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毛主席設宴款待末代皇帝溥儀，席間突然關切詢問傳國玉璽究竟下落如何？

1924年深秋，北京重現沙塵。紫禁城外，民眾與士兵交織而行，紅墻金瓦映著昏黃暮色，仿佛數百年皇權的余暉在風里搖曳，一個時代倉皇退場的腳步聲就此刻回蕩。

就在這股喧囂里，故宮珍藏被撬開、搬運、流散。翡翠屏風、錯金銅爐、羊脂玉山子一箱箱疊放于車轅，隨軍閥隊伍消失在胡同深處。最引人遐想的，便是那枚清室沿襲的“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玉璽。傳說它脫胎于和氏璧，歷經兩千年沉浮，到了清代早已是仿制，卻依舊是天命的象征。亂兵從金鑾殿搜到乾清宮，又翻遍珍寶庫，終究空手而回；一場撲朔迷離的失蹤案自此開端。

追溯它的身世，還得把時鐘撥回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統六國，命李斯篆刻國璽，用意是把“天下一家”銘刻在玉石之上。漢承秦制，晉、隋、唐先后沿用。南宋失疆，原璽葬身北地，明亡后又被后金效法重鑄。乾隆年間，內廷工匠以和田青白玉重新琢制七十五寶璽，其中一方依舊刻著那八個蒼勁小篆，成為溥儀繼位時舉行“大典”必不可少的“定心丸”。

18歲的溥儀對這方寶物其實并無多少感情。1924年11月，北京政局忽變，馮玉祥的國民軍逼宮。臨行前夜，燈火噼啪，他只來得及收幾件私物，一干宮人七手八腳裹走衣冠、印章。次日清晨，“遜位皇帝”坐車出了神武門，身后是空蕩的紫禁城。玉璽是否埋于宮苑，還是在混亂中被人暗中攜走，無人說得清。幾天后，馮部奉命細搜宮室，連地磚都敲碎，卻只摸到零星象牙與字畫。玉璽，從此留下一道謎影。

戰火把這位昔日的九五之尊推向更激烈的漩渦。1932年，他被日本人扶上偽滿洲國的高位；1945年8月，關東覆滅，他在通化機場被蘇聯紅軍拘押，隨后輾轉押往伯力。1950年7月，隨第一批戰犯押回國，送入撫順戰犯管理所。十年的學習、勞動、思想匯報，讓這位掌過龍椅的人開始明白“臣民”與“公民”之間的距離。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戰犯管教實施辦法》，明確了悔改、立功、疾病三項特赦條件。溥儀以積極改造、獻出私人印章及金銀器支援抗美援朝而被列入首批名單。

1959年12月4日，特赦令公布。那一年，他53歲，穿著中山裝走出高墻。北京植物園給他安排了園藝助理的崗位，月薪百余元，他天天捧著《植物分類學》蹲在溫室，顫抖著澆水、松土，不再有人稱他“萬歲爺”。偶爾遇到游客指指點點，他也只微笑點頭。熟悉他的人私下議論：“皇帝學種花，世道真變了。”

轉折落在1962年正月初六。中南海頤年堂炊煙升起，國家領導人邀請部分特赦人員團聚。圓桌上一盤盤湖南臘肉、江南糯米藕，氛圍并不拘謹。席間，有人隨口提起宮中舊器，一位首長突然轉向溥儀：“那方玉璽，可還在？”屋內一靜。溥儀放下筷子，略微欠身，平靜地答：“1924年出宮時已不知所終，數年尋訪無果，深感慚愧。”說罷他又補一句，“但那本也許不是秦璽，只是乾隆御制。”主席擺擺手，“東西丟了就丟了，是塊玉，不必多慮。”隨即，他讓秘書取來紅色絲囊，取出象牙國璽，印面鐫刻“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璽”。眾人起身傳看，溥儀捧在掌心，片刻無言。

這枚新國璽的身世并不神秘。1949年夏天，延安老工匠在一間窯洞里選用漢白玉雕成，外形簡樸，方寸之間卻凝結了新的權力邏輯：國家主權來自人民，而非天授。對比之下，舊璽的傳奇色彩頓時暗淡。溥儀把它交還秘書時，輕聲嘆了句：“換了天下，好得很。”話音輕，卻像給自己亦給舊朝歲月蓋下終章。

此后，玉璽去處依舊成謎，卻再難掀起波瀾。溥儀安心守著植物園那片苗床，偶爾在政協會議上談文物保護的必要；有關傳國璽的消息，他從未再主動提及。對他而言，真正的印記已不在掌中的玉石，而是戶口簿上寫著“北京居民”的幾個字，簡單，卻沉甸甸。