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8年毛主席拍板定下來自合肥成為安徽省省會的決策，為何至今無人能撼動？
1667年，清圣祖敕令把南直隸一分為二，自此“安徽”作為省名第一次寫進國史。地圖攤開便能發(fā)現(xiàn)，這片蜿蜒在長江與淮河之間的土地，一半倚山臨江，一半橫亙平原，天生就是個“三拼版”。沒有誰能獨占鰲頭，省會該落在何處，從那時起就埋下了伏筆。
若只看經(jīng)濟舟楫，皖南的蕪湖、安慶順流入江，貨船晝夜往來；皖北則倚賴豫皖隴東通道北上京畿，糧棉煤從這條大動脈源源南下。夾在中間的合肥，既無深水碼頭，也無礦山港口，看似平淡，可別小瞧了那道江淮分水嶺——它讓這里天然成了南北交通的扣鎖。
古人早就認準(zhǔn)了這把“鎖”。東漢末年至三國，孫權(quán)水軍十下淝水，張遼守城如磐，“一騎當(dāng)千”不是傳說，而是地利加成。淮河在北，長江在南，兩條水系被合肥緊緊咬合。只要這里不失，江北難南，下江也不敢放心北進。史書里反復(fù)出現(xiàn)的“圍繞合肥的攻守”四個字，道盡此城的分量。
進入明清，天下一統(tǒng)，刀兵聲息漸少，合肥卻沒沉寂。漕糧走大運河，鹽船穿長江，貨物又得越過丘陵抵達淮北，驛道在城中交錯。商賈來來往往，府衙佐官不時要南下安慶，北上鳳陽，一腳油門橫跨二百里。所謂“皖之中”，不僅是地理概念，更是一種妥協(xié)——讓三方都不吃虧。
新中國成立的頭幾年，省會的落點重新擺上桌面。當(dāng)時的省委書記曾希圣傾向蕪湖，理由很直接：靠江、靠工業(yè)、靠外貿(mào)。“廠子在江邊，船開出去就是世界。”這番話聽著頗有說服力，會議室里點頭者不少。可誰也沒法回避一個現(xiàn)實：50年代的局勢風(fēng)高浪急，長江或許隨時成為前線。
那是一個“準(zhǔn)備打仗”的年代。沿海要讓渡給防御，交通要考慮縱深，工業(yè)則著手“南糧北運、北煤南運”的棋局布局。合肥雖不起眼，卻能把皖北的煤與皖南的糧一并收束，再順勢分流東西。更關(guān)鍵的，是它遠離外海，背靠大別山、迎面淮河平原，既守得住，也出得去。
1958年8月的一個傍晚，毛澤東乘車駛進合肥東門。地方同志匯報完畢，他抬頭看了看四周，笑著說了句：“這里，挺適中嘛。”短短七個字，懸而未決近十年的省會之爭，就此落槌。會后不久，中央明令：安徽省人民委員會駐合肥。
自那天起，省內(nèi)各條鐵路、公路的修建，以合肥為圓心迅速展開。蚌埠的糧倉、淮南的煤礦、銅陵的冶煉廠，被一根根線纜、一條條公路捆成一張網(wǎng)。合肥沒有在長江邊，卻伸手能摸到江海，也夠得到中原，調(diào)度資源不再左顧右盼。一些人感慨它先天貧瘠，殊不知，省會的任務(wù)首先是“連而不裂”，而非一頭扎進碼頭煙囪。
六十多年過去，蕪湖的貨輪依舊穿行，安慶的古埠依舊低吟，而合肥完成了自己的角色轉(zhuǎn)型：從江淮鎖鑰走向科教新城。有人問，若當(dāng)年省會落在長江邊會否更富？答案沒有人能證明，也無需證明。歷史的選點，是在那一刻對那種局勢的最優(yōu)解，而它的回報，是此后穩(wěn)穩(wěn)的秩序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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