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作者（后排左一）在博士論文答辯會上與導師楊翼驤先生（前排左二）合影

先師楊翼驤先生已經離開我們15年了，2018年系他百年誕辰，對于他高尚道德情操和多方學術成就，學術界早有定評。今只就楊先生關懷與指教我的幾件事，略加回憶，一則以寄懷念之情，一則亦見楊先生教導之法。

1991年春，我即將研究生畢業，導師鄭克晟先生希望我留在南開大學古籍所工作。四月的某一天，鄭先生跟我說：“咱們去見見楊翼驤先生吧！”于是他領著我，去了北村楊先生家。爬上四樓，一位身材高大的長者打開門，鄭先生說：“楊先生，我領著衛國來看您了！”楊先生面帶笑容，熱情地將我們迎入書房，招呼我們坐下。楊先生跟鄭先生寒暄幾句，也問問我哪里人，在天津習不習慣，畢業論文做什么題目，讀過哪些書。盡管是第一次見楊先生，但絲毫不感到緊張，我也就老老實實回答楊先生的問題。大約過了一個多小時，我們準備離開時，楊先生對鄭先生說了一句：“衛國不錯。”鄭先生笑了笑，點了點頭。出來以后，鄭先生跟我說：“楊先生對你印象不錯，你留校的事情就定了。”這時鄭先生才跟我說，見楊先生算是一次面試。楊先生原來是古籍所創所所長，他退下來之前，推薦鄭先生接任。去楊先生家之前，鄭先生并沒有跟我說是面試，想必是擔心我緊張。7月畢業，就這樣我留在了古籍所，開始了大學的教書生涯。

當時古籍所辦公室在八里臺校區一座破舊的兩層小樓即第四宿舍樓里，一層是南開大學伙食科辦公地，二層是古籍所辦公室、資料室、會議室所在地。我當時住在三人一室的青年教師宿舍第十宿舍里，根本就沒有看書的地方，好在距古籍所不遠，所以經常去所里會議室看書。喬治忠老師也常去那兒看書，漸漸就跟喬老師熟起來了。喬老師非常勤奮，晚上在辦公室讀書到深夜，經常是不到關門時間不回家。喬老師如此認真，我也就不敢偷懶，向他學習，努力讀書。大概過了兩年，有一次喬老師問我對史學史有沒有興趣，想不想考博士。盡管那時候我還是史學史的門外漢，但上博士卻是我的夢想，當即表示如能讀博士，那就太好了。幾個月以后的某一天，楊先生來古籍所辦事，我正在會議室，見到楊先生進來，趕緊起身讓座。楊先生笑著對我說：“衛國在看書啦！”“基礎不大好，是想多讀點書。”我老實回答。楊先生說：“我知道你讀書認真，想不想考博士啊？”沒想到楊先生提出來讓我考博士，我當即表示要考楊先生的博士。楊先生之所以對我有這樣的印象，一定是喬老師的大力推薦。楊先生給我開列幾本史學史的書單，說復習考博看這些書就可以了。能得到楊先生的青睞，對我來說是莫大的鼓舞！于是我就趕快補課，加緊復習。

1994年9月，開始跟隨楊先生在職攻讀史學史專業博士學位。同一級的師兄有任冠文和張秋升兩位。當時楊先生已年逾七旬，腿腳不大靈便，依然風雨無阻，堅持給我們上課。記得第一堂課，他給我們三人各發一份《中國史學史專業入門閱讀書目》，書目凡11類，若海內外出版之《中國史學史》著作、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工具書與資料編年、史學理論書目、目錄學與目錄學史著作、史學史有關論文集、史評與歷史評論類著作、宋清人之史學考證著作、學術史著作、史家傳記、年譜、重要史家的序跋與文集等等全都包覽無遺。我們根據書單，逐一閱讀相關書籍，有問題則隨時向楊先生請教，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從而打下史學史的基本功底。值得提一句的是，這個書單隨后經喬治忠、姜勝利等老師的修改完善，現在成為本專業的入門必讀書單，代代相傳，成為我們培養學生的看家法寶。

1995年春節，我回湘結婚，事先楊先生問我內人姓名、在哪兒工作。回津后，我請幾位老師吃頓飯。楊先生與師母一同出席，并給我一個信封，信封上寫上我與內人的姓名，并祝“新婚大吉”！我打開信封，內裝200元整！當時我每月工資才97元，楊先生的工資也不過200元，他給的禮金竟然比我兩個月工資還多，大概也是楊先生一個月的工資了！楊先生生活很簡樸，并不富裕，卻如此慷慨！令我十分感動！唯有刻苦讀書，努力做好論文，方能不辜負楊先生的期望。

我很快就選定博士論文題目，以王世貞史學為研究論題，得到楊先生肯定。正在開始寫論文之時，我收到香港科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自從碩士畢業留校以后，當時受風氣影響，一直有外出念書的想法。1993年11月，在汕頭大學開會時，認識香港科大一位老師，他對我頗有興趣，香港科大哲學博士課程項目剛剛創辦，遂鼓勵我申請科大的博士課程。原準備申請1994年的計劃，但遞交時已經很晚了，遂延遲至1995年，科大情況當時并不明朗。在這期間，我考上了楊先生的博士生，沒想到1995年5月份竟然收到了香港科大的錄取通知書！收到通知書時，我不知怎么辦，根本不敢跟楊先生提及，遂向喬老師匯報情況。喬老師安慰我說：“這是好事，不用擔心，楊先生會同意的。”我還是不敢跟楊先生講。大概一周后，喬老師跟我說：“去見楊先生吧，他同意你去香港讀書了！”當我誠惶誠恐地坐在楊先生面前時，楊先生面帶笑容說：“聽說你收到了香港科大的錄取通知書，機會難得，還是去吧。這里你已經修完學分，只是寫論文了。去香港讀書時，抓緊時間把論文寫出來，推遲一年畢業也沒關系，但別放棄，否則很可惜。”我哽咽著說不出話，只是一個勁地點頭。

1996年元月，我去了香港科大人文學部，成為人文學部第一位內地博士生。盡管科大的學習十分緊張，修讀課程之余，還要承擔助教工作，每天都很忙，研究方向也并非史學史，但我始終牢記楊先生的話，一定要寫完論文，不能辜負楊先生的期望！于是，一邊完成科大的學習與工作任務，一邊努力收集王世貞的材料，時常向楊先生寫信或打電話匯報論文進展情況及所遇到的問題。先生每信必復，首先叮囑我注意身體，對我的問題則不厭其詳地解答。每當寒暑假回天津之時，我總是第一時間去看楊先生，匯報學習與論文情況，楊先生總是鼓勵有加。終于又花了兩年半時間，在1998年2月份，我把論文寫完了。因為當時楊先生有好幾位學生同時畢業，忙不過來，就請喬治忠老師協助指導。喬老師具體負責我的論文審核，他看稿十分細致，批改極其認真，多方給予指導，使我獲益良多。最后，楊先生親自審查了一遍論文，得到了他的首肯。1998年5月29日，在楊先生、施丁先生、羅澍偉先生、南炳文先生和喬治忠先生組成的答辯會上，我順利通過了答辯，終于完成了南開的學業，也從此奠定了我研究史學史的基礎。兩年半后，再完成香港科大的論文，盡管那篇論文并非史學史方向，因為有了史學史的基礎，使得我研究問題大大深入，論文也頗受好評。由此，我深深體會到，史學史不僅是一門專業，更有著方法論上的意義。

2001年元月，我從香港科大畢業，當即回到南開歷史學院工作。恰好當時歷史學院出版“南開史學家論叢”第一輯，楊先生的文集被收入其中。楊先生當時身體很差，已經無法自己編輯文集，遂以喬治忠老師負責編輯，我亦參與，最終編成《學忍堂文集》，200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這是楊先生學術論文的第一次結集出版，在學術界反響很大。楊先生的身體卻越來越差，2003年2月22日竟然駕鶴西去！記得當時在追思文章中，我這樣寫道：楊先生的《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學忍堂文集》以及和吳澤先生共同主編的《史學史辭典》，奠定了楊先生在史學史領域如山一樣的學術地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們唯有銘記楊先生的教導，將楊先生所開創的南開史學史專業發揚光大！

在楊先生百年誕辰之際，緬懷之時，我們應當如何精誠合作，繼承和弘揚楊先生所開創的南開史學史的事業，顯得尤為重要！或許這正是我們紀念楊先生的一個重要意義。

來源：《楊翼驤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