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黑衣母親”組織的核心成員在以色列北部收起標語，停止呼喊。她們既疲憊，又帶著滿足，因為她們相信自己贏得了一場社會意義上的勝利：不再讓任何一位以色列母親的兒子死于對黎巴嫩南部那場“愚蠢且毫無必要”的占領。
而在邊境另一側，數百名黎巴嫩婦女也在慶祝。她們是什葉派組織真主黨和阿邁勒運動武裝人員的母親，懷著相似的心情感到欣慰。她們相信，自己那些被教育去殉難的兒子的犧牲，給敵人造成了其最大的軍事失敗：以色列無條件、倉促地撤出那片20年前從她們手中奪走的土地。
以色列第一次入侵黎巴嫩南部始于1982年6月6日。除純粹的軍事原因之外，這場入侵的主要動因之一，還在于3年前以色列與埃及簽署那份意義重大的和平協議所引發的政治效應。
時任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的這場冒險押注，最終顯露出失敗跡象。它削弱了他試圖領導的溫和派力量，反而刺激了激進且排他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
在當時，這一運動的代表人物是現任政府首腦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的兩位思想啟發者：摩西·卡察夫，一名塞法迪猶太人，但出生于伊朗；以及將軍阿里埃勒·沙龍。1983年，卡漢委員會認定，沙龍應對貝魯特南部薩布拉和夏蒂拉巴勒斯坦難民營數百人遇害一事負責。
那場占領還讓以色列付出了高昂的政治、軍事、經濟和社會代價，卻幾乎沒有得到什么收益。超過250名士兵在戰斗中死亡，其中大多數死于1985年之后。
就在那一年，由西蒙·佩雷斯領導的政府決定在利塔尼河以南設立一條“安全帶”，并與黎巴嫩馬龍派基督教民兵領導人安托萬·拉胡德將軍共同管理該地區。
也是在1985年，接受伊朗訓練并受敘利亞庇護的什葉派宗教人士成功整合了這一教派的各支武裝分隊，催生出真主黨。十年后，這支民兵組織在反抗以色列占領的武裝斗爭中居于主導地位，并得到整個分裂的黎巴嫩社會的支持與喝彩。這場軍事勝利建立在細致的游擊戰與有效宣傳相結合的基礎上。它使真主黨得以繼續成為黎巴嫩唯一的武裝組織，并進一步轉變為該國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力量。
2009年，真主黨首次進入政府。9年后，它贏得議會選舉。這個國家內部有三大彼此對立的教派，而1975年至1990年的內戰遺緒至今仍未真正化解。
那場軍事失敗過去25年后，內塔尼亞胡領導的猶太復國主義聯盟決定再次采用一種戰爭策略。多位以色列及國際歷史學家都將其稱為“沙龍的大錯誤”。
誠然，地區局勢已經不同，而且看上去更有利于猶太復國主義的擴張訴求。真主黨武裝派別“伊斯蘭抵抗”如今似乎更為脆弱，因為它失去了兩個主要靠山：伊朗革命衛隊已被逐出敘利亞，并與美國和以色列陷入一場消耗戰；而大馬士革政府則掌握在一名前“基地”組織極端派領導人手中，此人如今已與華盛頓和利雅得結盟。
此外，以色列軍隊還控制著戈蘭高地上具有戰略意義的敘利亞領土，背后有俄羅斯支持，也得到那位已被重新包裝為總統的薩拉菲派人物表面上的默許。以色列至少從表面上看，也通過對加沙的種族滅絕和占領，壓低了巴勒斯坦方面的威脅。
潛在的危險同樣存在。這種危險與30年前促使“黑衣母親”以及其他猶太公民社會團體起來反對猶太復國主義擴張計劃的因素頗為相似。
伊朗發起的無人機和導彈襲擊，暴露出以色列防空體系在面對大規模、持續性攻擊時的缺陷。這個體系需要消耗數量驚人的導彈。真主黨在以色列軍隊對黎巴嫩南部發動第一輪打擊后，依然顯示出自身的生存能力；哈馬斯則在加沙遭遇嚴重打擊與破壞之后，展現出韌性。
在敘利亞，反對總統艾哈邁德·沙拉的武裝組織開始恢復元氣。它們得到土耳其的低調幫助，也得到克里姆林宮以及波斯灣一些王公和宗教人士的支持。后者對本國政府在霍爾木茲面對以色列和美國發動的侵略時所持立場感到憤怒。
以色列軍隊在空中力量和技術上的優勢無可爭議。但軍事專家警告說，一旦陷入長期地面戰爭，并且多條戰線同時開啟，以軍很可能會面臨可預見的困難。
根據國際戰略研究所的數據，以色列現役軍人有178000人。如果能夠完成全部預備役動員，還可再增加約460000人。
但外界認為，這一兵力規模仍不足以應對對黎巴嫩的長期占領、敘利亞戰線可能出現的變化，以及巴勒斯坦武裝力量可能的再度抬頭。除此之外，還要面對伊朗的無人機、也門胡塞武裝的導彈，以及極端主義恐怖活動。
雙方的母親都明白這一點，也都在為可能接連出現的棺木做準備。就像30年前那樣，只不過她們對“犧牲”一詞，各自有著不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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