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一年前爆發、成員構成多元的抗議運動——黃背心——中的一群人和他們的家人，在一個諸圣瞻禮日的假期里動手搭建一間木屋。那天是星期四，正好把工作周切開，許多巴黎人也借機把它過成了一個長周末。黃背心選擇搭建木屋的地方，是一片毫不起眼、荒蕪貧瘠的空地，幾乎可以被看作北部郊區那些常見棕地所承載的去工業化景象的隱喻。巨大的牽引卡車停在木屋四周，司機們睡在前排座位上，像是在為它提供某種保護。

這象征著：在去工業化城鎮的廢墟之上，在那些失去了郵局、面包店、學校和其他核心公共活動的空心村落里，社區正在被重新創造出來。在這里，我們能看到，人們面對面聚集、共同投入勞動，如何幫助形成一種更具進步性的政治路徑，并對抗圍繞貧困與健康不佳而來的羞辱感。對互聯網的依賴，為陰謀論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而陰謀論又進一步成為激進保守思潮生長的溫床。

法國各地的黃背心團體，很多都來自城市邊緣地帶。在塞納——圣但尼北部郊區及其周邊，我見到了許多黃背心成員，也參加了來自德朗西、歐貝維利耶、拉庫爾訥沃、蒙特勒伊、龐坦、皮耶爾菲特和熱訥維利耶等地區的團體會議。這些地區在歷史上都屬于工人階級的市鎮，也就是所謂的“紅帶”。

還有一些黃背心團體占據了更遠一點的環島，比如邊緣工人階級地區的購物中心，或者更遠一些、帶有半鄉村性質的瓦勒德瓦茲。后來，我又去拜訪了一些我在巴黎那些喧鬧示威中認識的黃背心成員。他們從圖盧茲、蒙彼利埃等地驅車8小時，趕來參加周六下午的抗議。很多人同樣住在主要城鎮的外圍地帶。

在巴黎北部郊區熱訥維利耶，20世紀60年代，人們修建了一大片新月形的高層保障性住房，用來安置數以千計的居民，其中很多是移民，他們此前住在被稱為“棚戶區”的非正規聚居地。如今，“這里的失業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每4個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貧困之中”。

2017年10月，也就是黃背心匯聚巴黎的一年前，馬克龍發起了一場面向失意工人階級的溝通行動。一方面，他試圖為許多人眼中“給富人減稅”的政策辯護；另一方面，他也介紹了自己幫助低收入群體的新計劃。即便在那時，距離馬克龍第一個任期開始也不過幾個月。路透社當時寫道：“在巴黎郊外的郊區熱訥維利耶，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關于幫助窮人的承諾遭到了嘲諷。正是在這個灰暗的工人階級社區里，這位前投資銀行家本周推出了他的反貧困計劃，而他也正努力擺脫‘富人總統’這一標簽。”

一對中年夫婦娜塔莉和帕斯卡爾·迪拉爾，對報紙記者說的話，聽起來像紀錄片《謝謝老板》里的主人公：

他們失業后，被迫放棄了自己的公寓。如今，他們和十幾歲的兒子一起住在帕斯卡爾年邁的父母家里，靠每月400歐元生活。50歲的娜塔莉在馬克龍到訪期間、防暴警察驅趕抗議的工會人士時說：“反貧困？對不起，可我看看我們的處境，只覺得好笑。”

她還說：“我對他的問題就在于，他幫助的是富人，不是我們這樣的小人物。我們就只能走投無路。”2019年，我到訪了熱訥維利耶一座新建的大型明亮社區中心。黃背心成員會在那里與社區居民和這位市長見面。也正是在這個如今已成為倉儲、貨運和其他物流中心的地區，那間木屋出現在一片雜草叢生的廢棄空地上。那塊地位于高速公路出口之間，卡車司機常把那里當作休息區。

參與搭建木屋的黃背心成員構成多樣。當地物流園區的卡車司機看上去非常支持這次活動，其中一些黃背心成員就來自那里。此前在其他“黃背心”活動中，我也見過并采訪過這家園區里的工人和管理人員。干活的大多是一群男性。其中一人是一位離異廚師，穿著寬松、略顯邋遢的藍色牛仔褲，如今住在離巴黎7小時車程的地方。按照子女探視安排，他把自己5歲的女兒也帶來了，讓她在空地上玩耍。

另一位搭建者看上去30多歲，身材結實，手臂上滿是紋身，留著平頭。第三位則是一名氣質不凡的退休男子，銀發閃亮，眼神里透著神采。他整個人顯得格外有活力，顯然是這個強調橫向組織的行動團體中備受敬重的一員，即便未必是領頭人。談到黃背心社區的形成時，他告訴我，自己強烈反對工會，但同時也有長期參與左翼組織工作的經歷。

一名30多歲的卡車司機也在現場，按美國人的說法，他屬于“有色人種”。他的女友似乎是法國本土家族出身，兩人都登高作業，固定天花板上的椽木。一對退休夫婦看起來也像是法國本土出身，他們從法國南部開車趕來，坐在木屋里的長椅上，和正在修屋頂的卡車司機開著玩笑。

還有一位年長女性，身形瘦削卻動作敏捷，看起來大約60歲出頭，留著一頭長長的黑發。她正爬在木屋外側的登高架上，把屋頂橫梁敲進固定位置。我猜她可能是拉丁裔，也可能有阿拉伯背景，但我不能問這種問題，尤其是在那樣的場合。

木屋旁邊堆著一大摞原木，那些木頭是附近某個友好來源捐贈的，或者也可能是悄悄借來的。干活的人頗為自豪地告訴我，不必說得太具體，他們幾乎能從任何地方弄到任何材料。一些看起來像工人階級法國后裔的年輕母親正在生火，準備烤那種本地超市常見、社區燒烤里也經常出現的細長香腸。

火堆旁散落著幾箱果汁和薯片，我也往那堆東西里添了一些薯片和飲料。女人們一邊照看在空地上跑來跑去的孩子，一邊給他們喂東西吃。孩子們玩耍的小木屋也已經搭好了，那是一間小屋，在英國過去常被叫作“溫迪小屋”，名字來自《彼得·潘》的故事。

大概是因為我和一位來自圣但尼、受邀來參與搭建的黃背心成員一起到場，當我說明自己的研究后，大家都接納了我。他們愿意和我交談，但不提供姓名。我也格外小心，沒有拍照，也沒有提出可能讓人不舒服的問題，因為整個活動雖然看上去歡快而無害，卻并不合法。

接下來的10天里，木屋內外舉行了野餐和晚間聚會。隨后，正如大家所擔心的那樣，警方突然開著起重機和推土機進入環島，摧毀了這些木屋。后來有人告訴我，他們最終還燒掉了那間主木屋。其他地區的木屋有的能存在好幾個月，因此熱訥維利耶的黃背心成員對警方這么快就到來感到震驚。讓我意外的是，我聽到人們帶著懷念談起那一周的團結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