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司法部門指控古巴94歲的前領導人應為1996年兩架小型飛機被擊落、4人死亡負責，此舉也被視為推動政權更替計劃中的一個強硬步驟，美國正式指控古巴前領導人勞爾·卡斯特羅。

但迪亞斯－卡內爾說，人們只需要感謝這個日期一件事：“它在當年的古巴人心中播下了反帝情緒。”魯比奧把1902年重新講述為一個史詩性的時刻，迪亞斯－卡內爾則要求民眾不要忘記，5月20日也是美國對古巴“干預”和“揚基干涉”的開始。直到今天，美古之間仍在圍繞歷史敘事角力：兩個政府都在爭奪歷史意義的解釋權。

就在魯比奧用西班牙語發表講話、迪亞斯－卡內爾以“古巴式”的口吻發布信息的同時，古巴電力聯盟宣布，國家電力系統可用發電能力為1300兆瓦，不足以覆蓋2780兆瓦的需求。這意味著，這座島嶼將迎來漫長的停電日。

在這片仿佛沉睡的土地上，宏大敘事似乎早已被革命失序的現實吞沒。昔日從氣勢恢宏的哈瓦那大學臺階上魚貫而下的學生人潮已不復存在，國家飯店也躲不過停電，傳奇街區維達多缺水，就連在國會大廈外拍照留念的游客都已明顯不足。

也是在這個星期三，當佛羅里達南部進入下午時分，另一個象征性動作落在了5月20日這一天。美國政府選擇在這一天，由司法部正式對勞爾·卡斯特羅提出聯邦刑事指控，認定他應對1996年2月24日下令擊落人道主義組織“營救兄弟會”的兩架小型飛機、導致4人死亡負責。現年94歲的卡斯特羅尚未就針對他的指控公開表態。

這一日期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就在卡斯特羅因謀殺、合謀殺害美國人以及毀壞航空器等罪名被起訴的同一天，魯比奧也在對古巴民眾表示，美國政府希望幫助他們，“不僅是緩解當前危機，也是建設一個更好的未來”。

自1月底美國宣布石油封鎖以來，幾乎每周都會傳出新的威脅。美國還對古巴情報機構實施制裁，向軍方和經濟復合體加埃薩施壓，收緊金融限制，甚至派中央情報局局長前往哈瓦那，明確表示古巴并不構成美國國家安全威脅。

在這一連串動作之外，最具象征意義的一擊，或許是對卡斯特羅的審判。它發生在他生命幾近尾聲之際，仿佛歷史此刻把他推上了一種政治審判臺。

菲德爾·卡斯特羅去世后，似乎是他的弟弟勞爾開始承擔起這個政府對流亡群體所欠下的歷史賬。魯比奧堅持稱，如今古巴人之所以沒有電、沒有燃料、沒有食物，“是因為控制這個國家的人掠奪了數十億美元”。

魯比奧還給這個“騙子”點了名：加埃薩。這一軍事集團控制著古巴全國40%到70%的經濟。

如今，一些人開始懷念20世紀初的那些歲月，甚至包括一些并不了解那個時代實際面貌的人。但無論如何，他們認為，那時未必比當下更糟。哥倫比亞塞爾希奧·阿爾沃萊達大學古巴項目主任塞爾希奧·安赫爾表示，正如當年的普拉特修正案——它保障了美國對古巴的支配——曾為反帝主義和1959年革命打開大門，如今人們也開始重新思考當時。

他說：“古巴人已經將近四分之三個世紀沒有接觸過民主。這使那個時期重新被評價。一場最終背離了自身理想的革命，也會讓人們開始把那個時代神化。”

他表示，傳遞出的信息也許是另一種意思：華盛頓提出的未必只是重建古巴國家，而可能是讓古巴退回到一個對美國高度依附的時代。布斯塔曼特認為，白宮當前戰略的一部分，似乎是把古巴變成一個依附型國家，讓古巴當局意識到，唯一的出路必須經過華盛頓。

古巴民眾正處在雙重焦灼之中：一方面是接近30攝氏度的高溫，另一方面是不知道特朗普總統所說的“解放古巴”或為這座島嶼帶來“新的黎明”究竟意味著什么。

邁阿密大學古巴與古巴裔美國人研究所前所長安迪·戈麥斯說：“從來沒有哪個美國政府像現在這樣對古巴施加如此大的壓力。”他曾參與塑造奧巴馬時期美國對古巴政策的構想。

他表示：“他們已經在古巴政府周圍套上了一個結，這個結也讓古巴人民承受著前所未見的痛苦，甚至連‘特殊時期’都沒有這樣。”

不過，研究過卡斯特羅主義經濟帝國的經濟學家米格爾·亞歷杭德羅·海斯作出了一個重要區分：“加埃薩是勞爾·卡斯特羅的工具，不是這個體制本身的工具。”

他進一步說，古巴一直處于控制之下，先是菲德爾，后來是勞爾·卡斯特羅。海斯認為，把古巴國家解釋為某個龐大經濟勢力的附屬物，是完全錯誤的。“加埃薩并不是一直都在那里。它是勞爾特定時期的工具，是他對古巴經濟實行集中管理的一種安排。統治古巴的不是加埃薩，而是一個軍事精英集團；從正式層面看，加埃薩只是這個集團最大、最有力的工具，但不是唯一的工具。”

魯比奧在那篇長篇西班牙語講話中對古巴民眾說，特朗普總統提出了一個方案：建立“美國與古巴之間的一種新關系”，而且不經過加埃薩，也就是不經過政府。

隨后他又說：“美國已經準備好在我們兩國人民和兩國關系之間開啟新的篇章。而眼下，通往更好未來道路上唯一的障礙，就是那些控制你們國家的人。”

美洲參與與倡議中心執行主任、外交政策專家瑪麗亞·何塞·埃斯皮諾薩表示：“魯比奧看起來是在提出一種關系模式，試圖繞開古巴國家機器，直接扶持島內私營部門和其他獨立行為體。”

她說，特朗普政府已經多次明確表示，不希望美國資本、旅游或貿易通過與古巴武裝力量有關的機構流動。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新關系”不只是經濟安排，也意在改變古巴島內的權力結構。

在一些人看來，這正是當前這一緊張章節中的最大疑問。這個階段是在尼古拉斯·馬杜羅于加拉加斯被捕之后展開的，也使古巴成為可能承受新一輪美國打擊的對象：如果要與這樣一位總統打交道，那么這種關系將以什么條件展開？畢竟，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他拆除了奧巴馬政府為修復兩國外交關系所邁出的步驟。

戈麥斯說：“美國的赫爾姆斯－伯頓法規定，要解除經濟封鎖，就必須發生政權更替，這讓事情變得復雜。特朗普不能暫停經濟封鎖，他最多只能做到奧巴馬做過的那些，再多一點。所以責任在古巴這一邊。問題是：古巴能做出哪些動作，來幫助魯比奧和特朗普與這個島嶼建立關系？”

針對魯比奧有關加埃薩經濟權力和古巴前途的表態，迪亞斯－卡內爾說：“取消封鎖，我們再看看怎么較量。”

埃斯皮諾薩指出：“如果特朗普政府繼續加大壓力，卻依然得不到它想要的讓步，我不認為可以想當然地認定華盛頓會排除軍事行動。”

她認為，當前路徑有可能引發一個長期的人道惡化階段，讓民眾在沒有真實改變的情況下緩慢承受痛苦。真正仍不清楚的是，華盛頓究竟希望這種轉變如何發生：是通過經濟協議、強制施壓、附帶條件的援助，還是更高程度的對抗。

而問題的核心在于：如果這種變化由華盛頓推動，它究竟會真正賦權給島內古巴人，還是只是把一種權力集中，替換成另一種與美國經濟和地緣政治利益聯系更緊的權力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