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在約旦河西岸，一名定居者虐待露西這條狗后，以色列人為它流下了可以理解的眼淚。
但他們依舊不把巴勒斯坦人當作一個個具體的人來看待，而是把他們視為被“亞瑪力”“恐怖主義”“人口威脅”等詞語標記、被去人化的一整個群體。“露西這條狗”的故事，確實令人震驚。在約旦河西岸阿塔拉村的一個院子里，露西被拴著。一名蒙面的定居者被拍到用棍棒殘忍毆打它。
以色列公眾對針對露西的暴力感到震驚，同情它所承受的痛苦，并要求為這條狗討回公道。以色列社會的同情能力似乎在這一刻達到高點；尤其當受苦的是無助的動物時，以色列社會對痛苦的反應幾乎是不言自明的。
露西事件不僅顯示出以色列社會確實存在同理心，也顯示出這種同理心是在極其清晰的邊界內運作的。這個社會可以迅速為一條狗或一只受傷的動物動員起來，但幾十年來，它也一直生活在這樣一種現實中：處于其控制之下的巴勒斯坦人被羞辱、被毆打、被驅逐、被殺害，而這一切并未引發真正的道德震蕩。
這并不是說以色列人缺乏感情或道德——露西事件恰恰說明并非如此。問題在于，他們的感情是有選擇性的，而且這種選擇性帶有致命后果。以色列人讓我想起托尼·索普拉諾，這個虛構的黑手黨人物可以毫不猶豫地殺人，卻會因為一匹賽馬被殺而情緒失控。
在以色列人的意識里，巴勒斯坦人不是一個個具體的人，而是一個集體。他們不被看作人，而是被視為一團非人的群體，被貼上“亞瑪力”“恐怖主義”“人口威脅”之類的標簽。
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兒童甚至都不能只是無助的孩子——他們一出生就被納入去人化的框架。
否則，很難解釋一個能夠對動物表現出如此強烈同情的社會，為什么能在加沙數以千計兒童死亡面前繼續照常運轉，而不發生道德崩塌。以色列已經在加沙殺害了超過17000名兒童和青少年——這是一個普通人幾乎無法真正理解的數字。
在以色列的公共話語中，巴勒斯坦兒童即便死后也不會被當作無助的受害者。以色列人沒有因此被喚醒良知，反而像是喚醒了內心的國家安全總局式盤問：這些孩子的父母是誰？他們當時為什么會在那里？這些孩子將來可能會變成什么樣的人？
僅僅因為他們是巴勒斯坦人，他們就被剝奪了那種自動獲得“無辜”身份的可能；而這種身份，以色列社會幾乎會立刻賦予動物。
針對巴勒斯坦人的這種暴力和去人化，并不是從加沙戰爭才開始的。即便是在所謂相對平靜的占領時期，日常現實也包括檢查站、夜間突襲、逮捕、羞辱和持續不斷的暴力，而這一切都未能真正撼動以色列社會的良知。
18歲的以色列青年，以及成年預備役人員、身為孩子父母的人，被派去對與自己孩子同齡的兒童實施行政拘留，毆打那些年紀足以做自己祖父的人，讓老人們在檢查站一等就是幾個小時，并拖延對絕癥患者醫療批準的發放。
在以色列公眾眼皮底下，約旦河西岸的定居者暴力已經發展到駭人程度，但幾乎沒有引發真正的震驚。巴勒斯坦村莊被縱火，橄欖樹林被連根鏟除，住宅和商鋪被焚燒，家庭在深夜遭到襲擊，牧羊人被趕離土地，巴勒斯坦人的牲畜被屠殺。
對大多數以色列社會成員來說，這一切不過是背景噪音。
以色列人可以愛狗，也會對虐待動物感到震驚，卻不會對大規模殺害巴勒斯坦人、不會對一名老人在寒冷中被鎖鏈束縛致死、也不會對加沙數以千計被殺害的兒童感到震驚，而這些人沒有一個比可憐的露西這條狗更不無助。
由于占領，以色列的邊界沒有限度，但以色列人的良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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