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們去銀行辦個業務，變得越來越憋屈、越來越心累。取自己存的錢，得像犯人一樣接受盤問

好端端的銀行卡，說凍結就凍結；凌晨多點了幾份外賣，賬戶直接被鎖死。

反詐的初衷沒人反對，但當一個普通人走進銀行，迎面而來的不再是服務，而是審視、提防和無窮無盡的盤問——這件事就變味了。

2025年11月，律師周筱赟在山東東營建行取4萬元現金，柜員不僅追問取款用途，還調取他一個月前的轉賬記錄質問細節，最后直接報了警。

等了半個多小時，銀行又說聯系不上警察，表示可以取款。周筱赟的回應很干脆——不取了，直接起訴。

2026年2月，這起案件正式開庭，建行總行派出團隊應訴，他不要經濟賠償，只要兩個訴求：確認侵權，全國性媒體公開道歉。

周筱赟說過一句話：“反詐的初衷是好的，但基層銀行不能層層加碼，把所有的客戶當成犯罪嫌疑人來審問。”這話說得一點不重。

問題不在于該不該反詐，而在于反詐的“邊界”在哪里。央行當初規定的標準是5萬元以上需要登記，可到了基層，很多銀行把標準壓到4萬、2萬，甚至有些地方取5000塊就要被問一遍。

規定是規定，執行是執行，中間隔著一道“層層加碼”的鴻溝。

更讓人窩火的是被銀行系統“誤傷”之后維權無門的憋屈。有網友在社交平臺曬出一張反詐中心公章的證明，上面白紙黑字寫著銀行卡被凍結的原因是“主要是晚上凌晨點外賣次數較多被風控”。

聽起來像個段子，但它是真事。深夜餓了出去買個吃的，到了銀行風控系統眼里，就成了“非常規交易時段高頻小額支付”——和詐騙分子的試卡行為撞了特征。

還有人在支付寶喂雞、付了0.01元被封一年；有人長期同一時間在同一家店點外賣被凍結；有人半夜睡不著在拼多多買東西被叫去柜臺“解釋消費習慣”。

我自己看到這些案例的時候，最大的感受不是憤怒，是一種深深的荒誕——當一個普通人的日常消費會被誤判為犯罪預備動作，說明這套系統的精準度遠遠跟不上它攔截的范圍。

更麻煩的是解封流程。一旦被風控，往往得本人帶身份證跑柜臺，提交一堆證明材料，排長隊、填表格、等審批，一套流程走下來半天就沒了。

有用戶因為賬戶受限導致還款逾期、信用受損，這些代價誰來承擔？銀行系統按算法標記完就完了，用戶卻要花幾周甚至幾個月來修復生活的裂縫。

但把鍋全扣在銀行頭上，也未必公平。銀行夾在中間，日子同樣不好過。

自2022年《反電信網絡詐騙法》施行以來，反詐成了銀行“最高級別任務”，一些網點甚至被要求做到“零涉詐戶”，一旦出現涉詐賬戶，內部管理就縮緊一圈。銀行柜員每天都要在“不得罪客戶”和“完成考核”之間走鋼絲。

更深層的問題出在“錯攔無責、錯放追責”的制度邏輯。

湖南省政協委員謝沛吾在2026年湖南兩會上把這個問題點得很透：目前銀行對反詐執行的追責機制嚴重失衡——沒攔住可疑交易，柜員和網點要承擔連帶責任、面臨嚴厲處罰；

攔了正常客戶的交易，最多被投訴一下，不影響考核。這種獎懲不對稱，等于變相鼓勵“寧可攔錯一千，不可放過一個”。

一位銀行內部人員說得直白：被投訴就算了，萬一沒攔住出了涉詐戶，整個網點都得跟著寫檢查。兩個后果放在一起，換誰當柜員都會選擇“多問幾句”。

柜員本身的操作空間也極為有限。福建一家銀行的做法是把反詐任務壓到柜臺上，取現3萬以上要填《取現評估表》，十道“是否題”逐條勾選，最后一題是“是否是嫌疑客戶”，答案直接影響反詐中心會不會打電話過來。

反詐中心要求某個金額以上必須詢問用途，但不能告訴客戶這是反詐中心要求的，柜員只能硬著頭皮演一出“自愿盤問”的戲。

這個細節暴露出來的東西比任何分析都有力——柜員知道自己在為難客戶，客戶覺得自己在被無理對待，但雙方都不知道，真正的規則制定者站在層層制度背后，誰也看不見。

好消息是，政策層面已經注意到了這些問題，并開始糾偏。

2026年1月1日起，《金融機構客戶盡職調查和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記錄保存管理辦法》正式施行，“個人存取現金超5萬元需登記資金來源”的規定被正式取消。

這不再是一刀切地盤問所有人，而是“基于風險的差異化管理”——低風險情形簡化辦理，高風險交易強化調查。政策當天沖上熱搜，評論區一片叫好，可見積怨有多深。

不止如此。中國人民銀行相關部門負責人已明確表態，在電信網絡詐騙“資金鏈”治理過程中，人行高度重視精準治理，配合公安機關精準研判賬戶涉詐風險，不采取“一刀切”風險防范措施

并指導商業銀行健全風險防控告知義務，動態優化調整措施。這說明監管層對“過度反詐”的問題并非不知情，方向已經定下來了。

政策的初衷從未變過：守護老百姓的錢袋子。只是好的初衷不能讓老百姓覺得“被當成潛在罪犯”，更不能在基層執行中被扭曲成另一種權力的任性。

錯沒錯攔、精準度有多高、誤傷率能不能降下來——這些指標，比“攔截了多少筆可疑交易”更應該擺進銀行的考核體系里。

回看周筱赟的那句話：“銀行的初心是好的，但不能因噎廢食。”他要的不是4萬塊錢和一個勝訴判決，他要的是銀行管理層能真正正視“過度反詐”的問題，推動哪怕一點點的改變。

這大概也是所有普通儲戶的心聲：支持反詐，但拒絕被當成犯罪嫌疑人。守住錢袋子，更要守住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信任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