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記者 謝蓮 編輯 胡杰 校對 李立軍

一位年逾八旬的英國人類學家，在中國社交媒體上意外成為“頂流”——這聽起來像是一個文化誤讀的趣聞，但艾倫·麥克法蘭的故事遠不止于此。

劍橋大學人類學教授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在中國社交平臺開號僅一年便吸引了超220萬粉絲。他的視頻沒有華麗的剪輯，沒有刻意的煽情，只有一位白發長者對著鏡頭，用溫和的英式口音談論教育、焦慮、人際關系與生命意義。

然而，正是這種平等而真誠的對話方式，撫慰了許多壓抑、困惑的年輕人的心。許多人稱他為“萌爺爺”，也有人稱之為“精神樹洞”“人生導師，”麥克法蘭本人則說，“本質上我只是中國年輕人的一個朋友。”

在他看來，自己受中國網友喜歡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他對中國文明的深度理解——他到訪中國超過20次，足跡遍布大江南北；作為人類學家，他研究東西方文明數十年，寫作了許多關于中華文明的書籍；甚至在他的童年記憶里，都有中國護士的溫柔面孔。

5月中旬，麥克法蘭在劍橋附近的家中接受了新京報記者的連線采訪。坐在谷倉圖書館書架前的麥克法蘭身穿呢子大衣，頭戴一頂黑色帽子，兩鬢白發清晰可見。剛打開攝像頭，他就露出了溫和的微笑。

這正是過去一年時間內中國網友所熟悉的“麥教授”形象。他坐在數千本書前面，基于自己的人生閱歷和對中西方文明的理解，一個一個回復中國網友的困惑。

而在這場與新京報記者的對話中，麥克法蘭剖析了中國年輕人焦慮的根源：經濟下行、人工智能沖擊、社會等級體系的變化、婚戀與親子關系的重構……他提醒他們，這種焦慮以及意義確定性的喪失并非中國年輕人獨有，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有，現在的世界各地也都有。

“這些不是什么新鮮事，我們人類能應對。但最好的應對方式是試著去理解它，理解‘我為什么會有這種感覺’，然后采取行動。”“每一個障礙都是機遇”——這是麥克法蘭最喜歡的一句中國哲思，也是他送給中國粉絲的贈言。

▲麥克法蘭在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受訪者供圖

“我努力做的只是和朋友聊天”

新京報：首先，能否聊聊你在中國社交平臺上的經歷？你開通賬號僅一年就收獲了超過220萬粉絲，每一條視頻下都有成百上千條非常真誠的長留言。對于這樣的“走紅”，你感到意外嗎？

麥克法蘭：豈止是意外，我簡直感到震驚。這是非常不尋常的經歷。我作為學者的一生，受眾其實一直非常小。寫一本書，幸運的話有1000個人會買，而他們未必都會讀完。作為教授講課，聽眾也就幾十人。或者，可能還會帶幾十個碩士、博士生。但整體面向的群體是比較小的。

我曾經在YouTube上做過實驗，觀眾會多一些，有時候幾百人，但依然很小。所以在中國社交平臺上的這段旅程完全出乎意料。這要感謝我的同事，她做了所有的辛苦工作才讓這一切成為可能。如果你在十三四個月前問我這事會不會發生，我會說“不會”，我會說“就算把你推上去，能有幾個人看？大概也就是我的一些朋友吧”。

對我的人生來說，這也是一種巨大的賦能和連接。我只是在說話，但通過這些平臺，我的話可能被幾十萬、幾百萬人聽到。這一切都太神奇了。

新京報：你知道在中國社交媒體上，你被起了很多昵稱嗎？比如“萌爺爺” “英國鄧布利多”，還有人叫你“精神導師”，覺得你是最懂中國的西方學者。這些稱呼里你最喜歡哪個？你覺得自己在扮演人生導師的角色嗎？

麥克法蘭：第一個昵稱“萌爺爺”很久以前就有了，你提到的這三個里面，我喜歡被中國粉絲稱為爺爺。作為《哈利·波特》迷，被比作鄧布利多讓我很受寵若驚——那是個很棒的角色，演員也演得非常出色。他非常智慧、博學、樂于助人，又不強加于人，所以被看作鄧布利多很好。“精神導師”排在最后，因為這個責任太大了——我不可能做中國年輕人的精神導師。

實際上，我也沒想過“要不要做人生導師”這個問題。我努力做的只是和朋友們聊天。我的朋友恰好在中國的居多，而且大多是年輕人、女性、受過良好教育。我只是和他們聊很多，并沒有把自己樹立成他們人生的指引者。

我更愿意作為一個朋友——當他們問我問題時，我真誠地嘗試回答，借鑒我在西方的人生經驗，分享我對比了解到的中國和西方。所以“導師”只是一個副產品。如果我成了什么導師，那也只是意外。我本質上只是中國和中國年輕人的一個朋友。

新京報：你自己分析過走紅的原因，比如學術背景、學科訓練、對中國的興趣，甚至你的英式口音。但我跟你的幾位粉絲聊過，他們都說最重要的原因是：你和他們說話的方式是平等而溫和的，沒有“爹味”。你覺得這是來自人類學家的訓練，還是你本人的性格？

麥克法蘭：你提到的這些原因都很重要。如果沒有我團隊出色的管理，我肯定不可能成功。我也認為，我非常了解中國，這是絕對必要的。如果我只是一個西方學者，沒法把我在西方的經驗和建議跟我在中國訪問、閱讀中學到的東西聯系起來，那肯定行不通。

有很多研究中國的人——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經濟學家——但他們大多沒有那種與中國年輕人深交、一起旅行、在多所大學做訪問教授的豐富經歷。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外國人，在我這個年紀，我已經盡可能了解中國了。這意味著我可以把我的建議放在中國年輕人能夠聯系到他們真實生活的語境中。這是關鍵。

至于“爹味”，你說得完全對。我試著從我了解的中國經驗出發——我知道中國是一個延續了幾千年的文明，在孔子的哲學里體現得很清楚。它是一個等級制文明，基于上下級關系，類似于日本那樣的垂直社會。在過去一兩代人里，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現在正在接近平等。

你問這是出于人類學還是我的性格，我想兩者都有。我小時候上了一所很好的學校，從那里開始我就被告知：我不比任何人強。我的家庭可能足夠富有讓我上好的學校，但我也只是一個普通男孩，并不比一個出身沒那么優越的孩子強。我也不比印度、非洲或中國的任何人強。我只是幸運。我沒有什么特別擅長的事，學業中等，體育還行，但藝術手工都不行。所以我很快學會了謙卑。我的姐妹和母親都比我聰明，所以我學會了尊重女性。我碰巧到了現在的位置，不是因為我有多了不起，而是因為我努力工作、有好朋友、有好妻子。

人類學也很重要，因為它的基礎是：人類在最深層次上，跨文化地域都同樣聰明、情感同樣復雜、社會意識同樣敏銳。如果你認為存在某種種族或其他方面的優越性，你就不可能是一個好的人類學家。

最后是我的性格和家庭。我的母親以善意和尊重對待我，沒有溺愛我。她在我小時候給父親的信里寫：“艾倫沒救了，六歲了還不會讀書……”她并沒有告訴我有多聰明——我確實不聰明。這很核心。在社交平臺的評論里，很多人說：“我的父母總覺得我什么都不懂，我的老師、教授也是。但我遇到一個能平等地跟我說話的人，那真是我的榮幸和美好的經歷。”

▲麥克法蘭和劍橋國王學院的徐志摩詩碑，他是這塊碑的保管人。受訪者供圖

“最好的方式是理解這個時代的動蕩”

新京報：很多中國讀者了解你，是通過早年間的一本書《給莉莉的信》，莉莉是你的外孫女。有人說，你在社交平臺上的視頻就像是“給中國年輕人的信”。你怎么看？兩者有什么異同？

麥克法蘭：我這里就有《給莉莉的信》這本書，實際上我寫了很多類似的書，包括給中國年輕人的書。這個系列的想法來源于一位朋友，他讀了我很多很長的書后說：“艾倫，不行，光寫帶很多腳注的長篇大論沒用。我們需要簡化，直接對話。你為什么不用信的形式，把你人生中學到的東西寫給某個人？比如寫給你的外孫女？”

莉莉是我的外孫女，那時大約十七八歲，剛從澳大利亞回來。她非常可愛、聰明，喜歡畫畫——她現在是個畫家。在我朋友建議后，我覺得這是個絕妙的主意。我想到了那些我少年時在學校和朋友討論過的問題，比如“上帝是誰”“為什么有痛苦”“什么是戰爭”“什么是民主”“為什么家庭這么難處”。 我要向自己提出這些青少年會問的關于生命意義的問題，然后盡我所能回答它們。這就是這本書的緣起。

我認為那是我現在在社交平臺上所做事情的模式。社交平臺上是關于各種主題的簡短講話，但理念相同。很多人在問關于人生的存在主義問題，我和他們說話的方式，就像我對莉莉說話一樣——她在各方面和我都是平等的。我的中國年輕朋友們，也是像莉莉一樣在尋找著什么的人。如果把人生想象成《西游記》，我在這條路上走得更遠，活了更多年，所以我至少可以告訴他們我自己的經歷，鼓勵他們還有希望。

新京報：根據你過去一年和中國網友的互動，你觀察到中國年輕人最關心哪些問題？是教育、就業，還是關于生死的大問題？他們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困惑？

麥克法蘭：首先，我并沒有收到很多關于生死的問題。生命的意義當然重要，但它與教育、就業、人際關系相關。這三者是混在一起的。有些問題更強調某一個，但它們都是一個整體的一部分，背后是焦慮和意義確定性喪失的問題。

談及這些問題時，我首先會提醒他們：這不僅僅是中國的現象。全世界都是如此——英國、法國、美國都有同樣的不確定性、焦慮、對未來的擔憂。但我認為，中國年輕人的焦慮也有其特殊的味道。

在過去一個世紀里，中國人一直在奮斗和拼搏。20世紀上半葉對抗外國侵略和貧窮。新中國成立后帶來了新的確定性，有了清晰的愿景。然后從鄧小平時代開始，中國經濟發展非常快，一年比一年好，就業充分，只要努力勤奮就能過上舒適、有保障的生活。

除此之外，中國還面臨著深刻的文化和知識變革。例如，男女關系的重新調整，導致了很多關于婚姻和長期關系的問題。從一個由父母安排婚姻的世界，到一個個人選擇婚姻的世界。親子關系也在變，“父母安排你的人生”的假設正在消失。師生關系也在被人工智能挑戰，教育受到挑戰。就業方面，舊的“鐵飯碗”模式已經碎片化。

所以所有關于穩定性的假設，都正以閃電般的速度、在一代人之內受到威脅。因此，人們真的不知道此刻在發生什么，未來會怎樣。他們甚至彼此不理解。我記得幾年前，我一個22歲的中國朋友對我說：“我不理解比我小兩歲的人。他們的世界和我完全不同，我無法跟他們聊天。”現在可能更是如此。

但我在歷史上見過很多次這樣的動蕩。作為歷史學家的好處就是可以說：人類曾一次又一次經歷過這種動蕩。回到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也是同樣的混亂，關于上帝、社會階層、生命意義的假設都在被挑戰。這不是什么新鮮事，人類能應對。但最好的方式是試著去理解它，理解“我為什么有這種感覺”的原因，然后才能采取行動。否則，就像面對一場要吞噬你的海嘯，不理解恰恰會導致恐慌。

▲麥克法蘭和夫人薩拉在中國重慶參加活動。受訪者供圖

“中國年輕人身上的尊重和平等讓我印象深刻”

新京報：通過這種交流，你對于中國年輕一代是否有了一個清晰的畫像？你認為他們和西方的年輕人有什么相似之處，又有什么不同之處？

麥克法蘭：要比較中國年輕人和西方年輕人，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我對西方青年的了解也僅限于英國人，以及一些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但中國年輕人有一點讓我印象深刻：那就是他們在交流中所體現的尊重、開放、誠實和信任的天性。

尊重是我提到的中國社會等級體系的一部分，但真正讓我驚訝的是，中國人在尊重和平等之間取得了平衡。我的學生、像你這樣的朋友、我所有的年輕朋友都很尊重我，他們聽我說話，認真對待我。

另一方面，他們也會對我說的內容表示異議，但會以平等的態度來對待我。和他們交流，我很快就忘記了年齡或性別的差異，我們只是作為朋友在進行跨文化交流。而在英國，總體而言，很多年輕人并不真正尊重老年人，他們對老年人的生活不感興趣，也不覺得老年人能告訴他們什么。在家庭內部或陌生人之間，如果一個20歲的英國人遇到一個七八十歲的人，他們不會指望從對方那里學到什么，不會期望發生有意義的對話。他們覺得，老年人不懂年輕人的世界，不知道當紅歌手、電影明星，不能聊最新的文化時尚、服裝或很多對他們重要的事情。

這也是為什么我在YouTube上得到的回復語氣與在中國的社交平臺截然不同。YouTube上的評論興趣低得多，參與度低，尊重也低。偶爾有人說“我喜歡這個”或“我不喜歡這個”，或者“你為什么告訴我這些？”等等。

此外，我對中國年輕人產生了更高的敬意。一個原因是他們對世界的了解。我聽過一個關于美國的笑話，有一位作家說：“對外戰爭是上帝設計來教美國人地理的方法。”換句話說，只有當美國與伊朗或阿富汗作戰時，美國人才會想起查看地圖，看看這些國家在哪里。在此之前，他們對此毫無概念。

但中國社交平臺上的中國評論者充滿了知識，他們會談西方的思想、制度，會對此進行對比。他們讀過很多西方經典，了解西方文學，譬如莎士比亞、簡·奧斯汀。他們了解一些歷史和文化，對西方感興趣。而我們西方人對中國幾乎一無所知。可以說，西方的年輕人在某些方面也很棒，但我認為中國年輕人更優秀。

新京報：你在五四青年節的特別節目中，把中國年輕人比作竹子——在狂風中彎曲，但風暴過后又挺拔起來。這個比喻給很多壓力大的年輕人帶來了安慰。是什么啟發了你？

麥克法蘭：當我被要求談論這個話題時，我突然想到——很久以來，我意識到描述中國和東亞部分地區的一個方式就是“竹子文明”。

竹子的一個特點是：它非常強韌，根系發達。另一個特點是它不僅會彎曲，而且有儲備，與其他竹子連成群體。所以它彎曲時不會折斷，因為它是中空的，然后它又會挺起來。中國就像這樣——不僅是個體，比如“躺平”后又站起來，而且整個中華文明就像竹子。歷史上它曾被種種磨難壓垮過，但每一次都挺了回來。五千年沒有被摧毀，是唯一延續至今的文明。這是因為它的靈活性、內在力量和強大的根基。

中國年輕人也是如此。他們可能會感到沮喪，覺得生活沒意義，但這不會是永久的狀態。他們可以反彈回來，找到新的未來。如果你面對看似消極的事情，要意識到，所有困難也是我們能從中學習的東西。

▲5月15日，艾倫·麥克法蘭在家中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視頻截圖

“中國哲學的很多原則對現在的世界更有利”

新京報：你經常引用中國諺語和古典哲學，比如提到了孔子、《西游記》之類。你讀過很多中國古典著作嗎？有特別喜歡的中國哲學家嗎？

麥克法蘭：我讀得太少了。如果能重新開始我的人生，我會讀更多。中國保存了豐富的詩歌和哲學，我只讀了1%。即使那1%也很困難，因為很多唐詩有大量典故。但我確實讀過一些，并發現它們非常鼓舞人心。孔子大概是我最推崇的哲學家，我讀過一些《論語》。

我來自一個相當年輕的文明，英國只有一千多年歷史。西方思想源于希臘，只有兩千多年，比中國短得多，也淺薄得多。譬如英國在1500年以前的著名詩人只有那么幾個，而中國同一時期有上萬個。

在哲學上，中國的哲學提供了另一種世界視野。它不是二元的，一切都在一個連續體上，答案通常在中間，就像孔子和孟子的中庸之道。這是更好的生活方式，而不是非此即彼。所以我越來越被這些思想所振奮。

另外我還被道教影響。我們生活在一個物質主義的世界，科技或多或少消除了精神維度。而中國的道家哲學暗示，有許多我們不了解的力量和原則，自然和人類不是對立的，而是共存的。所以說，中國哲學有很多原則對我們現在的世界更有利。

新京報：你出生在印度，當時正值二戰期間，后來回到英國受教育，并在尼泊爾、日本等地做田野調查。是什么讓你選擇人類學作為一生的道路？

麥克法蘭：我生命的前五年是在一個非常中國化的文化中度過的。照顧我的護士們來自中國，我最初看到的那些面孔就像你們的面孔。那些人的氣質、善良和溫柔伴隨了我最初的五年。后來我回到英國，接受寄宿教育，但內心深處那些記憶和感情還在。

當我完成本科學位、在牛津讀博士讀到一半時，我開始研究巫術——譬如非洲的巫毒術。所以我讀了人類學，并意識到人類學與歷史學不同。歷史是你在大學里學的一門學科，你身在其外看過去的文獻。而人類學是“天職”，是一種召喚。你不是“學習”人類學，你是“成為”人類學家。它改變了你的整個世界視野。

它在我失去傳統基督教信仰時進入我的生活，希望能回答那些大問題：生命的意義是什么？死亡是什么？社會如何運作？如何相互理解？它是一個更深刻理解的工具。我一旦發現它，就想：這就是我必須做的。然后我必須去某個地方做田野調查，后來就去了尼泊爾——我在尼泊爾一起工作的人也是中國人。所以我是在一個中國式的環境中工作。然后很自然地，我想擴展我的研究，于是去了日本，最后又來到了中國。

“對于AI，我并不完全悲觀”

新京報：你曾說過，你訪問中國超過20次，游歷了中國大部分地區。在這些訪問中觀察到的最顯著變化是什么？

麥克法蘭：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話題。第一次是在1996年，作為游客來的。記憶中的北京是：蘇式風格的建筑、騎自行車的人……我想找一瓶葡萄酒，在北京找了三天，才在某偏遠地方找到一瓶杰卡斯白葡萄酒。商店里商品并不算豐富，機場也比較老舊。

第二次去大概是2002年。我記得跟一個人聊起變化，他說：“我年輕時在村莊里，夢想是有一天早餐能吃上一碗白米飯配牛奶，那是我去城里看表兄弟才能吃到的。而我的孩子們現在的夢想是去哈佛讀博士。” 這變化就發生在1996年到2002年之間。

我無法描述我在中國觀察到的全部變化。正如很多人開玩笑：你問“你去過中國嗎？”他說，“去過北京，很有趣。”你問“什么時候？” “2010年。” “那你沒去過中國，現在它是個不同的國家了。” 實際上還是同一個國家，但一切都變了。過去幾十年里，中國發生的變化比任何文明都大。

新京報：那么是什么吸引你幾乎每年都來一次中國？

麥克法蘭：我每周給中國學生講課，昨天還跟一群人說：“為什么我和妻子喜歡去中國？為什么期待今年十月份再去？” 我說有三樣東西。

第一是食物——美味的食物，中國人熱愛食物，我們也熱愛中國食物。第二是物質環境——美妙的交通系統、美妙的互聯網。但最重要的是中國的風景。中國的風景如此多樣，我們喜歡云南、四川的少數民族地區，喜歡喜馬拉雅山東部，喜歡美妙的花卉、氣候和山脈。我們也愛城市——深圳、上海、重慶、北京等等。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國人民。我們發現他們就像我們在尼泊爾的朋友一樣，忠誠、誠實、理性、有愛心、慷慨。我講過一個笑話：我在尼泊爾一起工作的人（我去過20次）有所有這些品質，可惜人好少。然后我來到中國，找到了14億這樣的人。這就是吸引我的地方。

新京報：你近期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并提出AI會讓人類進入一個“閑暇社會”。從你作為歷史人類學家的視角，你認為AI最終會解放人類，還是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取代我們？

麥克法蘭：對AI做出任何預測都還為時過早。它就像所有技術一樣，是工具，可以用于善，也可以用于惡。它有很多負面影響——譬如用于軍事，取代一些工作之類。但另一方面，像所有技術一樣，它也可以是積極的。因為AI，我們在醫學和其他科技領域取得了各種突破。我發現它現在對我的工作非常有幫助。有些事情過去需要幾周，現在一個早上就能做完。

但人們最擔心的一個問題是：AI會取代白領工作，就像其他技術取代了藍領工作一樣，到時候人們會無事可做。但經濟學家凱恩斯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曾說過：“想象一個世界，大多數人每周只需要工作大約15個小時就能滿足基本物質需求。”

未來也可能如此。想象一下，你不需要每天工作14小時、每周工作六七天來維持生計。你可以每天工作兩三個小時，剩下的時間都屬于自己——畫畫、散步、交友、聊天、吃美食。換句話說，你可以像過去2000年里最富有的那0.5%的特權階層那樣生活，過一個英國鄉紳在簡·奧斯汀小說里的生活，或者中國富有的士大夫的生活。我們也許可以過渡到一個更快樂、更有條理、壓力更小的世界。所以說對于AI，我并不完全悲觀。

新京報：如果要對喜歡你的中國年輕人說一句話，你會說什么？

麥克法蘭：我最喜歡的中國哲理之一就是：“每一個障礙都是機遇。”所以，如果你正面對困境，要意識到，如果你克服了它，它很可能帶來積極的結果。所有困難也是我們能從中學習的東西。

值班編輯 王丹妮 古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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