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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時報記者 譚琪欣 劉靜怡)“我就是腰不舒服,想去醫院按摩一下,結果光膏藥就開了1000多塊錢。”家住北京市朝陽區的李梅(化名)提起這次就診經歷滿是無奈。她原以為只是簡單的理療,沒想到最后拎回家一大袋膏藥,賬單上的數字讓她心疼了好一陣。
同樣感到困惑的還有上海的王青(化名)。“孩子一次普通感冒咳嗽,門診開藥花了360塊錢。我一算,光是那兩盒中成藥的藥費就占了90%。”
近年來,隨著藥品集采持續擴圍,患者本應能用上更便宜的藥。然而,不少患者的切身感受卻是,醫院開的中成藥,怎么還是這么貴?
獨家品種難集采
低價中選藥被“架空”
醫院開的中成藥價格貴,并非只是患者的主觀感受。
2025年2月,江蘇省醫保局發布第三批藥品價格預警,共點名106個藥品價格過高,其中98個為中成藥,占比超過92%。六味地黃丸、健脾益腎顆粒、雙黃連口服液等常見品種均在預警之列。
同年7月,國家醫保局通報,在全國掛網的8.8萬余種中成藥中,部分藥品在個別省份的日均費用達到同省同品種最低費用的5倍以上。隨后,20多個省份陸續發布價格糾偏文件,一批中成藥過高的價差引發關注:小活絡丸日均費用比同品種最低價高915倍,生脈注射液價差達698倍,黃連上清片價差211倍,牛黃解毒片價差338倍……
記者調研發現,中成藥整體價格虛高,主要是因為中成藥集采覆蓋率有限,而已降價的中選產品又被擋在了處方之外。
截至目前,全國四批中成藥集采累計覆蓋超過300個品種,僅占市場上9000余個品種的極少數,大量獨家品種更是游離在集采之外。
“中藥領域獨家品種多,不是偶然。”北京中醫藥大學衛生健康法治研究與創新轉化中心主任鄧勇解釋,中成藥源于經典名方、臨床驗方或名老中醫協定方,在劑型、炮制工藝、組方配比上的任何差異化,都可能形成獨家批文。獨家品種沒有同類競品比價,無法形成市場約束,為企業價格操縱留出較大空間。
即使是已納入集采的中成藥,在落地環節同樣遭遇了重重關卡。
北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楊照在調研中發現,集采落地執行后,醫療機構雖然在形式上完成了低價中選產品的采購任務,但臨床實踐中容易使用相對高價中選藥品或功能相近的未中選替代品,導致相關品種臨床用量變化不大或有所降低。
這一現象并非個例。2024年9月,河北省醫保局在通報中披露了一組數據:該省2447家醫療機構在執行中成藥聯盟集采時,大量采購超出中選價3倍以上的高價藥品,涉及金額2.27億元,占集采總采購金額的69.83%;湖北省咸寧市醫保局通報顯示,2025年全國中成藥聯盟(續簽)藥品接續完成率僅為71.62%。一些地方醫保局在檢查中還發現“報而不采”“報量不實”等突出問題;江西省廬山市醫保局在2026年4月的約談會上指出,部分醫療機構在中成藥集采執行中,存在“少采甚至完全未采購中選產品”的情況。
“醫保部門很難完全干預醫院的臨床治療決策,這意味著,集采省下來的錢,又被高價藥‘吃’了回去,低價中選產品基本被‘架空’。”湖南省藥品流通行業協會原秘書長黃修祥表示。
報量縮水、評審被卡
低價中成藥進院難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低價集采中成藥進院難的背后,是一條從報量到進院、從制度到市場的完整鏈條,而鏈條的第一環(報量階段)就已松動。
按集采規則,醫療機構需提前填報院內年需求量,企業據此報價。清華大學老科協醫療健康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耿鴻武告訴記者,實際操作中,醫院為了規避集采用量考核,報量時往往不會足額申報。“比如一個醫院實際一年用1萬盒,但報量時只報5000盒。報量部分按照要求必須足量使用中選產品,納入考核;剩下5000盒屬于自由量,醫院可以自由選擇。”企業按5000盒的預期報了低價,市場五成需求卻不在剛性約束之內。
“集采后,中選產品不僅放量不如預期,甚至部分品種用量比集采前更低,導致中選企業‘量價齊跌’。”多家國內中成藥企業負責人向記者反饋,這一現象讓他們頭疼不已。究其原因,中選品種降價后,從廠家到經銷商再到醫院,各環節利潤空間都被壓縮,銷售動力自然不足。某頭部中成藥企業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她注意到第四批報量中,部分地區填報的下一年度采購需求量甚至低于2024年實際使用量。
即使某家醫院足額報量,中選后的產品也不一定能順利入院。“藥事管理委員會是繞不開的一道關,很多低價品種在評審階段就被卡住了。”黃修祥介紹,中成藥臨床證據相對薄弱,在DRG按病種付費的約束下,醫院更傾向于選擇療效明確、證據充分的藥品,中成藥適應證寬泛、證據等級不高,往往第一個被壓縮。
即便低價中選藥順利進了醫院藥房,到了處方環節,醫生也不一定會開。記者隨機采訪了北京、上海、廣東、廣西等地三甲醫院,以及基層醫院的臨床醫生了解到,絕大部分醫生有使用特定品牌的習慣,對于集采中選的低價產品,部分醫生存在一定顧慮,認為這類產品在品質穩定性、療效表現等方面可能不及常用的品牌產品。
“尤其像感冒清熱顆粒、強力枇杷露這類藥品,廠家眾多,一個品種就有數十家企業中選,同質化嚴重,而質量參差不齊,臨床醫生難以直接對比眾多中選品牌的質量。”廣東一家三甲醫院臨床醫生告訴記者,為規避臨床決策風險,只能優先考慮大品牌。
為鼓勵醫院和醫生使用集采藥品,2020年6月,國家醫保局、財政部發布《關于國家組織藥品集中采購中醫保資金結余留用的指導意見》,確立集采結余留用激勵機制。這一制度的核心邏輯是:集采藥品醫保資金預算減去實際支出后的結余部分,最高可將50%獎勵給醫療機構,用于相關人員績效,激勵優先使用中選藥品。但據記者了解,中成藥集采是否適用結余留用,由各省自行決定,導致其激勵力度和覆蓋范圍因省而異,整體激勵效果偏弱。
建立中成藥評價標準
打通集采落地堵點
“低價中成藥進院難,是質量標準、落地機制、臨床慣性三重矛盾的集中爆發。”鄧勇表示。集采把價格打下來只是第一步,要讓更多患者用上優質平價中成藥,還需多方施策,完善配套機制。
讓質量有標準可依是基礎。鄧勇建議,以等效性評價替代一致性評價,建立同名同方質控標準,開展生物等效性試點,設定關鍵成分含量閾值,為臨床替代提供硬性標尺,破解“無標準不敢用”的困局。楊照補充道,真實世界研究推進十分重要,需建立中成藥評價標準,這是行業建立質量信任的關鍵一步。
質量標準逐步建立的同時,價格形成機制也要同步推進。2026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健全藥品價格形成機制的若干意見》,提出“全周期、全渠道”的價格管理思路。國家醫保局的“紅黃綠燈”機制已在多地落地:日均費用價差超過5倍的黃標警示,超過10倍的紅標重點監控,超過10倍的暫停掛網。院內低價、院外高價的套利空間正在被壓縮。
價格理順后,要讓集采的“量價”真正掛鉤,還需打通落地環節的堵點。耿鴻武建議,明確中標價格與約定采購量的剛性對應規則,督促醫療機構精準報量、按量采購。今年4月發布的第四批集采文件對此已作出回應:醫療機構填報采購量不得低于2024年實際采購量的80%,未達標需書面說明;企業中標后若出現供應短缺,將被納入違規名單。這些調整都在向“量價剛性掛鉤”靠攏。
與此同時,結余留用政策也需從“聽過”走向“拿到”。專家建議,應從統一核算規則、明確資金使用細則、加快撥付流程等方面加以優化,讓醫生開低價藥更有動力。
讓競爭更充分,是另一條正在推進的路徑。第四批集采明確進一步打破通用名限制,將臨床功效重疊的產品“拉通分組”。顆粒劑與口服液雖為不同劑型的獨家品種,也被合并同組競爭,如此一來,臨床價值與質量將成為核心競爭力。鄧勇建議,統一同一通用名中成藥醫保支付價,高價部分患者自付,倒逼醫院棄用高價藥、選用低價中選品。
在政策的頂層設計之外,基層用藥引導同樣重要。多位基層醫療機構負責人希望,能由醫保部門或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定期發布用藥指導信息,如各機構采購了哪些中成藥、用藥比例怎么樣、醫生和居民的反饋如何等,讓更多醫生心里有數,知道哪些藥用得上、信得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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