為執筆者之一，參與了西尾干二“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新歷史教科書》編寫工作。

名越二荒之助

原“帝國軍人”，直接參加過侵略戰爭，戰后一度被抑留在西伯利亞。著有《從世界看大東亞戰爭》、《為大東亞戰爭正名》等，是個死抱著“天皇主義”和“大日本帝國”僵尸不放的頑固派。

中島慎三郎

1939年應征入伍，直接參與了侵略中國、東南亞的戰爭，著有《讓亞洲蘇醒的大東亞戰爭》，同名越二荒之助一樣，他的戰爭觀依舊是戰爭時期日本官方宣傳的那一套。

田中正明

也是侵略戰爭的參與者，曾任南京大屠殺事件首犯松井石根的秘書，并在戰爭中效力于大亞細亞協會、大日本興亞同盟等右翼組織。他是南京大屠殺“虛構說”的始作俑者，在80年代初就拋出《南京大屠殺之虛構》一書，全面否認日軍在南京的罪行。他還糾集右翼團體成立一個“歷史修正協議會”，進行顛倒、歪曲和篡改歷史的各項作業。

富士信夫

戰爭期間曾任海軍少佐，戰后在第二復員省工作期間旁聽了東京審判，后著手對東京審判進行“研究”，代表作《我所見的東京審判》，指責該審判是“戰勝國單方面的審判”，是“不義的審判”等。

總山孝雄

“帝國軍人”出身，曾任近衛步兵第四聯隊通信中隊長，也是一位直接參與侵略戰爭的人物。戰后從事牙醫工作，卻“不甘寂寞”，著有《從弱肉強食到平等共生時代》、《印度尼西亞的獨立與日本人的心》等，表現了他對日本的侵略戰爭情有獨鐘的情結。

西尾千二

“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以下簡稱“編纂會”)頭面人物(《總結》出籠時尚未成立)，電氣通信大學教授，本來從事德國文學研究。90年代初開始，對日本的教科書展開攻擊，指責其“自虐”、“喪失日本人的自豪和自信”。代表作《國民的歷史》。2001年，他組織的“編纂會”拋出篡改歷史的初中課本《新歷史教科書》，引起國內外的強烈反響和批判，其人也是日本戰后掀起第三次攻擊教科書逆流的主將。

高橋史朗

明星大學教授，從事教育學研究。他是自民黨歷史研討委員會聘請學者中最年輕的一位，卻有著不平凡的經歷。在學生時代，他就加入了右翼宗教團體“生長之家”。中曾根上臺后成立的“臨時教育審議會”的委員名單中，也有他的名字。該會積極主張改革日本的教育，特別是要從改革教科書入手。他又是藤岡信勝的“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的副會長級人物，同時，又與西尾干二共同組建了“編纂會”，著有《天皇的教育》等。

小堀桂一郎

明星大學教授，“編纂會”骨干之一。早在1986年，其人就作為右翼團體“保衛日本國民會議”《新編日本史》編寫組成員之一，參與了這部被稱作“天皇的教科書”的編寫。他始終認為“日本現行的教科書如同敵國編寫的反日宣傳品的翻譯件，是造成社會破局的最大責任者”，堅決主張修改教科書。他組織了一個“東京審判資料刊行會”，把東京審判期間辯護方提出的、但被法庭駁回的資料匯編起來，從批判東京審判的立場出發，出版了一套《東京審判駁回資料匯編》。他的代表作是《別了，敗戰國史觀》。

西部邁

《發言者》雜志的主編、評論家，“編纂會”理事。其人并非歷史學者，但對東京審判似有“研究”，他認為，在二戰結束后，世界上沒有一部審判“侵略”的國際法，所以，東京審判是“復仇的儀式”等等。

佐藤和男

青山院大學教授，法學研究者。戰后50周年之際，為了阻止國會通過“不戰決議”，他伙同日本原駐聯合國大使加瀨俊一盜用日本國民的名義，成立一個“終戰50周年國民委員會”，出版了《世界裁判東京審判》、《亞洲共生祭典》、《走向自由和獨立之路》等著述，拍攝了《獨立亞洲之光》、《自由亞洲之榮光》等影片，不遺余力地為“大東亞戰爭”歌功頌德。

江藤淳(已故)

作家、評論家。此人從70年代初開始批判美國的占領政策，指責美國當局在占領期間實施“新聞封禁"，控制輿論導向，壓抑了日本人的自由。他還是掀起“日本有條件投降論”爭議的第一人，他認為日本不是無條件的投降，而是有條件的投降，軍隊放下武器不等于國家的無條件投降等。他的謬說在當時引起社會各界的批判。

除上述人物外，還有長谷川三千子(琦玉大學教授，從事哲學研究，“編纂會”骨干成員、《新歷史教科書》執筆者之一)、出云井晶(作家，“編纂會”骨干成員)、大原康男(國學院大學教授，從事神學研究，“編纂會”骨干成員)、松本健一(麗澤大學教授，從事日本近代文學研究、“編纂會”骨干成員，又是《新歷史教科書》執筆者之一)、上杉千年(教科書研究者)、安村廉(產經新聞社的骨干成員)等。

再從年齡分析，19人中70歲以上者10人，占53%。其中有5人是直接參加侵略戰爭的一代，其他5人也經歷過戰爭。他們在骨子里對日本戰敗投降耿耿于懷，對“大東亞戰爭”感懷不忘。

另外，19人中除5名“帝國軍人”外，至少有8人是“編纂會”的骨干成員，內中有5人直接參與了《新歷史教科書》的編寫(西尾干二、高橋史朗、岡崎久彥、長谷川三千子、松本健一)，中村粲、佐藤和男等人雖然沒有加人“編纂會”，卻是“編纂會”可靠的“同盟軍”。

以上不難看出，自民黨歷史研討委員會置戰后半個世紀以來日本史學界的研究成果而不顧，偏偏聘請這些與史學界主流抵觸之人擔當講師，并把他們的講稿編輯成書，該委員會對待戰爭的認識、所持立場和觀點以及政治態度也就一目了然了。

3、《大東亞戰爭的總結》的歪理邪說

如何稱謂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日本對外發動的侵略戰爭，是日本朝野以及學術各界歷史觀的重大分歧點之一。

《總結》的作者們認為，這場戰爭的稱謂只能依據1941年12月10日日本官方發表的:

這次對英美戰爭以及隨之推移的所有戰爭，并包括中國事變稱之為大東亞戰爭(才是“尊重”歷史事實)。

盡管美國在占領期間已明令取消“大東亞戰爭”的稱謂，但是，《總結》的作者們還是堂而皇之的把“大東亞戰爭”搬了出來，并且作為書名題寫無忌，僅此一點就可以了解該書的實質內容了。

在《總結》中，中村的歷史觀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日俄戰爭是解救亞洲的戰爭”

中村稱，明治時期“日本的最大威脅來自俄國”，“俄國是一個非常的、具有侵略體制的國家”。

而中國和朝鮮軟弱“才招致俄國的侵略”，所以中朝兩國也負有“戰爭責任”:

如果中國和朝鮮能夠著意阻止俄國南下，其后亞洲的歷史將會完全不同，日俄戰爭就不會發生，日本也不會進入滿洲，滿洲事變及后來的一連串的紛爭肯定會是另外一種樣子。

在這里，中村無視歷史發生的基本事實，從假設出發，為明治以來日本對外侵略擴張政策貼上“自存自衛”的標簽，美化日俄戰爭是“為了拯救亞洲的戰爭，是日本的自衛戰爭”。

他還說:

如果沒有當時的軍國日本，亞洲就要崩潰。
沒有日本的近代化和富國強兵，亞洲就會出現意想不到的結局，正因為有了軍國日本，才能對俄一戰，亞洲才得以解救。

(二)二十一條“并不過火”

中村認為，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的背景是為了確?！霸跐M洲的權益”，因這些權益是“日本根據樸次茅斯條約以及日清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所得到的”。但是，“由于中國的排日以及英美的介人，使這些權益得不到保證”，“當時日本并沒有領土要求和駐兵權”，也“沒有特別要求新的權益”，日本只是“為了確保日本人的生存權益”，因為:

日本的國土和資源貧乏，為了日本人能在他國生存下去，在南滿洲租借土地，經營工商業或農業，或者旅游、生活，此外就是延長滿鐵的租借期，延長在遼東半島的租借權，這些要求就是二十一條，實際只有十四條，不能說過火。(第17~18頁)

一個后起的東洋帝國，把刀架在中國人民的脖子上，要這搶那，旨在滅亡中國的狼子野心，在當時就遭到中國人民和世界輿論的強烈抨擊，而出自中村粲嘴里卻像是在市場上做一筆小生意，輕松得令人難以置信。更荒唐的是，中村竟稱“日本人是個領土欲望極小的民族”。

遠且不論，近代以來日本吞并朝鮮，侵占中國東北，霸占大半個中國的歷史事實不知中村氏作何解釋?

(三)“滿洲國的成立是滿洲人的愿望”

對于“九一八事變”的原因，中村的觀點同當年的關東軍沒有什么兩樣。

他認為：

20世紀20年代世界各經濟圈的形成以及白人世界排斥日本移民的做法，使日本“不得不關心滿蒙”，因為這里是“年增加百萬人口的處理場所，即滿蒙新天地，這是當時的國際局勢決定的”，所以，滿洲事變不能單純說成是日本隨意打破了20年代的國際協調，行使武力的侵略。如果不看到這一點就無法明了滿洲事變的原因。(第22~23頁)
簡單的說，滿洲事變使滿洲非常安定，又獲得超過中國幾倍的發展，連后來進入滿洲的李頓調查團都為之震驚。(第22~23頁)

這段話是貨真價實的強盜邏輯，即：因為“白人世界排斥日本移民”，而“滿洲新天地”又可以安排“百萬人口”，所以日本才人侵中國東北。如果不是白紙黑字，人們絕不會相信，這竟然出自一位堂堂學者、大學教授的筆下。

對于偽滿洲國的成立，中村重拾關東軍和“滿蒙學派”的牙慧，稱：

滿洲不是中國的(領土)。

他還舉了一個例子，說一支軍閥武裝進了北京后，掘了慈禧太后的墓，盜走墓中的大量珠寶，還對慈禧的遺骨進行了凌辱，于是，中村得出結論說:

可見，中國本身也沒把滿洲當成自己的。如果把滿洲當成自己的(領土)，則不會做出那種事情。(第23頁)

中村氏的“高論”自然不值一駁，不過，我們至少可以從中看出這位先生治學之草率，引證之荒唐，結論之武斷，實在令人難以茍同。中村以“滿洲非中國領土論”做輔墊，引出的是偽滿洲國的成立在于“民意”，“滿蒙人自身希望獨立”，“如果沒有滿蒙人企盼獨立的志向和意愿，單憑日本的強制力絕不可能成行(第23~24頁)。

他又舉例稱，“九一八事變”后，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曾經呼吁在北京的張學良返回滿洲，但是，有滿洲人呈書本莊繁，要求關東軍暫時留駐滿洲，不要讓張學良返回。不錯，日本侵占東北后，確實捧出溥儀、鄭孝胥、張景惠等一伙漢奸為其效力，然而，如果利用漢奸們當年的表演來證明偽滿洲國出于“民意”實在是虛弱、淺薄和乏力得很。

(四)盧溝橋事變第一槍系“中共所為”

日本發動“七七事變”，繼而傾國力、財力和軍事力全面侵犯中國，其十足的侵略性質早已昭然天下，本來無須憑盧溝橋事變的“第一槍”來斷定。然而，中村氏為了給這場侵略戰爭戴上“自衛”的桂冠，竟在“第一槍”問題上大做起文章來。

他稱:

犯人是誰呢?就是劉少奇手下、以隱蔽共產黨員身份進入中國軍隊(指第二十九軍)的副參謀長張克俠，是他制定了同日本積極作戰的計劃。

中村的“根據”是1987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盧溝橋事變風云篇》一書。

中村稱這本書中記有:

秘密共產黨員張克俠進入中國第二十九軍，任副參謀長，計劃了同日本的戰爭，所以，同盧溝橋事變有關系。

那么，《盧溝橋事變風云篇》究竟是如何記述的呢，不妨引用如下:

1937年四五月間，二十九軍研究制定了對日抗戰的具體作戰方案，……二十九軍參謀長張越亭根據國民黨政府的主張，提出了一個“必要時撤出北平，保存實力，以待全國抗戰”的消極方案。二十九軍副參謀長、中共秘密黨員張克俠不同意，另外擬定了一個以攻為守的積極方案，將二十九軍十萬大軍編成幾個集團軍，分為天津、北平、察哈爾三個戰區，以保定地區為總預備隊集結地帶，一舉擊敗日軍在華北的兩萬兵力，然后集中全力挺進山海關，收復關外領土。

這個方案經中共北方局同意后，上報給宋哲元，宋哲元也極為贊賞，命令張克俠按此方案積極準備。

中村氏抓住這段話就聯想臆斷起來：當時中共北方局負責人是劉少奇-張克俠是中共秘密黨員-張克俠搞了一個以攻為守的積極方案(中村文稱“同日本積極作戰的計劃”)——盧溝橋“第一槍”系中共所為。

他為自己有此“重大發現”和“重大突破”分外興奮，自詡道:

在日本，我的書(指《走向大東亞戰爭之路》)恐怕是首先提出這個問題。(以上見第25~26頁)

當然，中村氏的主觀臆斷絲毫不能改變盧溝橋事變的侵略性質。人們知道，當時的日本軍隊屯兵華北，頻繁演習，不斷尋釁滋事，興兵侵略早已箭在弦上，為中外各界所洞明。作為中國軍隊當然不能坐在家里任人宰割，制定一個積極抗戰方案乃是軍人之天職，無可非議。況且，這一積極方案同“第一槍”根本沒有什么必然聯系。

另外，綜觀中日雙方以及各方面的史料也證實，策劃“第一槍”的當事人乃是日本天津特務機關長茂川秀和，其本人也直言不諱地承認，“七七事變”的第一槍“是日本放的”。中村氏抓住張克俠搞的“積極抗戰方案”大做文章，正說明了其人為了翻侵略戰爭案而不惜任何手段罷了。

(五)“中國事變”的目的不是領土要求

中村氏認為:

中國事變究竟是為了什么呢?絕不是為了中國的土地，更不是為了占有中國，而是為了要求蔣介石放棄容共抗日的政策。

他稱:

汪精衛的南京政府成立后，日本政府一直等了8個月才承認這個政府，為的是希望蔣汪合作，反共和平。

日本近衛聲明(1938年12月22日)也“表明了對中國沒有其他意圖”，只是希望中國方面“與日本攜手反共和平”。

最后，中村氏結論稱:

我再重復一遍，日本期盼中國的是汪蔣合作，建設安定統一之中國，并同日本經濟提攜，這是日本的愿望之所在，除此再無其他，對中國領土的要求一次也沒有。
日本的目的不在于商業問題，而是在于安定中國的秩序，建設一個安定的中國，與日本經濟提攜，繼而建設一個安定的亞洲，這才是日本的意愿所在。(第32~33頁)

中村氏上述腔調，我們一定不會感到陌生，只要翻一翻30年代日本政府的官方文書、詔書、聲明之類，就可以找到類同甚至一模一樣的注腳，當然，也就不值得一駁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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