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概括本世紀以來領導澳大利亞的這7個人的表現？至少有兩點初步觀察值得提出。

近些年，這個國家在總理人選上顯得有些“青黃不接”，其實并不算意外。歷史表明，總理領導力會出現高峰與低谷：豐收期之后，往往會接著一段相對平淡的時期。

例如，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25年間，澳大利亞先后由三位強勢領導人執政——約翰·柯廷、本·奇夫利和羅伯特·孟席斯。此后，接替孟席斯的則是一串相對遜色的人物：哈羅德·霍爾特、約翰·戈頓和威廉·麥克馬洪。

即便如此，霍華德毫無疑問仍屬于澳大利亞總理中的第一梯隊，政治史學者對歷任領導人的排名也印證了這一點。在這些排名中，霍克與柯廷爭奪榜首，基廷也穩居總理中的上層位置。

第二點觀察是，總理這份工作無疑變得更難了。在相當大程度上，身居其位的人也促成了這種局面。政治領域一個長期趨勢——而且并不限于澳大利亞——是國家領導人的地位不斷抬升，權力也越來越集中到他們手中。

這一現象的一個體現，就是國際政治中的“峰會季”：世界各國領導人齊聚一堂，作出影響本國乃至全球的重要決定。多種力量仍在推動領導人地位上升，同時也不斷抬高這一職位的要求。

兩大政黨的基層基礎不斷萎縮，選民對它們的依附也在減弱。這一方面推動權力進一步向領導人集中，另一方面也讓執政環境變得更加動蕩。

主要政黨的基層衰敗，幾乎看不到緩解跡象。比如，曾經勢力強大的自由黨維多利亞州分部，按最近估算，黨員人數已經縮減到9000至10000人之間。這些黨員主要是男性、白人和老年人，平均年齡已接近70歲。從字面意義上說，這個黨的基層正在凋零。

工黨在成員多樣性方面做得更好，但其基層黨員同樣偏老，全國人數也不過略高于50000。兩大政黨基層活力下降，再加上它們的理念日益模糊，使領導人獲得了更大自主空間，同時也讓他們更需要為自身使命賦予意義。

本世紀以來，議會政黨已經數次拉下總理，但它們在嘩變與順從之間來回搖擺。阿爾巴尼斯工黨政府中的黨團表現得相當被動——而工黨歷來以集體主義運作方式著稱——這也是總理所受約束趨于松動的又一癥狀。

自電視成為政治傳播的主要工具以來，媒體一直在推動領導人地位不斷上升。反過來，本世紀媒體經歷的革命性變化，也大大增加了總理這一職位的難度。這些變化之深、之劇烈，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帶來了“難以治理”的局面。

霍華德任總理之后，政客與媒體的互動方式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

1996年霍華德上臺時，20世紀下半葉一直有利于政黨和領導人的大眾“廣播式”公共傳播模式仍占主導地位。但到11年后他失去權力時，這一模式已經開始瓦解。傳統媒體的商業模式正在崩塌，媒體格局因此受到沖擊并走向碎片化。全天候新聞周期，以及隨之而來的對內容近乎無止境的饑渴，也給媒體和政治階層都帶來了沉重額外負擔。

在澳大利亞，沖擊政治的媒體變化也有一些鮮明特點，雖然并非絕無僅有。本世紀最初幾十年里，媒體版圖中的主導者——魯珀特·默多克的新聞集團——開始明顯失控。

新聞集團旗下報紙背離了平衡報道原則，尤其是在評論領域，轉而對中左翼政治力量以及其他不認同其意識形態立場的媒體展開近乎“搜索并摧毀”的打擊。深受公眾喜愛的澳大利亞廣播公司，是這種霸凌的主要目標之一。

后來，加入這場行動的還有澳大利亞天空新聞。這是一家新聞與評論頻道，于2016年被新聞集團收購。默多克媒體毫無節制的黨派性和持續的報復性操作，擴大了進步派媒體與保守派媒體之間的裂痕，也削弱了面向整個社會、具有實質意義的政治討論和真正的思想交流。

諷刺的是，隨著時間推移，默多克媒體的報道越是躁熱激烈，它在公眾中的重要性反而越低。對這個國家的右翼政治來說，這種做法也越來越適得其反。它的種種過火之處，主要起到的作用，是把保守派進一步推向如今所處的邊緣化位置。

從拉德開始，21世紀初以來的澳大利亞總理們，都以不同方式應對當代媒體那種狂躁、撕裂和極化的特性。盡管他們身邊都有一小支媒體幕僚隊伍提供支持，但大多數人還是被這種環境弄得無所適從。

在自由黨一邊，托尼·阿博特尤其試圖主要通過意識形態上的同路人來傳遞信息，而這一策略最終證明是在自我消耗。有些人——主要是朱莉婭·吉拉德——無法或不愿迎合媒體表演化的期待。還有一些人，比如拉德和斯科特·莫里森，則是用力過猛，結果在媒體無處不在的審視之下，他們精心塑造的人設反而顯得越來越不真實。

安東尼·阿爾巴尼斯的做法又有所不同：幾乎像是在試圖用自己溝通方式的平淡無奇，讓媒體“失去知覺”。

對他們所有人來說，這都是一個很難真正觸達選民、也很難圍繞政策或其他議題與選民建立并維持持續對話的環境。這并不能為本世紀以來缺乏深遠改革開脫，但確實讓這一現象更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