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軍長為何失聲成啞巴，他彌留之際做了什么感人之舉，周總理視察洛陽又為何點名找他？

1935年初冬，陜北高原的風裹著沙土刮向保安城，軍委機關的馬圈里卻冷清得很——長征路上損失殆盡的坐騎，一時間難以補齊。徐海東端詳著營門口那匹瘦而桀驁的青驄，忽地想起幾個月前在鄂豫皖邊區遇到的河南小伙周家榮：那孩子赤腳追馬，手一撫鬃尾，烈馬便低頭服帖。缺口需要人來補，他便讓警衛把周家榮喊了來。

周家榮1911年出生在光山，一個典型的佃農家庭。爺爺喂馬，父親拉磨，耳濡目染，小小年紀就懂得“拽韁先順毛、彎腰看蹄口”的門道。1934年11月，紅二十五軍西進路過方灣，他憑這門手藝馴住吳煥先座騎，被當場收編到馬夫班。行軍打仗，輜重散，靠的就是這些會“擺弄牲口”的年輕人，部隊里給他取了個詼諧的外號——馬軍長。

調到陜北后，后勤緊張，馬匹金貴。徐海東挑中了周家榮和那匹青驄，一并送去軍委，交給周恩來。周恩來看見他，笑意不多，卻遞來一張染著油墨的舊報紙：“有空就辨認字，打仗也要識字。”一句話，點亮了少年人的世界。夜里油燈下，他反復描著“工”“農”“紅”幾個大字，沙啞的嗓子跟著警衛連文化教員低聲比劃，識字本上洇開一片墨痕。

抗戰全面爆發，紅軍改編為八路軍。1937年9月的平型關是第一次硬仗，周家榮隨炮兵保障隊押運馬匹。激戰中，他被震飛進溝，彈片劃破額角，隨后又在日軍搜山時被擒，拒不指路，舌尖被利刃挑斷，自此再無清晰言語。被營救歸隊后，他靠手勢示意完成護馬任務，軍醫給出的檔案結論是“二等甲級傷殘”。

1939年春，周恩來在前線調研途中墜馬挫傷右臂，衛生隊同樣缺人伺馬，便令周家榮先回后方療養。那年夏天，延安的窯洞里出現了一位廣西籍護士李永仕，她不嫌他失語，常用粉筆在泥墻上寫字與他交流。戰火未歇，兩人卻把婚事定了。老戰友們打趣：“馬軍長也有夫長啦。”他咧嘴無聲大笑，一雙手漲紅，卻不知如何比劃感謝。

抗戰勝利后，部隊整編。1952年春，他隨復員大隊回到光山。那時各地推行互助組，他分下三畝薄地，白天耕田，夜里在祠堂教村里娃識字。組織給的憑證寫著：中央警衛團復員戰士，可憑證通行——鄉親們哪見過這行當，沒人敢攔他的牛車。日子清苦，卻穩當。

1959年4月，周恩來率隊到洛陽考察。參觀拖拉機廠間隙，他忽然問一句：“光山那個牽馬的老鄉，可還安好？”陪同干部愣了神，連夜電告信陽地委。幾周后，縣里干部扛著布料、油鹽，踏著鄉間土路找上門。周家榮握著介紹信，指著信封上的簽名，長久不語，只是抬手抹了把眼角的汗水。

進入20世紀80年代，鄉里孩子念小學多了，祠堂夜學自然散了。那匹陪他半生的老馬早已埋在竹林下，墳前插著一截青竹作碑。每天黃昏，他總喜歡坐在門檻邊，攤開發黃的識字本，用手指一遍遍描那幾行字跡。鄰家后生問他：“周爺，這些字有啥好看？”他抬頭笑，嘴唇動動，只吐出一聲含混的“好”。

2001年初春，九十歲的周家榮臥病在床，呼吸微弱。他示意家人遞紙筆，顫顫寫下四個字：毛周朱彭。字跡潦草，卻仍見當年練就的勁道。紙才擱在胸口，手腕一松，人已安然而逝。鄉親們給他披上當年的軍裝，銅扣擦得锃亮，舊馬鞍擺在靈前，仿佛那段槍聲與馬嘶的歲月仍在耳畔。

如今，光山老街深處的族譜堂里，懸著一張微微發黃的照片：少年牽著青驄，身后站著意氣風發的紅軍指揮員。路過的人總會停下腳步，多看兩眼——在那個熱血與泥濘交織的年代，一技之長就足以改變命運，也足以為一支缺馬少糧的隊伍提供奔襲千里的可能。有人感慨：戰場上的鋒芒，往往來自后勤里最普通的那雙手；而建國后的溫度，則是對這雙手不離不棄的惦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