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60年曾生被調任廣州擔任市長，陶鑄表示只是臨時借調，并要求必須服從黨組織的安排！
1961年初春，珠江水面霧氣未散，幾百條運輸船卻已在白天鵝潭外排起長隊。碼頭工人急得跺腳，副食品不進城，糧票在市民手里只能干瞪眼。就在這座南方大城為“吃”而焦慮的當口，一位身穿海軍呢子大衣的中年軍官踏上了江邊的臨時浮橋——他的名片寫著“南海艦隊第一副司令員”，可市府大院里，留給他的卻是“代市長辦公室”。
曾生的海上履歷夠硬：抗戰時在東江縱隊指揮小艇對日奔襲，解放后又主持國產護衛艇下水，熟悉補給、調度、紀律、協同。可這回，他面對的不是炮火，而是一座七百萬人口的城市與缺糧、缺煤、缺藥的三張考卷。有人悄悄議論：“軍人管打仗行，能管菜籃子嗎？”曾生沒回應，只是提出三條軍令：倉庫先查清、配給再排隊、干部先下鄉。他相信秩序是效率的前提。
廣州的副食品供應當時跌到每人每天二兩肉，菜市場更是一早就空。曾生蹲到批發行，讓工人連夜清點冷庫；回到市府，他拍板把部分機關食堂的人手和米面轉給一線；同時，他派出上萬機關干部帶家屬進穗郊插稻，改口糧券為社員待遇。不到一年，豬肉、淡水魚產量各拉高四成，街頭的小販攤重新熱鬧起來。老街坊回憶，最直觀的變化是“菜價不再躥上天，肉票也用得上了”。
忙碌之余，他仍保留海上作息。深夜，窗里燈火不滅，警衛催他休息，他揮手道：“先把這份表格改完。”秘書忍不住勸一句：“市長，休息吧。”他低頭批紅筆，“船到深海才睡，我們這城也在風口浪尖，怎能早睡？”短短幾句對話，道盡了軍人式的工作強度。
與地方班子相處并非全無磕碰。一次市政擴路，需要拆掉老西關一排騎樓。區里干部猶豫不決，他卻在圖紙上劃線：“先修排水，再談外墻保存。沒有下水道，修再多花磚也白搭。”事后，留下了一條能抗臺風的寬闊馬路，也保護了騎樓的立面。老居民嘴上埋怨，心里卻明白，這位“海軍市長”說到做到。
好景不長。1966年漩渦突起，他的軍籍與市長身份都成了箭靶。隔離審查期間，身體又被胃病折磨。廣州烈日毒辣，他卻被關在一間悶熱小屋。直到1974年夏天，周總理批示“老兵應保重身體”，他才獲準北上療養。9月30日的人民大會堂國慶招待會，許多人驚訝地看到這個削瘦卻依舊挺拔的身影。不久，調令下達——交通部副部長，隨后接任部長。有人私下問他：“還算借調嗎？”曾生只笑了笑：“組織怎么安排，就怎么報到。”
交通口子一旦打開，他把“艦隊式”調度搬進公路、港航。那幾年，沿海疏浚圖一改再改，煤炭南運通道被提前兩年打通，幾條在圖紙上躺了十年的干線終于動工。葉飛將軍來部里匯報，對這位老戰友打趣：“你把碼頭當軍艦，在甲板上指揮呢。”曾生笑答：“水上一日，岸上一年，慢不得。”
1978年底，他收到廣東方面送來的一份《蛇口海岸線勘察記錄》。那是一片灘涂、碎礁、漁棚。多數人搖頭，他卻盯著坐標說：“這里靠著港口，背依三角洲，先行一步最省試錯成本。”不久，他把老部下袁庚推上招商局副董事長的位子。一次勘踏完工地，海風夾著咸味，袁庚埋怨：“荒灘連條正經路都沒有，你讓我怎么開局？”曾生拍拍他肩：“東江打游擊時哪有路？先插旗，再鋪路。”幾根木樁在泥水里立起來，寫著“工業區”三個字，它們日后成了改革開放的坐標點。
1981年，他離開部長崗位，被聘為國務院顧問。辦公室里只有一張舊海圖和一本《孫子兵法》。常有年輕干部來求教，他指著海圖說：“看清洋流再下錨，政策也是潮汐。”1988年，身體吃不住奔波，他回廣州休養，偶爾去珠江邊散步。熟識的老工人遞過一杯糖水：“市長，街口新開了肉檔，多虧當年您逼我們把庫存摸清。”他擺手：“是那時候逼出來的辦法，算不上本事。”
1995年11月20日清晨，曾生在醫院平靜離世，終年八十三歲。骨灰安放于深圳革命烈士陵園，與當年戰斗過的東江山水相守。珠江的晨霧依舊升起，遠處貨輪低鳴，人們或許已忘記那位穿海魂衫的市長如何在艱難歲月里撐起米袋子和菜籃子；但廣州街頭川流不息的電車，蛇口港區日夜不息的吊機，都在無聲地記錄著：軍人的果斷和行政的耐心，一旦握在同一只手里，能夠把城市和海洋連接在一起，撬開時代的新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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