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給人們的印象并不是太好，似乎一為文人，便無足觀。曹丕《與吳質書》提出“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中寫道：“文人無行，信乎？”說出文人無行的毛病，指喜歡玩弄文字的人品行不端正。

古代文人有恃才傲物的類型，總是認為自己懂得很多知識，有寫作的基本功，當然就可以隨便亂寫。寫詩作詞的自不必說，有浪漫派的文人，像李白那樣，喝醉了就寫詩，甚至寫的詩文泥沙俱下，還總是認為自己是天才，當然他寫的不錯。他并不想通過科舉考試做官，而是通過投遞詩文給王公大臣，獲得舉薦之后做官。真正做官以后，他才知道官場險惡，不到兩年就被排擠出長安，似乎成了文人無行的典型。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的行為也被視為文人無行的典型，因為司馬相如有“竊色劫財”的嫌疑。當然有學者認為，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的愛情是婚姻自主的表現，在那個時代是比較先進的。文人要通過寫詩文賺錢，并不想像農民那樣在田里耕種。在寫文章的時候，文人很可能搖動筆桿，搖唇鼓舌，成為權力系統的傳聲筒，或者說為權力系統張本，卻不顧老百姓的利益。尤其是進入體制內的文人，很可能成為御用文人，要維護封建制度，而不會維護老百姓的利益。在進入封建體制以前，他們很可能是書生，要追求功名利祿。不管被人舉薦，還是通過科舉考試進入體制以內，都要維護權力系統的利益。隋唐以前沒有科舉考試制度，文人要到權貴家里做門客，為權貴出謀劃策，立功之后才可以接受封賞。，實際上這樣的文人是沒有什么品行可言的，成了被主人豢養的工具。他們真的進入統治階級內部，成為權貴，就更是張狂，卻忽略了民生問題。

隋唐以后有了科舉考試制度，民間的書生可以通過科舉考試進入體制以內。做書生的時候，他們有修齊治平的理想，而進入體制以內，就要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不管是寫詩作詞，還是寫文章，都要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看問題。哪怕寫了民生的疾苦，也仍然要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來寫，或者說只是暴露老百姓生活艱難的問題，卻并沒有良策，不能解決這樣的問題。他們會寫歌功頌德的詩文，會寫抒發個人小情緒的詩文，有時候也會寫一些艱苦的民生，寫一寫老百姓的生活，卻偏偏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文人畢竟要賣詩文為生，或者說寫詩文只是為了養家糊口，當然就要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蛘哒f要維護權貴的利益，在權力的支配下寫作，當然就沒有太多的自由。除此之外，他們還要尋找讀者的興趣點，或者說要討好讀者，其實就是討好絕大多數的人。倘若沒有這種討好，只是表達自己鮮明的個性，寫出來的詩文就很可能發表不了，就更別提結集出版了。倘若能夠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那么在出版方面，將會變得很容易。而對于讀者的心理需求，文人總是有所揣摩，要恰到好處。用孔子評價詩經的話來說就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p>

文人大多沒有氣節，有氣節的文人為數很少，像屈原那樣，能夠把自己命運和國家命運結合在一起的文人很少。南宋末年，南宋十萬君臣被元軍圍困在海上。大臣陸秀夫情急之下，背著小皇帝跳海自盡，十萬兵將都跟著跳海自盡。后代有寧死不屈，被誅十族的方孝孺，有投湖自盡的王國維。似乎這樣的人物并不多，如果很多，就沒必要標榜了，或者說沒必要寫進歷史。有氣節的文人不多，而品德不好的文人卻很多。究其實還是文人要靠寫作謀生，要靠寫作立足，而寫作本身是有技巧的，可以寫一方面，也可以寫另一方面。或者說為了符合統治階級的需求，文人會只寫社會發展好的一面，甚至報喜不報憂。他們在科舉考試中已經鍛煉了這樣的寫作能力，或者說已經具備了這種超強的寫作能力，會報喜不報憂，甚至把壞事報成好事，全在于怎樣描寫。他們做官以后會發展這種寫作能力，給皇帝匯報的時候會報喜不報憂，會把壞事描繪成好事，甚至要一味捂蓋子和打棒子，當然就會控制事態，維持地方上的和諧與穩定，其實維持的是現有的階級關系不變，維持的是權貴的利益不受損害。成為權貴的文人會維護權貴的利益，寫好的一面，不寫壞的一面。倘若非得寫，就把鬧事的饑民妖魔化，把叛亂的將軍妖魔化，實際上還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看問題。一旦叛亂的將軍成功了，那么這位將軍就是天賦異稟，以前就有各種神跡出現，當然會成為太祖。

劉邦有這樣的事跡，本身只是一個亭長，甚至是鄉里的無賴，做了皇帝，被很多文人神化，說他的母親在河邊打水暈倒了。人們救她的時候，發現她的身上趴了一條龍，后來他母親就懷孕了。劉邦欠酒館的賬不還，酒館的主人給他要錢的時候，他在一條板凳上睡著了。酒館的主人分明看到凳子上趴著一條龍，就不敢給他要賬了，實際是他賴賬，卻分明被神化。歷朝歷代的皇帝都有被神化的記載，似乎驗證了文人無行的毛病。魯迅先生在文章《辯“文人無行”》中寫道：“輕薄，浮躁，酗酒，嫖妓而至于鬧事、偷香而至于害人，這是古來之所謂‘文人無行’。然而那無行的文人，是自己要負責任的，所食的果子，是‘一生潦倒’。他不會說自己的嫖妓，是因為愛國心切，借此消遣些被人所壓的雄心；引誘女人之后，鬧出亂子來了，也不說這是女人先來誘他的，因為她本來是婊子。他們的最了不得的辯解，不過要求對于文人應該特別寬恕罷了。”搞文藝的很可能會搞婚外戀，很可能會和很多異性有過不正當的交往。不管是郭沫若還是郁達夫，都曾經有過和多名異性交往的經過，還生了很多孩子。不過郁達夫成了烈士，而郭沫若卻成了魯迅先生筆下文人無形行的代表。文人狎妓，文人喝花酒，文人搞婚外戀，文人和多名異性保持不正當關系，簡直玩出了花樣，而對于寫作，卻偏偏乏善可陳。如果文人只是憑借無行來張揚自己的名聲，那么這樣的文人不要也罷，很可能起到不好的作用。

文人不會參加田間勞動，大多手無縛雞之力，并不能較力，而是要以智取勝，當然就會不斷改變立場，甚至必要的時候，腳踩兩只船。但愿有氣骨的文人多起來，也但愿有幾根硬骨頭的文人敢說真話，敢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正視淋漓的鮮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