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讀者讀文章，總是誤解了文章的指向意義，而且喜歡從政治層面來判斷文章的優劣，當然會出現誤解誤讀。

倘若一個古人寫了一篇古詩，詩中出現了一些景物，而這些景物恰恰是統治階級不喜歡看到的，那么就有人評價這首詩，說這首詩是挑戰皇權的詩，是犯上作亂的詩，那么詩人就有可能被治罪。不管是蘇軾的烏臺詩案，還是戴名世的南山案，都有文字獄的意思，也都是對詩歌的誤解誤讀。很多官場的官員總是想獲得晉升之階，卻苦于沒人引薦，就想舉報身邊的一些名人，而這些名人大多寫詩作文，成為文壇的領袖，或者說成為詩壇的一朵艷麗的花。那么想要晉升的人就要往這些人身上潑臟水，按照現在的話說，叫做貶損名人，抬高自己，也叫做蹭名人的流量。倘若名人顧及他們，要和他們產生互動，哪怕罵他們兩句，也容易把他們罵出了名。魯迅先生是懂得這種道理的，叫做不罵不如自己的人，以免把他們罵出了名。官場一些居心不良的人總是想蹭別人的流量，就要在名人身上做文章，找他們的詩文，甚至扒著字縫找一些違禁字，用違禁字來說事兒，當然會給他們潑臟水，甚至把他們推上了絞刑架。官場向來如此，互相構陷；利益一致的時候，要互相維護。可是偏偏有很多給皇帝匯報的人，要從詩文里找反叛的根據，似乎發現了大秘密，要給皇帝告發，而被告發的人卻不明就里，不知道為何一兩句詩或一小段文章引發了皇帝的震怒。實際上皇帝向來忌憚那些寫詩作文的人，怕這些人挑起階級矛盾，或者說怕這些人打著民生的旗號，揭露階級矛盾，引發農民的不滿。

實際上這些人是書生，讀書很多，有可能沒有考取功名，只是在民間混日子，不是做書館先生，就是替人寫書信，或者做幕僚的人。他們有可能知道民生疾苦，要替老百姓代言，就有可能寫詩文諷刺現實。如果只是一個普通書生，當地的官員就有可能將書生逮捕歸案，下在大獄里，等待書生的親朋好友出錢來贖他。倘若書生失去了耿直的脾氣，就很可能不再寫詩文，而是老老實實教書，或老老實實給人寫書信，再也不替老百姓代言了。倘若書生有耿直的脾氣，就很可能死在大獄中。官員和獄卒不用負責，俗稱的這種死叫做“庾斃”，屬于一種正常的死亡，沒人負責。倘若書生是一個考中了的人，在官場混日子，沒事寫寫詩文，居然混成了文壇的領袖，就像唐代的韓愈、柳宗元那樣，又像宋代的歐陽修和蘇軾那樣，那么他們寫詩文就很可能觸及民生。因為他們書生時期就有修齊治平的理想，總是以天下為己任，要為民請命，而他們做官以后，看到民生沒有改變多少，老百姓仍然過著苦日子，就真的要為民請命。這種思想在詩文中透露出來，就很可能被拾遺或御史報告。倘若皇帝是個開明的皇帝，就很可能既往不咎，只是警告一下完事；倘若皇帝不是個開明的皇帝，是個昏君，就很可能治他們的罪，讓他們閉嘴，甚至把他們發配到邊疆，不讓他們在朝為官，那么他們書生時期讀書的辛苦就白費了。

縱觀文學史上的一些作家，大多有過被貶謫的經歷，其實他們是體制內的官員，擁有一定的話語權，卻偏偏要為民請命，以至于他們的文章被誤解誤讀，或者說很多人誤解了他們文章的指向意義，以為他們要挑戰整個統治階級，挑戰國家政權，實際上他們只不過要規范帝王的言行，要為國家做貢獻。指出社會發展的弊端，才可以糾正，倘若他們不指出，就覺得違背社會良心，起碼違背了自己的良心。作家本身就是社會的良心，要看到社會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同時要指出壞的一面，并不能只是對好的一面唱贊歌。當他們指出社會壞的一面的時候，就被皇帝誤解，被很多同僚誤解，甚至被誣告，被下在大獄中，被流放，有的甚至被砍頭。那么書生意氣再也不能揮斥方遒，再也不能為民請命，反而成了權力系統打擊的對象。古代的官員大多都能讀書寫文章，但能夠成為文壇佼佼者的為數不多。皇帝從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官員也從小接受教育，雖然很多官員是從民間出來的，參加科舉考試之后，考中了才成為體制內的官員，但他們珍惜自己的身份，珍惜自己的地位，哪怕在官場混日子，也不敢揭露社會的陰暗面，不敢直接給皇帝提問題，不敢指出皇帝的毛病，也不敢讓皇帝糾正自己的毛病。可是有些書生總是要為民請命，仍然抱著修齊治平的理想，寫文章的時候會站在老百姓的立場。

其實他們站錯了隊，應該站在官員的立場，起碼應該和皇帝宣揚的意識形態保持一致。可是皇帝和官員往往與老百姓對立起來，叫做官民對立的矛盾始終存在。寫文章的官員誤解了這種矛盾，認為指出皇帝的錯誤，就是為國效力，指出社會的陰暗面，加以治理，也算是對社會作出了貢獻。倘若明明看到饑民很多，餓死了沒人管，也沒人說，那么這樣的官員就覺得良心受到了譴責，民間的書生也覺得良心受到了譴責，他們要為民請命，要讓皇帝知道民間的生態，要讓皇帝賑災。可是各級官員層層捂蓋子，并不想讓皇帝知道民間的狀況。敢說真話的官員站出來，在文章中發牢騷，當然就會被其他的官員打擊，被皇帝打擊。即便皇帝知道民間的生態，也不想撥糧餉賑災，而說了真話的官員卻被打擊。相對于賑災的糧餉價值來說，一個官員的價值微乎其微。皇帝寧可罷免說真話的官員，也不肯撥糧餉賑災。有的皇帝撥了糧餉，各級官員層層截留，真到了災民手中，卻只換成了糠餅，而不是糧餉。有的官員寫了這種狀況，就被整個權力系統打擊，甚至完全被拋棄，還被治了罪。其實他的文章被誤解誤讀了，以至于這種風氣一直持續了上百年，延續到現在。很多人寫文章都不敢直抒胸臆了，不敢放開了寫，因為媒體會審核違禁字，而所謂的違禁字大多和社會熱點事件相關。有了違禁字審核，很多作家寫出來的作品就都是平庸的，并沒有多少創新性，當然也不可能憑借文學揭露人性的惡劣，更不可能憑借文學來振興國運了。

文章有多層次的指向意義，倘若只是從政治角度來理解，就一定造成誤解，甚至一定出現構陷的行為，等于給作者身上潑臟水。寫文章不容易，能夠有所創新，有所建設更不容易。應該保留作家的話語權，或者說讓作家充分發揮話語權，讓他們做出深刻的觀察和監督，而不能對他們的文章指向意義做單一化的政治評價。不然只會亂扣帽子，亂打棒子，弄得作家噤若寒蟬，也就沒有人敢說真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